《一颗铜钮扣》作者：[苏] 列夫·奥瓦洛夫

目 录

作者的话

第一章 初次相逢

第二章 控制自己

第三章 在妙龄女郎的掩护下

第四章 邀请跳舞

第五章 在自己的墓地上

第六章 牛奶桶

第七章 在松林里

第八章 去找“浮士德”

第九章 在灰褐色的灯伞下

第十章 “统治吧，不列颠！”

第十一章 来自黑暗里的声音

第十二章 明信画片册

第十三章 杂技演员

第十四章 小夜曲

第十五章 在仙人掌的阴影里

第十六章 结婚旅行

第十七章 “海湾旁有一棵绿色的橡树……”

第十八章 市长的侄女

第十九章 飞向月球

第二十章 坦率的谈话

尾声

作者的话

　　我的朋友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普罗宁是国家保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从前曾为他写了一本小书(《普罗宁少校历险记》)，算来差不多已经有二十来年了。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伟大卫国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拆散了我们两个人，弄得我们两人不仅不能保持某种联系，甚至连相互之间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当时的事变异常巨大，个别人的命运自然就退居到了极次要地位。

　　后来，战争结束了，国家转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人们开始互相寻找，我要说，那是经过了好长好长的一个时期，生活才又使我遇到了普罗宁。

　　问题自然是不少的：谁在哪里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

　　普罗宁从来不喜欢多谈自己

　　“至于我做了什么和干些什么工作，现在，还没有到我应该讲的时候，而且，我也没有权利把这些事都讲出来。”他说，“不过，我手里有一位军官的札记，这位军官是我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遇到的。我把这些札记给你，你看一看吧。从中你也可以了解到我的某些情况。他写这部札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版，不过，如果你觉得它有意思，也无妨拿去发表。自然，如果拿去发表，真名就应当改成假名。”

　　我看了这份札记，认为它是值得发表的。

　　我对原稿几乎未作改动，只在某些地方我稍微补充了一些细节，并把真名换成了假名，其中的主要情节却一动末动。

第一章 初次相逢

　　一颗铜钮扣，一颗普通的铜钮扣——它就是我亲眼见过并且参与了的那些罕有的悲惨事件留给我的纪念品……

　　我一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起这颗铜钮扣，在我面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女人的面貌，这样的女人在生活中是不常见的。

　　在我认识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这个异乎寻常的女人的时候，发生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个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特别是根据一般的审美观点来看，她的脸型很不周正．身姿也远不是很理想的。虽说有些男人喜欢同她接近，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能维持她对他们的好感……

　　请设想一个比中等身材还稍高些的褐发女人，一张椭圆形的面孔，高高的，甚至象男人那样的脑门儿，两只象蒙古人的那种眼睛，仿佛呈现着灰色，但有时，特别是当她激动的时候，就变得娇绿，不仅如此，这两只眼睛还总是冷闪闪的。而且，如果说她的上半部面孔有点儿象男人，那么，她的下半部面孔可就完全是女人型的了。她的鼻子和她那副椭圆形的面孔很不协调，要说她是翻鼻孔还有些过火，可是要说是个露孔的鼻子那显然是不够的，下　显得太小，线条柔和，倒很象一个妙龄女郎。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她那两片嘴唇，有时象孩子般的嘴唇那样肥满鲜红，有时变得凶狠起来，却显得又窄又白，就如同白垩。她的耳朵比一般妇女的耳朵要大，她的面颊上只是偶尔出现红晕。梳得光滑的头发只在鬃角儿上打几个小卷儿，她那两只小胳臂显得异常脆弱，但是两条腿却异常健壮，一看就知道肌肉发达，活象个经过长期锻炼的职业运动员。

　　不过，要叫别人来看，这个女人的外貌有很多地方完全可能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再重复一句：我们是在一种异常特别的情况下遇到的，所以我觉得仿佛她的外貌和一般的人也有所不同……暂时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吧。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外形和精神面貌，在活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展现出来的。她是个奇怪的女人，而且我也不怕有人指责我爱用传奇的术语，我要说，她是个面目狰狞的女人。

　　在她的外表上我还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在她的面孔和体形上有那么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不对称之处。

　　在谈话的时候她用一只耳朵听着对方的话，却仿佛用另一只耳朵去听一种别人听不到、只有她自己理解的那种自然界的音乐，如果她用一只眼睛凝视着谈话的对方，她就仿佛用另一只眼睛去搜索对方的背后；如果她用右手抚摸着对方的手，那么，她的左手这时就可能在手提囊或是皮手笼里摸索着小巧精制的手枪，准备转眼间射杀谈话的对方。

　　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不过，为了把一切都交代清楚，那还应当事先把我自己也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是军官，是一个参谋人员；在开战的前几个月我到了恰好座落在东西欧假定分界线上的一座古老的大城市——至于这条分界线．那它是那些无聊的欧洲政治家不怀好意杜撰出来的。

　　我到这个城市出差的任务具有极其机密的性质。在当时，任何人都知道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我不多罗嗦，只说一点，我出差的目的就是去研究一下，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敌人侵入我国西北部领土，战场将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配备某些特种部队。

　　我出差到的这个城市人声嗜杂，异常热闹，居民很多，形形色色。古老的衔区掺杂着高大的楼房区。我常常看到一些还没有消灭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同时，我也看到了那里好多既使我觉得奇怪，又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东西。

　　不过，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保守秘密了——这个城市就是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当时拉脱维亚才刚刚宣布为苏维埃共和国。

　　根据工作的需要我住在一家私人住宅，一个大机械工厂的工人家里。他是一个老党员，党性很强，远在革命进行地下活动的困难时期就经受过考验。我在他家里独自占用一个房间，我自己既有开大门的钥匙也有开自己房间的钥匙，所以很少打搅他们家里的人。我在这里离群索居，仿佛住在暗处，这样的地方是在任何旅馆里都很难找到的，而且，生活在自己人家里既不用担心不速之客，也不必怕那喜欢寻根问底的女仆来察看……

　　我从头讲，从我初次碰见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讲起。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一个夜晚我从我的首长同志那里走回家来——我有时要到他那里汇报我的工作进行的情况。当时已经是六月将尽的时候，连日来天气十分干燥。我从我们的军事机关那座灯火通明的大楼里出来之后就往一条又窄又暗的小胡同走去，我顺着下坡路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了道加瓦河那宽阔的沿河大街—一我是非常喜欢这条街的。

　　波罗的海沿岸的夏天异常温和，走在街上，我仿佛象钻进了从河里和那湿漉漉的树丛中散发出来的惬意的香气当中……

　　时间已经很晚，因此街上显得很空旷。我穿着便服，外面是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帽子也是深灰色，在黑暗中我一定是融合到沿河街上那道花岗石的高大房墙一起了。

　　突然起了一阵风，河上映吹来一股冷气，我冷得打了个寒噤，甚至竟想竖起我的大衣领子来。

　　这时，身后突然有人低声叫道：“喂，喂，同志！”

　　我转过身去。在我身后，那宽阔的人行道中间站着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女人。她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浅色外衣，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的左胳臂肘夹着一个在当时很流行的女人用的大手囊，头上戴着一顶很普通、很不时髦的小檐儿女帽，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很规矩、很体面的女人。

　　“对不住，我耽误了您。”她说，虽说她俄语讲的还不错，但也有些外国口音，“我想求您一件事……但愿您不至于拒绝……”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向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恳求您送我走到沿河街的尽头，”她接下去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虽然……”

　　我也确实觉得送她到沿河街的尽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她那个“虽然”的意思是直到我们走了十分钟之后我才了解的。

　　这个女人看来并不象个胆小无知的女人，不过，女人总好想些奇怪的事情。我这样想罢，就默默地把胳臂伸给了她，没有把她的请求看成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

　　我们顺着那些静悄悄的房子走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些房子突然显得严峻、冷漠起来了。我的这个女伴默不作声．而我更是不想问些什么去打搅她。当时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河水在远处闪动着。天上闪烁着暗淡的星光。再远些，道加瓦河对岸的一些街道上有模糊的灯光变幻着。

　　突然，在寂静中响起了汽车轮胎飞驶在石路上的籁籁声。我转过身去看了一眼。从远处向我们这里驶来了一辆汽车。看来，这辆汽车的牌子一定不坏，因为它开近来的时候异常轻快，转眼之间它的灯光就照得我眼睛发花了。

　　可是，还没有等我清醒过来，我的那个奇怪的女伴一下子就把我向她搬了过去，使我背对着马路了，她紧靠着我，并把我的头搬向她的脸，就把嘴唇紧紧地贴在我的嘴唇上了。

　　在她吻我的这一瞬间，我听到汽车开到我们眼前的时候，放慢了速度，车门开了一下，马上又砰地一声关上了，当我推开这个奇怪的女人以后，汽车已经开过去老远，我只看到了车身后面一闪一闪的红灯，仿佛象一个信号，报告了刚才发生并且已经消逝了的危险。

　　我大概没有掩饰住吃惊的神情，并且一定是用惊诧的眼神望着我的女伴了，因为她微笑了一下，抚摸着我的袖口说：“您真可爱，我要能爱上您有多好啊。”她撤娇地说，但她马上又急忙补充了一句，“您可别为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永远不会爱上您。”

　　可是，我们刚刚走了几步，在这只有模糊的沙沙声和某种微弱响动的寂静的夏夜里，又响起了尖细刺耳，我要说，甚至是一种很悦耳的哨声，很象警笛。

　　我连转身都没有来得及。

　　我的女伴猛然拉住了我的胳臂，推我靠在墙上，就用象男人一样有力的手使劲往下压我的头……

　　我突然本能地感到，马上就会有人向我开枪……

　　但是没有，我并没有听到枪声。

　　不过，我却清楚地感觉到了身旁的空气急剧地处动了一下，就仿沸象一只看不见的大鸟从我的头上一掠而过，它的翅膀几乎都碰到了我……

　　哨声突然中断了，枪声并没有随之而来。但是，我仍然觉得，在这种奇妙的环境里，我已经变成了一头野兽，一些无形的猎人正在迫捕着我。

　　过了一会儿，当我的女伴把她的手缩回去以后，我才转过身来，瞧了瞧那笼罩着这条空旷的沿河大街的朦胧夜幕。

　　我觉得在远处，在那昏暗的天空背景中仿佛有一个黑影，象是一个人的轮廓，但是这个幻影只出现了一瞬间，马上就消失了，仿佛是融化在别的模糊的黑影里了……

　　我当时以为这个怪影只不过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这是由于我那位意外的女伴太神秘了的缘故。

　　我从不喜欢幻想．而且我在任何时候都总是有根有据地考虑问题，做着平凡而严肃的工作，可是突然在这里，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夜空下，时当1941年的夏天，事出突然，我却意外地置身于这样离奇的事件里—一这种事件我从前只是在冒险小说里才看到过！

　　可是，我的女伴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她只是冷漠地望着我。

　　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气愤了。

　　“岂有此理！”我不由地喊道，接着就很刻薄地问她“您看怎样，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什么呀？”她反问了我一句，冷笑了笑，但她自己马上又回答说：“啊，这件事……不，我以为不能了。恐怕到这里已经全完了。”

　　“可是，您不想对我说明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吗？”我又问她，力求了解这件事的全部真相。

　　“不，我不说明。”我的女伴冷冷地回答我说，但她立刻又很客气地补充说：“无论如何，多亏您才使我摆脱了极其不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我选的人还不错。”

　　“哼，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闷问不乐地回答说，“你大概在路上就碰到了我一个人。”

　　“您那样想是不对的，”我的这个女伴紧紧地靠着我的胳臂，反驳说：“在我找您之前我早就清楚您是干什么的。”

　　“果真吗？”我讥诮地说，“一个男子，三十多岁，高个子，穿的还挺不错……”

　　“噢，不是！”这个女人打断了我的话，“我知道的比您想的那些要多。”她也带着讥诮的神情从下往上打量着我，“您想让我说出来您是谁吗？”

　　我用带有庇护心情的眼神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

　　“那好吧，您说说看！”

　　她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您是苏联军官，马卡罗夫少校。”

　　这又使我大吃一惊：“真是岂有此理！……”

　　“您方才向您的上级汇报了工作情况，您目前在此地工作……”她停了一会儿，又冷笑了一声：“唔，至于您现在做些什么，这就无关紧要了。”

　　“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她，希望彻底弄清楚达个女人知道我些什么。

　　“这无关紧要。”她依旧不愿回答，并且加快了脚步。

　　我和她并肩走着，紧张地考虑着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了。”她说，并且扬了扬下颌，仿佛用它指着前面，“请您记住：从衔角我们就分手了。”

　　我们在衔角站下了。沿河街向下延伸着，往旁拐有一条林荫大道，街道两旁的商店和餐厅射出了五光十色的灯光。

　　“可是，您究竟是谁呢？”我又问这个陌生的女人说。

　　她笑了笑。

　　“您是俄国人，俄罗斯有那么一句挺好的谚语，”她说，“‘知的多，老得快’。这个‘老得快’的意思就是早死。可是我并不希望您死。”

　　可是，我弄不出究竟，还是不愿意放走她：“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卓霞。”她说，“好啦。再见吧。”

　　她放开了我的路臂，但我想拦住她，就拉过来了她的那个手提囊。她立刻很粗暴地使劲打了一下我的手，手提囊就掉到她的脚下了。我哈下腰去，刚刚拿到那个编织的小皮带，就觉得手指下面一动，手提囊的小皮带就断了。

　　我的这个女伴把手提囊从我手里抢回去了，我不由得向四外看了看，但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这个奇怪的陌生女人就不见了。我气恼地站在那里，只看到她那件浅色的大衣在树丛里晃动着，离我已经相当远了。

　　这桩莫名其妙的事件破坏了我生活的常态……

　　说一句尽人皆知的话：生活中的真事有时比精心杜撰出来的故事还要离奇。我不禁想到了著名的华莱士所写的侦探小说里的一些复杂的情节，可是我刚才碰到的这件事比华莱士幻想出来的情节还要离奇。

　　她的大衣在树丛那面闪现着，她越走越远了……

　　我加快了脚步。

　　在黑黝黝的树丛那面，在里加最豪华的“罗马旅社”的屋顶，餐厅放射着绿色的灯光。

　　这个陌生的女人向旅社走去了。

　　应当追上她，尽可能把一切弄清楚。

　　我急忙穿过林萌路和大街，走到了那灯光耀眼的旅社门前，看门的人很客气地给我打开了门。

　　我一走进那宽阔、整洁的餐厅前堂，就知道要在这里找到一个空位子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衣帽寄存室里已经挂满了上衣。但我还是脱了外衣。走上那宽大的大理石阶梯，就进了一间大厅，里面挂着好多金黄色镜框的镜子，还有带水晶垂饰的青铜枝形挂灯，闪变出象霓虹的各种彩色。

　　大厅里确实是满满的，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当时并不是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都离开了加入了苏联的里加，有些是没有来得及走掉，有些人还打算等一等看。有些人对突然闯进古老的里加生活当中的那些新的东西是很不得意的，其中好多人每天晚上就到夜餐厅里来消磨时间。他们依旧过着自以为是豪华的生活。男的多半穿着就餐服和常礼服，女的都穿着很时髦的夜装。沙龙式的乐队在一座不高的舞台上奏着一种忧郁的曲子；有那么稀疏的几对男女随着乐声在那嵌木地板上懒洋洋地直着腿在跳舞，擦得地板沙沙响。

　　我打算找一张桌子先坐一坐，我很走运，这时恰好就腾出了一张空桌。手眼麻利的侍者并没有让我等很多时间，马上就给我定好了莱，只过五分钟，他就给我送来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白铜咖啡壶和一瓶金光闪闪的、上等的白兰地酒。

　　我呷了一口白兰地酒，又喝了一口咖啡，就抬起头来察看周围的这些人。

　　我的视线从这张桌移到另一张桌，从这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

　　啊，我并没有白来！我看到我刚才的那个女伴了，她离我只隔着几张桌子。

　　她穿着一件深黑色天鹅绒的外衫，胸部的开口很低，显出了她那白白的项颈，这就使她那瘦削的胸部显得不那么难看了。她身上唯一的点缀是一个不大的玛瑙十字架，悬在很细的一条金链上……不，我不会看错的！

　　她的目光正投向高处．仿佛从人们的头上望着什么，但我觉得她并没有注意谁。

　　同她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比她年纪稍大一些的女人，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丝料外衫。另外还有一个男子，说不准多大年纪，穿着极其讲究，但他的面孔却显得异常呆板，怏怏不乐，毫无出众之处。对他很难说什么别的，只能说他有一撮剪得很齐的淡红色小胡和一头梳得十分光洁的头发，头发的颜色很象那弄湿了的大麻。

　　我又去看我刚才的那个女伴。她一定是觉察到我的目光了，就把她望着天花板的视线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在这里，在这个餐厅里，当着几十个人的面表示我认识她，于是我只是点了点头，这样，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在注意着她，同时也不至于被别人发现。

　　但是她却很淡漠地把她那冷冷的目光从我身上挪开了，并且对我向她表示的问候没有作一丝反应，连眼睫毛都没有动一

　　动，仿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我一样。

　　我叫来了侍者。

　　“请您告诉我，”我一面问，一面用下颌指示我那个女伴，“这个女人常到这里来吗？”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侍者回答我道，客气中含着冷淡。

　　这时我的那个女伴和她的同伴已经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他们从我的桌旁走了过去，我又闻到了一种不知名的香水的微弱的謦香……

　　看来，她是再也不打算同我继续打交道了。

　　我又等了一会儿，好不叫任何人知道我在注意谁，就急忙把几张纸币扔到桌上，从大厅里出来了。

　　前堂里已经没有一个人。我走到了街上，街上只有几个稀疏的过路行人，我绝不会把他们错认为是我要找的那几个人的。

　　我转过身来去问看门人：“您没有看到一个女人？……她穿一件浅色的外衣……”

　　看门人很客气，甚至是有点儿同情地笑了笑：“他们刚刚坐上汽车走了，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回家去，以便第二天把这一切报告给该当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这样决定以后，就塞给看门人一些小费，下了台阶，走到人行道上，不慌不忙地离开了餐厅。

　　我安详地走在沉睡着的里加的大街上，那稀疏的行人顾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他们。我到了柴普利斯的家——我住的那一家就姓柴普利斯——我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向四外看了看，开了门，进了院子，从里面把门锁好，我这时才轻松地透了一口气，想：现在，今晚发生的那一切奇怪的事情一定已经告一段落，绝不会再有什么东西搅扰这个住着普通的劳动人家大院的安静了。

　　我不慌不忙地上了楼梯，蓦地我又感到惶惶不安了，我觉得楼梯上不光是我一个人，暗中有人在我附近藏着，等着我，并且眼看着就有两只看不见的手抓我来了……

　　我放慢了脚步，后来就站住了，凝神地倾听着，四外万籁无声。

　　突然，闪出了一束灯光，照亮了楼梯和那灰色的墙壁……

　　这时我恍然大悟，上面有人扭开了手电筒……

　　上面，在梯台上站着的正是我在道加瓦河沿河街送过，并且不到一个钟头以前还在夜餐厅的大厅里见过的那个陌生女人。

　　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仍旧穿着她那件浅色外衣，里面是她那件黑色天鹅绒的长衫，她的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眯缝着她那两只发绿的眼睛，直盯盯地瞧着我。

　　还没有等我问她什么，她已经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伸出了右手，抬了起来，我看到了一支对准着我的小型手枪的枪口。

　　“岂有此理……”我说，在她开枪之前——这一点我记得异常清楚——我听到了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隆声，于是——我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控制自己

　　当我苏醒过来以后，首先看到的便是向我开枪的那个女人的面孔……

　　我感到异常软弱，全身都不能转动，连头都抬不起来……

　　四外是一片白色，阳光耀眼。那个神秘的陌生女人的面孔就在我的眼前，透着一点点笑容，看来她这副面孔与其说是冷漠，倒不如说是怀着恶意。

　　我掀动着嘴唇：“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了？”

　　“别作声，别作声！”她命令式地低声说，甚至还显得很亲切，“不要讲一句俄国话。如果您想活，那就别作声。我以后再跟您解释……”

　　其实我自己根本不愿意讲话，因为我太软弱了。头又晕起来了，于是我就闭上了阴暗。待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陌生的女人已经不见了。

　　我慢慢清醒过来，就开始审视周围的一切。

　　一片白色，阳光耀眼。我这是躺在一个病房里。不错，毫无疑问，我是在病院里。墙是白的，桌子也是白的，身下是镀镍的铁床。从两扇宽大的窗子里射进了夏日耀眼的阳光。这个病房里一共只有三张床位。一张是在窗旁，这就是我这张；在我旁边靠门口那张床上也有一个病人，另一张床靠着对面的墙，那张床是空的……

　　突然，我想起了一切——这一回我才完全清漫过来了！——想起了这个可怕的一夜，那些莫名其妙的事件，没有说完的那句话，还有对准我心窝的那支枪筒……

　　我的胳臂瘫软无力，不听使唤，它仿佛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抬了起来，用手摸了摸胸口……

　　不错，胸口缠着绷带，确实是有人向我开枪了。

　　我在这个病院里躺了多久？那个女人为什么也在这里呢？

　　“同志……”我喊躺在门旁的那个病人，但他并没有回答我，甚至连动都没动。后来我才知道真是万幸，他干脆就没听见，他已经听不到我的喊声了。

　　这时，我听到了人声。门开了，病房里走进来好多人。这些人都穿着白罩衫，戴着小白帽。我就想这一定是医师巡诊来了。

　　进来的这些人都十分快活，笑着，并且互相开着玩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讲德国话。

　　他们先走近了躺在门口的那个病人的床前。

　　——个短小粗胖的年轻人，话讲得相当快，我很难懂他的意思。看样子，他是在报告病人的病情，这时又马上走进来一个身材细长，体格消瘦的人，差不多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他高傲地扬着他那个小脑袋。他是这些人当中的主要人物，其余的人都是他的下属。

　　“教授先生。”那个短粗胖的人向这个老头述说着病人的病情，不断地这样称呼他。

　　“很好，”那个老头子气咻咻地说，突然，他打断了那个人的话，对他的同伴们伸出了他那四个青筋嶙嶙的细长手指，并且很正经地数着说：“一，二，三，四……就完了！”

　　过了四天我才明白这个老头子的意思。

　　后来，这个老头向我转过身来，于是大伙就走到我的身旁。

　　这次讲话的不是那个短粗胖的人，而是使我落到病院，而且显然对我的命运开始起着某种作用的那个神秘的女人。

　　她同别人一样，也穿着白罩衫，头上包着一个白头巾，我不晓得她在这里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但她的举止在这些医士当中非常随便。

　　她指着我说：“教授先生，这都是您的功劳……”

　　她讲的是一口流利的德国话，我完全听得懂。

　　大家都称为教授的那个老头子很宽厚地笑了笑——我不知道他这一笑是否是因为他确实有什么功劳，或者只是由于这个女人对他恭维了一番的缘故。

　　“啊，如果是这样，”这个教授仿佛敲响了一下他的干巴舌头，“那可就太好了。”

　　“他是今天早上苏醒过来的。”那个女人又接下去说，“他想讲话，但我把他制止了，他身体还弱，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啊，您可真是一个出色的助理护士！”教授亲切地微笑着夸奖她说——他对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微笑过，“但愿在您的照看之下，绝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这位……这位……”

　　这位教授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那个陌生的女人急忙提醒他说，“您早就认识他啊……”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并且意味深长地对她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妨碍他恢复健康。”

　　他哈下腰来，扒开了我的下眼皮，瞧了瞧我的眼睛。

　　“挺年轻啊”他善意地补充说，“假设他的血管发生了硬化，那我就不在他身上白费事了。”

　　他用他那细长的手指小心地摸了摸我的肩头，甚至竟表现出很爱护我的样子。

　　“我一看您的眼睛就知道，您本来就没打算死。”他突然用英语说，并且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懦夫一生数死，丈夫只死一遭。”

　　这是一句赞赏的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最想知道的是：我究竟怎的了，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后来，这位教授转过身去，迈着方步，连膝盖都不屈，直着两条腿就从病房里走出去了。

　　其余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个陌生的女人，也都跟在他的身后，一个一个地出去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剩我一个人以后我就又想，我是不是神志昏迷了？我本来是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可是他们为什么管我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我怎么变成了一个拉脱维亚人？为什么会是一些讲德国话的医生给我治疗？我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是那个打算害我的女人来照看我？

　　我想到了这些以及如此等等的好多问题，但我却找不到答案。

　　我绞尽脑汁去想，我终于恍然大悟了：我是被人抢来了！

　　是的，这种假定是完全可能的……

　　象我这样的军官知道的东西当然不少：我所掌握的情况不可能不引起外国参谋本部的注意，这可能是某一国极其大胆和狂妄的间谍机关冒了这次险。

　　尽管这样的事很难令人置信，但我几乎肯定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了。我就对我自己说：是的，他们把我抢来了。这个女人并不是要把我打死，她只是企图使我失去反抗的能力……后来，我就又问我自己：我这是躺在哪里？是落到德国人手里了吗？是的，很可能是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了。但是他们打算怎样呢？他们绝不会从我身上弄到什么，这一点我是确信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会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如果说他们要抢我，那正是因为我是马卡罗夫少校，是苏联的参谋军官，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晓得的什么贝尔金先生！而且，为什么又不许我讲俄国话？为什么那个女人的做法仿佛象是要我瞒着什么人？最后，那个高个子德国教授说的那几句英国话指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又闹得茫然无措了。

　　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我这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苏联的病院里。

　　在这一天里，卫生员和护士到病房里来过好多次，其中大多数人跟我讲话是用德语，只有几个人讲拉脱维亚话。

　　但是，我还记得那个女人早上给我出的主意，他们说什么我都只是轻轻地点头示意。

　　傍晚，那个陌生的女人到我这里来了。

　　她坐在床前，微笑着抚摸我的手。

　　她用英语同我讲话，而且声音很低，尽管有人在门外偷听也听不清楚讲些什么。

　　“忍耐，忍耐高于一切，以后您一切都会明白，”她态度温和，但很果断地说，“您目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您可以讲德语、英语、拉脱维亚语，可就是不要讲俄语。总之，您应该忘掉您是俄国人。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对您讲清楚。”

　　我就开始问这问那，但从她的回答里并没有弄清多少问题。

　　“我这是在哪里？”

　　“在德国病院。”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您以后会清楚的。”

　　“可是您是谁呢？”

　　她笑了。

　　“不记得了吗？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她沉思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的全名是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而且我们两人早就熟识，您是应该记得的。”她站起身来，并且仿佛有所阴谋地用一根手指压在了她的嘴唇上，“养病吧，请记住我的忠告，一切都会好的。”

　　她走了以后，整整两天没有再来。在这两天当今。各种各样的揣度可把我苦恼坏了，后来我就倾听周围别人的谈话，仔细地斟酌听到的每一个字，但我还是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慢慢地有了力气，也能够望望窗外了。于是，我以为我是被抢来的看法就无法成立了；因为我依旧还在里加，对着病院窗子的那条大街我是非常熟悉的。

　　在我失去知觉的那几天里，发生了一件异常可怕的大事。如果说我被无理的外国间谍机关抢出来是件极其可怕的事，那么这几天发生的这件事要比那更可怕得多……

　　希特勒德国侵入了苏联，可是我还在里加，还是在原来的那个里加，但它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

　　在靠门的床上躺着的是他们的一个爱司，是叫我们的飞行员打掉的。他在里加城外降陆时受了重伤，如今已经要死了。

　　应当为德国人说一句公道话，他们照看他们的爱司还是非常细心的。他们想尽办法要减轻他最后一刻的痛苦。

　　可是，他们为什么也那么细心地照看一个被俘的俄国军官呢？——因为我实际上已经成了他们的俘虏了——这一点我怎样也想不通。

　　不过，我当时又想起来了，我已经不再是我，不知为什么我如今已经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了。于是，我又闹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我只得等着，等我恢复元气以后，就会弄清一切，并且可以采取某种办法。

　　在我恢复知觉以后的第三天头上，走廊里突然喧嚷起来，往病房里抬进了一个新的伤员，这个新来的伤员就被放到那个空着的床位上了。

　　我已经觉得有些见好，于是就很感兴趣地打量着我的这个新邻居。

　　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胸部缠着绷带，十之八九是个重伤员。

　　他起初给我的印象还很不坏。他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两只看来很聪明的灰色眼睛，鬃角已经有了花白的头发，两片嘴唇有些发干，这个人看来有四十五岁光景，一般说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可是，不久之后我就把他恨到什么程度了啊！

　　这个病人来到这里以后过了几个钟头，就有两个德国军官走进了病房。他们穿着黑色的盖世太保制服，上面胡乱披着医院的白罩衫，其中的一个是少校，另外那个是中尉。

　　这两个军官用斜眼瞧了瞧我，就站到那个新来的病人床前。

　　“希特勒万岁！”那个少校向那个病人喊道。

　　“万岁。”病人用微弱的声音问答说，但，看来他是拼命想把话说得更有力些。

　　卫生员拿来了两把椅子和一张不大的小桌，还有文具，于是这两个军官马上就开始讯问了。

　　“您叫什么名字？”那个带着少校军衔的军官马上问那个病人说。

　　“弗里特利赫·约甘·加什凯。”那个病人也很快地回答他说，话说得十分清兹，很象个兵士。

　　那个中尉记下了他的回答。

　　“在俄国您就叫这个名字？”少校问。

　　那个病人笑了。

　　“不，护照上写的是菲多尔·伊万诺维奇。”

　　“菲多尔·伊万诺维奇·加什凯？”少校又问了一遍。

　　“是。”加什凯肯定地回答说。

　　“您为领袖和德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我感到十分高兴。”少校说，“您说话吃力吗？”

　　“不，我有力量，”加什凯微弱地、但很清楚地回答说，“我甘愿……”

　　讯问继续了两个多钟头，少校问话，中尉不停地在写。

　　加什凯原来是一个变了节的投敌者。他是早年移居在伏尔加河沿岸沙里普特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后裔，在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曾在萨拉托夫教过书；被征入伍之后，他在开战的最初几天里到了前线，就立即作了投敌的准备。他所在的那个团刚一同敌人接触，加什凯就利用短时的沉寂时刻向前跑去，扔掉了武器，就跑到德寇阵地去了。

　　苏军方面立即向这个变了节的人开了火，德国人却没有开枪，因为他们立即猜到这是怎么回事儿了。加什凯受了重伤，但他到底跑到了德寇的阵地才倒下。他并没有空着手跑到德国人那里去：在逃跑之前他钻进了团部，打死了参谋长，并且偷走了一些重要的文件。

　　野战医院判明了这个投敌者的重要性以后，就下令立即把他送往里加……

　　看来，加什凯十分清楚，空口说白话是无法得到德国人的好感的，只有弄到一些关于苏军的确切而重要的情报才能断定投敌者的真正价值。

　　事实也确是如此，加什凯并没有多讲废话，他看到了一切应该看到的东西，记住了一切应该记住的东西，现在他满怀着内心的喜悦，向坐在他面前的盖世太保把他的情报和消息都和盘托出了。而我，唯有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叛变行为。

　　可是，盖世太保并没有怎样注意我，有我在场不仅没有使他们感到不便，恰恰相反，他们倒似乎很高兴让我听到他们同这个投敌者谈话的内容，这件事也使我很难理解。

　　加什凯是一个聪明人，他带来的情报无疑是极端重要的，但是，通过这场谈话我却把他彻底认清了……

　　啊，我现在有多么讨厌他啊！

　　过了两个多钟头，两个盖世太保说罢祝他早日痊愈，就走了。

　　有人给我们送来了晚饭，很不错：有肉，有白菜，有浆果，甚至每人还有一杯一种有些发酸的葡萄酒。

　　事情十分明显，我们在这里享受着特权。

　　加什凯吃得很香，我暂时也不打算死去，我很想早日恢复健康，并且设法回到祖国，只有那个爱司是顾不到吃饭了。

　　第二天，那两个盖世太保又来了。

　　看来，德国人一定是用某种办法查对了加什凯关于杀死参谋长的口供，而文件也确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少校答应为他请奖了。

　　加什凯把他知道的一切事情部泄露出来了。这个可恶的加什凯，他可真细心！他记住了什么样的炮兵营在什么地方．又记

　　住了什么样的部队经过了他的驻地，也记住了他走过的地方有什么部队，以及附近的飞机场在哪里……

　　本该立即把他当场处决，以便不让他把这些情报泄露给德国人，可是当时我的手边却连个木制的裁纸刀都没有……

　　盖世太保给加什凯拿来了一些报纸，于是他就很客气地拿给我看。这可真是一些可怕的报纸。那上面报道了希特勒匪徒在不停地向东推进，并且说很快就要占领莫斯科，其中也报道了杀死很多的苏联人。

　　我不相信他们报纸上的消息，可是加什凯却恰恰相反，他一味冷笑，仿佛这种消息使他感到异常高兴。

　　在第四天晚上那个爱司死了，这时我才明白了那位教授伸出四个手指的意思。

　　于是，病房里就剩我和加什凯两个人了。

　　加什凯几次企图同我攀谈，但我默不作声，装作身体虚弱、没有力气说话的样子，其实，实际上我已经感到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并且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这个叛徒弄死了。

　　盖世太保每天来看加什凯，每天都能从他嘴里弄到某些新的东西。

　　最后，他被弄光了，那个中尉要写的东西越来越少，加什凯已经把他能看到和记得的东西部讲出来了。但我却觉得盖世太保和加什凯相互间还都有所期待。

　　一天晚上，扬科夫斯卡亚女土又到病房来了。

　　我真不明白她在这个病院里究竞是个什么角色。当然，她也穿着一件一般的白罩衫，但是，看来她并不做医务工作。有时她竞离开好几天，有时她就在病房里闲逛，无所事事，也不怕别人看到她闲散。总之，她和病院里别的德国人比有些特殊就是了。

　　她一声不响地坐到我的身旁，又习惯地仿佛是透视着墙外。

　　病房里传来了街上的喧嚷声。加什凯仿佛在打磕睡。我打量着扬柯夫斯卡亚。

　　她身上有那么一种不可捉摸和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她这样的女人，而且在我所看到的一些女人身上，也没有发现过有她那种东西。我总感觉她仿佛象个章鱼，随时随地伸动着她那无形的触角。

　　“您可曾了解过真正的爱情吗？”她突然用英语问我说。她在这个医院里总愿意同我讲英语。

　　“当然喽。”我说，“哪一个象我这样年纪的男人……我３０岁，还没有结婚……”

　　“不，我不是指那种一般的，规规矩矩的爱情。”她执拗地打断了我的话，“您曾否爱一个女人直爱到忘掉了理智、名誉和良心……”

　　我想，她又在打算同我搞鬼，我不免又要受她的害……

　　但是，也不该使她失望啊。

　　“我不曾那样爱过，”我犹疑地说，“大概是未曾那样爱过，我还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女人……”

　　我想，不可以靠着她跑出去吗？

　　“可是您能否爱我呢？”她突然毫不隐讳地问我说，“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如果我也同意为您……”

　　我转过头去瞧了瞧加什凯。

　　他直打呼噜，一定是睡着了。

　　“他睡了，”杨柯夫斯卡亚很不经心地说，“而且他也不懂。”

　　“很难说，”我犹疑地回答说，并且想争取一些时间，就补充说，“我们以后再谈吧……”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女人们向他提出这种问题的时候，他是不会踌躇的。”扬柯夫斯卡亚不高兴地说。

　　“我的热还没有退。”我低声回答说，“另外，这里也黑，我也瞧不见您是否在笑……”

　　“您说的很对。”扬柯夫斯卡亚说，‘一到晚上就要发烧。”

　　她站起来走到房门口就把灯打着了。

　　‘您睡了吗？”她对着加什凯，用德语大声问道。

　　“没睡”加什凯回答说，“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

　　扬柯夫斯卡亚冷笑了一声，从白罩衫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块巧克力糖，掰成两半就给了我们一人一块。

　　“谢谢。”加什凯道了一声谢，马上就吃起糖来了。

　　“您怎么不吃？”扬柯伏斯卡亚问我。

　　我摇了摇头：“我不想吃甜的。”

　　扬柯夫斯卡亚仔细地瞧了瞧我的眼睛。

　　“不要紧，以后您还是会想吃甜东西的。”她说罢向我们两人点点头，“好好养着吧……”

　　她也没告别，就出去了。

　　“这种娘儿们，”加什凯赞许地说，“可比任何巧克力都要好。”

　　第二天早上，盖世大保少校没带助手，一个人看加什凯来了，因为如今已经再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

　　这个少校坐在了加什凯的面前。

　　“您觉得怎样？”少校问道。

　　“很好。”加什凯回答说。

　　“您算幸免一死了。”少校说道。

　　“这是上帝和领袖保佑了我。”加什凯回答说。

　　“可是以后您打算做什么呢？”少校问道。

　　“少校先生，领袖和您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加什凯回答说。

　　少校沉默了片刻。

　　“这样吧，”少校说：“我们为您考虑过，我们一定使您有机会表现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

　　他给加什凯描画了一幅美妙的远景。虽然加什凯生在俄罗斯并在那里长大，但他却表现得象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盖世太保很信任他。他们决定把他留在里加，给盖世太保当翻译。开始时给他的军衔是上等兵，以后怎样那就要看他自己了。

　　我当时就想，加什凯一到盖世太保，他就一定会表现自己的！

　　“您对我的这种安排有什么意见呢？”少校问道，“我们不急，您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少校先生。”加什凯很坚决地说，“我对您的信任表示万分感谢，并且一定不辜负这种信任。”

　　少校笑了笑，爱护地拍了拍加什凯的肩头。

　　“我是不怀疑您的。您出院以后马上到盖世太保去好了。”

　　加什凯送走了他未来的上级，马上就躺下睡了，而我……

　　我考虑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加什凯安静地睡着，可是我一直在考虑，考虑……

　　我可怎么办呢？

　　跑！自然应当跑。回到自己人那里去，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这却是唯一的出路。离开病院，养足了精力就可以跑了。我是不准备死的，不过，如果逃不脱的话，我也要让我这条命死得更有些价值……

　　后来，我就又想到了加什凯。一定得搞掉这个家伙。他的这种叛变行为就已经该当处死了，如果再让他到盖世太保去，那他会往上巴结，一心一意为德国人干事情的……

　　可是，怎样杀死他呢？我想起了那么一本书，记得那里面曾描写过在集中营里怎样对付奸细。把枕头扣在他的头上，一直把他闷死拉倒。我的力量还是够用的……

　　不久，他醒了。因为我不愿意同他谈话，于是他就哼起……“卡秋莎”！这样一个变了节的人竟唱起我们苏联那样一首好歌曲……他真是恬不知耻，我真想走过去堵住他的嘴！

　　但是，我只得忍着……

　　到晚上了。他们送来了晚饭。我们吃过饭，他们把餐具拿走了，病房里又剩了我们两个人。

　　加什凯叹了一口气。

　　“很想知道知道，那里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呢？”他含糊地说道，眼睛望着高处。

　　“明天你就什么也不想知道了。”我暗自回答他说，不过我并没有讲一句话。

　　后来他就准备睡觉了，一般说来，他是很爱睡觉的，于是我也就转过身去面对着墙，装作睡觉的样子。

　　到夜里了。

　　“怎么这么渴。”我大声说。如果加什凯没有睡，那他一定会吱声的。

　　加什凯一声没响。

　　于是，我下了床，把灯关了，这样，万一有人走过病房附近就不会看到里面做什么。

　　我又等了一会儿，待我的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了以后，就走到加什凯的身旁。

　　他匀称地呼吸着，根本没有想到他的末日已经来到。

　　我回到我自己的床前，拿起枕头，把它抱在胸前，又走近了加什凯的床前……

　　他侧着身子躺着。

　　如果他能仰躺着可有多好啊……

　　他翻过身来了。

　　他的面孔我看得十分清楚……

　　“马上用枕头捂住他，”我暗想道，“一直捂到……”

　　啊，这是怎么了？

　　加什凯睁开了眼睛，他那两只凝神注视的灰色眼睛我看得很清楚，他没有跳起来，既不起身，也不动一动。他低声清楚地、用俄语冷漠沉着地说：“贝尔金，别胡闹。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轻举妄动。赶快回去，要控制自己。”

第三章 在妙龄女郎的掩护下

　　应当承认，我听罢加什凯叫我控制自己的这番话以后，茫然无措了……

　　是的，我茫然无措，两手抱着枕头，呆若木鸡似地站在加什凯的床前。我当时的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可笑的。

　　可是加什凯这时却翻转过去，侧着身子又睡了。

　　当然，我不能担保他一定是唾着了；我不晓得他是否真的睡了；但是至少他是闭着眼睛侧着身子躺着。他那匀称的呼吸似乎是说明他又睡了。

　　我在他的床前站着，站着，一直站了好久，后来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床前，坐下寻思起来了。

　　我什么都想到了，可就是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招！如果他突然向我开了一枪，我也许不会感到怎样吃惊的。加什凯，加什凯……也许他并不是加什凯？那么他是谁呢？……

　　我忍不住了，又走近他的身旁，这一次自然是不再拿枕头了。

　　“喂！”我叫道，“加什凯先生……或者您不是加什凯？加什凯同志！”

　　但是，他并没有回答。

　　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床前。该睡了，但我却睡不着。

　　如果加什凯制止了我，而不马上向盖世太保告发，那就说明他本是他们的人。但他的一切行为又和我们自己人不一样……

　　我决定第二天把他好好考察一番……

　　可是第二天早上事情却象飞快的电影镜头一样，突然起了急剧的变化……

　　我们还没有醒来洗脸喝咖啡，前些天陪着盖世太保少校来过的那个盖世太保中尉就来接加什凯来了。

　　“万岁！”

　　“万岁！”

　　“加什凯先生，我接您来了。我们需要您……”

　　我仔细地观察着，也可以说是研究着加什凯，打算看透他的内心活动。可是这位加什凯先生却没有注意到我在瞧他，他甚至都没有往我这边看一眼。

　　“我完全听您的吩咐，军官先生。”加什凯回答那个中尉说，“但愿我不愧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儿子……”

　　这位加什凯先生，他真就这样有腔有调地说出口了！

　　卫生员进来了，他象兵士那样笔直地站到了那个中尉的面前。

　　“中尉先生，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报告说，“病人先生可以换衣服去了。”

　　“走吧。”中尉说。

　　“请稍候。待我归拢一下报纸。”

　　于是，加什凯便开始把他住院期间所得到的各种法西斯报纸都从托架里拿了出来。

　　他的情绪很高，甚至竟唱起一支不堪入耳的德国歌曲：

　　一个美丽的姑娘，要想过河，

　　她就应当对船主，万分亲切……

　　他一面归拢着那些废报纸，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唱起了迭句：

　　给他一束花，

　　一束花，还有你那深情，

　　至于他是否答应，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领……

　　他有点儿嘲笑般地望了我一眼，又意味深长地唱起重句：

　　唉呀呀，唉呀呀……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领！

　　一个投敌者，他不仅跑了过来，而且还在盖世太保处弄到了工作，因而情绪很高．并且唱起了歌子，这是毫不为奇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仿佛觉得这首歌是唱给我听的。

　　我总觉得加什凯特别意味深长地瞧了我一眼，又故意引人注意地唱了这首歌里的迭句，说什么要想过河，就得同船主万分亲切，又说什么为了过河，可以舍出一切，至于船主是否答应那就要靠自己……。

　　很难说这其中的意思究竟是好是坏，但这首歌里的确包含着某种言外之意。

　　加什凯昨夜为什么制止了我？他为什么没有告发我，但也并没有肯定地回答我？或者是他自己舍出了一切，要我也象他那样干？他或许以为我们两人是一丘之貉？……

　　我也许会一直这样想下去，但不久，扬柯夫斯卡亚走进了病房，并且宣布说也要我出院了。

　　“我把您的东西带来了。”她说，“他们马上就把提包拿来，把衣服穿好吧，我在下面等您。”

　　提包拿来了，很漂亮，是一个很贵重的猪皮手提皮包，但并不是我那个。我把皮包打开了：里面有衬衣，西服，皮鞋；这一套男人的装束相当朴索，但很精美，价钱一定很贵。这些衣服并不是我的。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穿好了，可以说也合身也不合身，仿佛裁缝和徒匠给我做小了一点；但是一般说来，想必是还挺不错，因为来送我的那个值勤护士不无赞赏地叫了一声：“噢，贝尔金先生！……”

　　扬柯夫斯卡亚在过道里等着我。我们走到了外面台阶上。

　　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黑色党卫军制服的岗兵，他给我们行了一个敬礼。

　　门口停着一辆车身很长的雪茄形咖啡色德国竞赛用汽车。

　　汽车里并没有司机。

　　“坐进去吧。”扬柯夫斯卡亚请我。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事情都使我模不着头脑：一个苏联军官处在德寇侵占着的里加，我不仅没有被枪毙或者被投进刑讯室，反而进了德国人的医院并且享受着特权，党卫军向我施礼致敬，还有人请我坐汽车……

　　我上了车。扬柯夫斯卡亚坐在司机位置上，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在里加的大街上行驶着——街道依然宽阔而漂亮，但却有些异样。街上还是有行人．但这是别种行人了。街上还有飞驶的汽车，但这是别种汽车了。头上还是晴朗的天空，但这是别种天空了……

　　我凝视着扬柯夫斯卡亚。

　　她头上戴着一顶淡紫色的小帽，前额上耷拉着一块浅粉色的小面纱，使她的表情显得很激昂，她的两只眼睛闪动着……

　　她冒冒失失、超速地开着车子。

　　“您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问。

　　“回家去。”她很正经地回答说。

　　“到您家去吗？”

　　‘不，”她仿佛开玩笑般地说，“到您家！”

　　我决定忍耐：这些谜最后总会弄清楚的。

　　我们的车子沿着街心林萌路行驶着。

　　“不要往树上看。”杨柯夫斯卡亚简短地说。

　　但我并没有听她的话。

　　树上吊着好些人，这些人是被绞死的……这就是里加街上叫人看来有些异样的东西。

　　我把我的手放到了扬柯夫斯卡亚的手上。

　　“别忙……”

　　她责难地瞧了我一眼，就把速度放慢了。

　　我对面就吊着两个男人，我觉得仿佛这是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不过，他们的面孔已经成了灰色，毫无生气，我也可能看错。其中—个人的胸口挂着—块纸板，上面简短地写着：“……由于进行间谍活动，处以绞刑。”

　　扬柯夫斯卡亚直盯盯地瞧了瞧我。

　　“这很使您感到……不安吧？”

　　我没有吭气。我能回答她什么呢？她又用高速度开起车子。

　　“离这些……远一点儿。”她很严肃地说，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离这些树远一点儿。”

　　她把车子拐进了一个胡同，然后又接着拐了拐，于是我们的车子就开到了里加最漂亮、最安静的一条大街上了。

　　她在一座浅色四阶大楼的跟前停住了车子。

　　“我们已经到了。”她说。

　　“您这是把我带到那儿来了？”

　　“进去吧。”她没有回答我，“我不能在街上向您解释呀。”

　　我们进了门口，一个看门的女人迎面站了起来。

　　“您好，贝尔金先生！”她行了一个礼，并且亲切地说。

　　我并不是贝尔金，但是这个看门人却管我叫贝尔金。

　　我们上了二楼。杨柯夫斯卡亚从手提囊里拿出了一把钥匙。打开了英国锁，于是我们就走进了一间宽敞的前厅。

　　迎面走过来一个年纪不算小的黄发女人，她穿着一件黑长衫，头上戴着一个带花边儿的白色头饰。

　　“您好，马尔塔。”扬柯夫斯卡亚向她问候说：“瞧，这就是贝尔金先生！”

　　扬柯夫斯卡亚称为马尔塔的这个女人亲切地笑了笑，可是我突然发现她又变得有些茫然了。

　　“您好，先生……”马尔塔犹疑地说；她不知为什么说不下去了。后来，她才很费劲地说出了：“贝尔金先生。”

　　“好啦，好啦，马尔塔。”扬柯夫斯卡亚激动地说：“你可以做饭去了，贝尔金先生今天要在家里吃午饭。我们到书房去吧。”

　　我们走过了一个不大的餐厅，扬柯夫斯卡亚就把我领进了书房。两个房间都摆着现代化的陈设，又时髦又舒适。这种陈设只有富裕人家才能用得起。书房里有一个平滑的写字台，几个轻便的沙发椅子和一些书橱。墙上挂着好多很单调的水彩画，画得好象根不经心。我们在房间中央站住了。

　　“我希望，”我说，“现在您能够解释一下……”

　　但是杨柯夫斯卡亚并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您这个主人最好能客气一些。”她责备我说，“在提出问题以前，您应当请我坐下。”

　　我耸了耸肩：“主人？我想知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您这是在您自己的家里。这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住宅，而您，我早已对您说道，您就是贝尔金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忍耐，以便把这一切都弄清楚。

　　不过，我想大声威吓一下扬柯夫斯卡亚。

　　“够了！”我提高声音喊道，“您还要同我继续捉迷藏吗？请您说清楚吧，否则我马上离开这里……”

　　“那您马上就会落到盖世太保的手里。”扬柯夫斯卡亚讥诮地打断了我的话：“您要注意，要想在里加隐藏起来可不容易……”她坐到椅子上，并点头示意让我坐到另一个椅子上：“请坐，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过，我想问您一句，您会画画吗？”

　　我这一声大喝没有见效，她并不是那种骇怕威吓的人，沉着一些倒可能使她受些感动。看来，和和气气总会比大吵大叫好些……

　　“能画。”我忧郁地回答说，“我的画不会得到鉴赏家的赞赏，不过，我在学地形测量的时候也好歹地画过山水。”

　　“这可好极了。”扬柯夫斯卡亚说，“您甚至竞出乎我意料之外了。事情是这样的，您是一位画家。贝尔金先生，您常画些风景画，有的时候也卖一些，虽然您并不怎样需要钱花……”这时，她从容不迫地指着四面的墙壁说：“您要知道，贝尔金先生．这就是您的画！”

　　我又气咻咻地瞧了瞧挂在书房四壁上的山水画。

　　“这样画我倒会！”我挑衅般地说，“这只不过就是些黑点和道道！在地形地图上它们是代表丛林和河流的。”

　　“那您就记住吧，您是一位画家。”扬柯夫斯卡亚说：“里加有些人认识您，您也认识一些人……”

　　“可是，我其实并不是贝尔近，”我反驳说，“您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

　　她走近我的身旁，很随便地坐在我的椅子靠手上。

　　“您又可爱又可笑，三个月以前的想法还一直在缠着您。”她说，在她的声音里含着假意的悲伤，“在时间的巨流里，有时几百年就如同一瞬间，在这一个月里人类所经受的一切却多于别的时期的整整一百年。在一个月以前里加还是苏联的里加，而今它已经是德国人的了。莫斯科眼看就要陷落，太阳也要从西方而不是东方出来了。马卡罗夫少校已经死去，再也不能复活了，假如您企图让他复活的话，他就会再一次送命。”

　　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不值得再一次送命。”她亲切地说。仿佛企图使我同某种东西妥协，而这种东西对我来说还是个秘密。“在生活中有时会发生一种很大的变化，要想反抗它是不明智的。”她站在我的面前，象一个女教师面对着一个小学生一样，“请您记住，您如今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是一位画家。”她说：“您的父亲是在几年以前死去的。您曾在巴黎念过书，还没有结婚，生活上有些轻佻。马尔塔姓克鲁米内什，她是您的管家、厨师和女仆，她在您这里已经干了两年多，而且您对她还很满意。大概就是这些了……”她想了想，‘还有，”她仿佛想起来了，“您并不是希特勒的信徒，但您认为他们比起共产党人来还不算太可恶……”

　　她看了看窗外，仿佛向谁点了点头。

　　“我这就去。”她说，“您看一看住宅，习惯一下吧，如果有人来看您，请您不要对熟人避而不见。晚上我来看您…

　　她走了。房间里面留下了某种奇特的、惬意而醉人的香水气味。

　　只剩我一个人了……但是我不相信没有人监视我……

　　应当从里加逃出去，但我觉得我仿佛是被困在这个网里，这个网包围着我，也不知是谁设下的和为了什么。

　　无论如何，我应当保持谨慎，并且应当有预见性。

　　我决定先看一看这所住宅。

　　书房、餐厅、客厅、寝室、浴室……

　　对一个人来说，这恐怕有些太过分了

　　所有的房间里都摆设得十分风雅。

　　我在浴室里照了一眼镜子，结果竟……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这是我，但也不是我。确切一些说，这自然还是我，但是我的外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记得我的头发从来就是黑褐色，但是镜子里的我却是有些发红的黄头发了……

　　不错，确是一头有些发红的黄头发！

　　我走进了厨房……

　　马尔塔正站在炉灶旁专心做着烹饪工作。

　　我默不作声地瞧了瞧马尔塔，她也直盯盯地瞧了瞧我。

　　“贝尔金先生，请您原谅。”她突然向我说：“对不起，其实您并不是贝尔金先生啊！”

　　我不晓得我应当怎样回答她。

　　“我怎么不能是贝尔金先生呢？”我迟疑地反驳说，“贝尔金是一个很普遍的姓呀……”

　　我回到了书房，就开始熟悉这个房间的主人，也就是熟悉我自己。因为现在我已经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了——虽然我的女管家对这一点还有怀疑。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看来，贝尔金先生是不喜欢别的一切画家，而是更喜欢自己的作品的。至于书籍，那可就多得很而且收集得十分细心。根据房间里的书籍来看，贝尔金先生显然是对三种东西很感兴趣：古罗马的艺术，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历史，特别是它的近代历史和法国的现代文学。顺便说一句，从贝尔金先生收集的法国作家的作品来看，说明他是一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

　　在贝尔金的写字台上，或者确切些说，在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小册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著名史诗《寻找消磨掉了的时间》，由这个史诗改编的长篇小说就叫《在妙龄女郎的掩护下》。

　　此刻我真想不到这个书名却怎样地象征了贝尔金先生和我住在他家以后的生活！

　　贝尔金先生，——就是在我以前住在这个宅子里的那个人，还有我，我们在里加的整个生活都可以说正是在妙龄女郎的掩护下度过的。

　　不过，在我住到这里的第一天却没有来过一位姑娘。

　　晚上，扬柯夫斯卡亚果然来了。

　　我当时正坐在书房里翻着普鲁斯特的作品，并且一直在考虑怎样逃出里加。

　　扬柯夫斯卡亚来得很突然—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她手里有开这个宅门的钥匙。

　　“您坐在那里在计划逃跑吗？”她用嘲笑的口吻问我。

　　“您可太机警了。”我回答说。

　　“那是无谓的空想！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她很亲切地说。“不过您不必骇怕，一切都会很好的。”她把我手里的书拿走放到了一边，“我要喝咖啡，喊马尔塔来，吩咐她……”

　　她自己按了装在台灯上那个青铜花环下面的铃。

　　我们走进了餐厅。应当说，马尔塔煮的咖啡真是好极了。

　　“您没有试过就着咖啡喝普通的俄国白酒吗？”扬柯夫斯卡亚问罢我，就从食橱里拿出来一瓶俄国白酒，自己倒了一杯。

　　不过，我这时可没有喝白酒的心情。

　　在这种可怕的日子里，这种消磨时间的反常现象使我感到万分难受。

　　“我要问您的问题很多。”我对杨柯夫斯卡亚说，“而且我认为已经到了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让我来给您数一数您那些问题好吗？”杨柯夫斯卡亚诡　地说，“第一，您对我们相逢的那个奇怪的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很感兴趣；第二，您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开枪打您，而且后来反而突然救了您、并且在病院里照看您；第三，您怎样变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

　　她笑了。

　　我也不由得笑了笑。

　　“不错。”我说“我希望……”

　　“您逐渐就会全部弄清楚。”她宽厚地说，“那天晚上由于您在场使我摆脱了一场严重的危险，对您开枪是迫于不得已，我是无能为力的，至于救您，那是由于我的机密，这对我们两个人都有好处……”

　　这就是她的回答，一个谜也没有解开。

　　“可是，您也许能够解释一下我是怎样变成黄头发的吧？”我问道。

　　“那很简单。那是用双氧水弄的。这是—种经过了试验的好办法。很多想使自己成为黄头发的女人都这样做。您也可能不愿意这样，但您应当原谅我。我不得不把您的头发褪了色，因为在别的一切方面您都象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象演员们常说的那样，您勇敢地习惯于您扮演的这个角色吧，绝不会有任何人怀疑您不是您所冒充的那个人。”

　　“啊！可不一定！”我冷笑了笑，反驳说：“比方说，马尔塔就根本不相信我是她的主人……”

　　于是，我就把马尔塔今天在厨房里对我说的话对她说了。

　　扬柯夫斯卡亚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过了不大一会儿，她就露出了一副凶相。

　　“马尔塔！”她大声喊道。

　　她竟然把用一条丝线悬在饭桌上的那个长毛绒小猴忘掉了，这个小猴的尾巴上肖个电铃按钮。

　　马尔塔不慌不忙地走进了餐厅。

　　“请坐，克鲁米内什夫人。”杨柯夫斯卡亚吩咐说。明显得很，这时最好别同她争论。

　　马尔塔不慌不忙，很安详地坐下了。这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仿佛很沉着。

　　扬柯夫斯卡亚冲着我点了点头。

　　“怎么，您今天好象认不出贝尔金先生来了？”

　　马尔塔惶惑了。

　　‘我是一个信教的人”她迟疑地说，“但是我不相信死人能够复活，扬柯夫斯卡亚女士……”

　　杨柯夫斯卡亚冷笑了一下、

　　“您只得相信，”她回答马尔塔说，“因为如果您要是被我打死，那一定是再也不能复活了。”她又冲我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瞧着马尔塔说：“马尔塔，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我以为……我以为这是贝尔金先生。”马尔塔迟疑地说。

　　“谁？谁？您再重复一遍”。扬柯夫斯卡亚吩咐说。

　　“这是贝尔金先生。”马尔塔这一次说得就比较肯定了。

　　“不错，他正是贝尔金先生，”扬柯夫斯卡亚威严地瞧着马尔塔，肯定地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您不仅在同贝尔金先生谈话时不应怀疑，甚至在向上帝祈祷时也不应怀疑……”

　　马尔塔一声不响。

　　‘您为什么默不作声呢？”扬柯夫斯卡亚问道。

　　“我明白您的意思。”马尔塔小声说。

　　‘还应当补充点什么吧？”扬柯夫斯卡亚问道。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马尔塔回答说。

　　“但是我要补充一点。”扬柯夫斯卡亚说，“如果您尽管在睡梦中不小心说出一句不当的话，那么您那被送到德国去做工的儿子和弟弟就会永远回不了家……”

　　突然，在她那刚才还拿着一个精致的淡青色咖啡碗的手里，我看到了一支手枪，小巧精致，但是，它绝不是女人的玩具。这支手枪在她的手里仿佛一直在颤动：因为她轻轻地掀动着她的手指。这支手枪出现得特别突然，仿佛杨柯伏斯卡亚是一个职业魔术家一样。

　　“您相信我能够打死您吗？”她漫不经心地问马尔塔说。

　　“是的。”她轻轻地说。

　　“那很好，’扬柯夫斯卡亚满意地说，”如果我对您的表现不满意，我就把您打死……”她突然微笑了一下，开玩笑般地补充说：“假如贝尔金先生对您的烹调不满意，我也要打死您……”她又更温和地笑了笑，很仁慈地把马尔塔放了：“去睡觉吧。”

　　马尔塔刚刚走开，她也要走。

　　“我累了，”她说，“明天我来。不过我要警告您一点。各种各样的姑娘来见您。请注意，您要对她们亲热一些。”

　　事实确是如此，差不多每天都有年轻的姑娘来找我。

　　开头儿我并不了解她们来看我的真正目的。

　　第二天吃罢午饭以后，马尔塔报告说：“贝尔金先生，有一位姑娘要见您……”

　　一个很漂亮，可以说是十分漂亮的姑娘跑进了客厅。

　　她穿着一身蓝色连衣裙，戴着一顶小帽，手里拿着—个手提囊……很时髦。

　　“啊！阿弗古斯特，我好久没有见到您了！”她喊了一声，就很不客气地来抚摸我的面颊。

　　可是，马尔塔刚一走开，这个姑娘就变得严肃起来了。

　　“我们到书房去吧？”她很正经地提议道。

　　到了书房她就再也不温存了。

　　她在手提囊里翻了翻，取出来一张揉皱了的纸片。

　　“盖世太保到‘广场’去的少了，我仿佛觉得，共产党人在我们那里设了秘密接头的地点。”她说，“这上面是常到我们那里去的一些军官的名字，有些名字是我听来的。这上面还有两个地址，一个是一个中尉的，另一个是一个航空大队队长的……”

　　根据谈话来看，这个姑娘是“广场”餐厅的侍者，同时还做着通风报信的工作……

　　她这是为谁工作？毫无疑问，她是在为贝尔金先生工作！但是我在为谁工作呢？这我就不明白了！

　　姑娘们一天有时甚至要来两个，她们都是侍者、修指甲的和做按摩的，大部分长的都比较漂亮，进来的时候都说些温存话，可是一旦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以后，她们立刻就正经起来，把写着她们探听到的姓名和地址的纸片交给我，上面也有些是她们听到觉得是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语……

　　啊，原来这是一个谍报机关！

　　当然，这个谍报机关是很使贝尔金先生丢人的，它说明他缺乏谍报工作的本领，因为他的谍报网组织得很差劲。任何一个反间谍机关都会很轻易地发现并且把这些女郎和贝尔金先生本人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我虽然不是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是出于工作上的关系，同它有过一点接触，但是我想，如果我若是处在贝尔金先生的地位，那我一定把这个谍报网组织得更慎重些，活动更秘密一些。

　　这些姑娘送来的情报并不怎样重要．不过一个好的侦察人员自然对任何东西都不能轻视。因此，甚至这种肤浅的、不负责任的间谍机关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不管怎样，由于有了这些姑娘的情报，我就清楚地想象到了德国军官和希特勒的无数行政人员在怎样消磨他们的时间，每天净干些什么和净到什么地方去，同什么人接触，并且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他们究竟在注意一些什么。

　　这些姑娘自然不是职业特务，她们为贝尔金先生工作只不过是为了得些业余的收入。但是，俗语说得好：鸡拾碎米，也能温饱。事情虽小，收集多了也可以据此清楚地想象到贝尔金先生感兴趣的那些社会阶层的生活。

　　老实说，在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奇怪：贝尔金先生的间谍为什么竟是一色的姑娘呢？如同特意挑选的一样：所有这些侍者、修指甲的和做按摩的姑娘又漂亮又年轻，但后来我就想到，这是一种很不错的伪装方法，它可以掩饰贝尔金同他的女工作人员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贝尔金在道德品质方面可能引起非难，但是，他进行的真正活动却不致引起任何怀疑。

　　顺便说一句，贝尔金先生对待这些姑娘大概比我更亲热，因为有些姑娘在离开我的时候都显得很失望，看来，显然是由于她们没有得到她们所指望的一切；我只是很正经地把报酬交给了她们——这是扬柯夫斯卡亚告诉我的。

　　在我来到贝尔金的住宅以后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扬柯夫斯卡亚问我说：“这些姑娘走后还来吗？”

　　“是的，她们还来。”我说，“但我又不明白……”

　　‘没什么，没什么，”她打断了我的话，“不久一切就都会好了。她们的情报并不怎样重要。但是如果她们不来了，那可就更糟了。应当鼓励她们。”

　　她从我的写字台里——因为贝尔金的写字台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取出了一串钥匙，打开了墙上用一张画遮盖着的小保险拒；那里面有钱，还有些金制的玩具。

　　保险柜里的钱并不太多，但这里却应有尽有：有美元、马克、英镑，还有各种各样的金戒指、耳环、胸针，很象一个小珠宝首饰商店。

　　我拿起了几个小玩具，这是一些浅绿、粉红和紫色的小石头，在我的手掌里闪闪放光……

　　我往保险柜里瞧了瞧：靠里墙放着一个天蓝色的封筒，那里面装着一些照片。我把里面的照片都倒出来了。这种照片在报纸广告上含糊地叫做“巴黎风俗照片”，实际上是些猥亵、轻佻的人物。我一想到场柯夫斯卡亚能看到这种照片，我甚至竟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但是，这种照片并没有使她感到奇怪。

　　我把照片装进了封筒，就要出去。

　　“您到哪儿去？”扬柯夫斯卡亚叫住了我。

　　“把它扔掉！”

　　“这些……照片？不要扔掉。我以为贝尔金先生保存这些照片是为了逗他的姑娘们开心的……”

　　我耸了耸肩。

　　“您可知道……”

　　扬柯夫斯卡亚撅起了她那涂得红红的嘴唇。

　　“就算您……吧，就算您和贝尔金先生不一样！但我劝您还是不要把它们扔掉。在我们这种工作当中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们很难想到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

　　我犹疑起来，但是在这方面她一定是比我更有经验的。

　　“确是如此，有的时候某种意外的东西倒会给我们带来难以估价的好处。”她又补充说，“所以，还是把它们放回原处吧，它们又不会给您添任何麻烦……”她从我的手里拿走了那个封筒，自己把它放到原来那个地方。“现在您数一数钱吧，钱应该省着用。”她很正经地告诉我说，“耳环和戒指是特意预备赏给姑娘们的。”

　　于是，姑娘们再一来，我不是给她们接着宝石的小戒指，就是给她们胸针……

　　她们接到这些礼物都很高兴，但是看来，如果对她们本人再体贴一些，恐怕她们也是不会反对的。

　　不管怎样，扬柯夫斯卡亚一定是一直在监视着我，有一次她问我说：“阿弗古斯特，请您说—说：您是胆小呢，还是抱定了某种信念呢？”

　　我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同您长得很相象的那个人是不怎么客气的。”她说，“姑娘们都在抱怨您。不是所有的人，不过……”

　　她的话使我很感兴趣，不过完全不是她所指的那层意思。

　　“您常看到她们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她支吾地回答说，“阿弗古斯特并不把他的全部秘密都告诉我……”

　　“可是德国人为什么对这个神秘的阿弗古斯特那么宽厚呢？”我就问她说，“德国人的反间谍机关相当能干，他们异常多疑，但是为什么却看不见这些常来常往非常可疑的女客呢？他们为什么对贝尔金这样冷淡，不去注意他的这种奇怪的行为？他们为什么让他这样安静呢？为什么对我也这么冷淡？”

　　“可是您根据什么认为他们对您冷淡呢？”她微微冷笑着，以问代答地问道，“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您并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是戴维斯·布莱克。”

第四章 邀请跳舞

　　“越来越困难了。”我暗自想道，“我由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突然变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我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这种变化，却有人说我已经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是戴维斯·布莱克了！”

　　这又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了……

　　我当然知道我这是被牵扯到一场把戏里来了，但究竟这是一场什么把戏和为什么要来这一套，我是不清楚的；而这个女人——她企图象象棋的卒那样摆布我——却并不打算给我解释清楚。

　　这几天里我只抱定一个目的：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回到自己人那里去。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是在一个被敌人盘据着的城市里，里加的整个生活程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任何人都恐怕难以逃脱那好吹毛求疵的德国行政当局的监视。

　　不知为什么他们宽恕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至少是没有找他的麻烦。但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如果打算越过战线，那恐怕就难以得到宽恕，而且就是要跑到战线也不是一件怎样容易的事情……

　　为了行动起来更有把握，就应当弄清楚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秘密，观察一番，待机行事，把一切都搞清楚，只有到那时……

　　可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秘密却突然又变成了戴维斯·布莱克的秘密了。

　　老实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决定强迫她说明一切！

　　“戴维斯·布莱克？”我重复了一遍，又补充说，“这您还不向我解释吗？”

　　“解释，不过得晚一些时候。”她照常回答我说，“您应当听话，那就一切都会好了。”

　　我装出了一副听话的样子，把话题拉到了一边儿去。于是我们就谈起了贝尔金。我不了解这个人，但是看来，扬柯夫斯卡亚对他却是相当熟悉的。我把贝尔金的那轻描谈写的水彩画奚落了一阵，就泛泛地谈起了一般的写生画。

　　我蓦地抓住了她的胳臂，把它们拧到了她的背后。做得完全象小孩子打架时那样。

　　扬柯夫斯卡亚喊了起来：“您疯了吗？”

　　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情势迫使我只得这样做。

　　“马尔塔！”扬柯夫斯卡亚勉强地喊了一声，但是我一点儿没客气，伸出手去就捂住了她的嘴。

　　我用系门帘的带子把她的两只胳臂缠到了她的身上，就把她按到椅子上了。

　　看样子她是以为我喝醉了酒，所以她就不准备反抗了。

　　“不要这样，”她声音喑哑地嘟哝说，“不要……”

　　我毫不客气地把她检查了一番；她总是把她的手枪放在她的手提囊里或者是大衣口袋里，对她多加点小心是应该的。

　　我用台布捆住了她的两条腿，我就在她对面坐下了。

　　“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要明白，”我说，“您这回落到了我的手里，您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您要是不讲话我就总这样捆着您。如果到头来还是不讲，那我就打死您，尽管可能落到盖世太保的手里，我也要冒险回到我们自己人那里去……”

　　扬柯夫斯卡亚刚才还茫然无措，神情沮丧，准备听我的摆布，这时却突然有了精神，她抬起了头凝视着我，眼珠儿象猫的一样，变得娇绿了。

　　“啊哈，您要问话吗？”她讥诮地问道，“那好，请吧！”

　　‘您到底是谁？”我问道，“说吧。”

　　“您也是这样，”她说，“预审员开头儿也都是这样问。我叫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杨柯夫斯卡亚。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您本来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我说，“您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我若是说我是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里干工作那又怎样呢？”她问道，“如果说是他们要我搭救您呢？”

　　“先开枪，而后再救吗？”

　　“唔，好啦，别扯这个了。”她同意了，“我自然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个游击队员……”她动了动胳臂。“我很不得劲，”她说，“您可以放开我吗？”

　　“不成。”我断然地回答她说，“我不把全部问题弄清楚绝不放开您。”

　　“随您的便吧。”扬柯夫斯卡亚很服贴地说，“如果您—定坚要问，那我就回答您。”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我问道，“不要再捉迷藏了！”

　　“我？”扬柯夫斯卡亚眯起了眼睛，“我是个间谍。”她把这话说得非常自然，就仿佛说是个裁缝或是食堂管理人似的。

　　“您是为哪一个间谍机关工作的？”我问道。

　　扬柯夫斯卡亚耸了耸肩：“就算是为英国间谍机关工作的吧。”

　　“不是给德国间谍机关工作吗？”我问道。

　　“如果我是在为德国间谍机关工作，”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那您现在就不会果在这里，而是落到拘禁政委、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集中营里去了。”

　　“就算这样吧，”我同意了，“那么，您的领导人是谁？这里吗？”

　　“是的，他也在这里。”扬柯夫斯卡亚意味深长地说。

　　“他到底是谁？”我问道。

　　“他到底是谁？”我问道。

　　“是您。”杨柯夫斯卡亚说。

　　“别开玩笑吧。”我说，“正经地回答。”

　　“这是正经的，”扬柯夫斯卡亚说，“我的直接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您。”

　　她确实把话说得很正经。

　　“您把话说清楚，”我说，“我不懂您的意思。”

　　“噢！”她很宽厚地减道，“我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您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您自己就会猜到这一切的……”

　　她严峻地望着我，她那双灰眼睛在这一瞬间仿佛现出嘲笑又象是愤怒的眼神，但她马上又抑制住了由于自尊心受到委屈所引起的愤怒，她的脸上又现出了冷漠和疲倦的神情。

　　“我本想准备使您逐渐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低声安详地说，“但是既然您等不得，那就依着您吧……”

　　于是她终于说出了使我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其实，我并非是出于无谓的好奇，因为也有我参加在内的这场把戏是关系到人命的。虽然她很不愿意讲，但到底还是讲出来了。

　　“为了说明问题的要点，首先应当对我有所了解。”她挑衅般地、很自负地说，声音却很安详，“但是因为您不能也不愿意了解我，所以我尽量少谈我自己……”

　　她冷笑了笑，就把她认为应该告诉我的讲给我听了。

　　“戴维斯·布莱克是五、六年以前来到里加的，我来得比较晚。他是用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字。人世间是否真有这一个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个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画家，在巴黎受过专门的教育。布莱克在里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看来也可能真有道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其人，也确是一个画家，并且确实曾在巴黎受过教育。这一切都是很可能的。但是，从巴黎回到拉脱维亚的却是另外一个贝尔金了。我不晓得真正的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藏在哪里。他也许还呆在巴黎，也许到了南美，或者也许是叫汽车撞死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父母当时已经去世，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揭破戴维斯·布莱克的假相了。假如有一些老相识觉得阿弗古斯特有些不象了，这也可以解释：已经过了好些年，好多人都会变样的，又何况这好些年还是在巴黎那样的城市里度过的呢！您一定会懂得这种伪装的意义了吧？戴维斯·布莱克是英国国家侦探局的人员，他被指派为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他选择里加作了他的安身之处。这个城市不愧称为间谍中心。里加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局面使它变成了各色冒险家的乐园，好多间谍机关正是以里加为中心向各处进行活动的。布莱克做了一番工作，他的联系扩大了。于是，我就被派来协助布莱克……”

　　“于是您嫉妒他的成就，”我插嘴说，“就决定把它除掉，要占据他这个位置？”

　　扬柯夫斯卡亚瞧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一方面含着痛苦，另一方面也含着轻视的神情：在她看来，在判断谍报机关工作这方面，我一定是显得特别幼稚。

　　“您可大错特错了。”她宽厚地反驳说，“干掉和您一同为一个……目标而工作的人，那是不明智的。”她又显得有些活跃起来了。“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睦。”她又继续讲了下去，“但是，情况越复杂，间谍机关的工作就越困难。德国人攫取了波兰，又进占了法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生活变得飞快，象万花筒一样，因而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侦探人员，一个秘密组织的几乎手无寸铁的间谍人员有时就担负着加速或延缓历史前进的使命……”

　　“您把间谍这种职业说得怪不错的呢。”我打断了她的话，“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

　　“完全正确，实际的生活要粗暴和可怕很多。”扬柯夫斯卡亚同意了我的意见，“在您初次见到我的那一天晚上，布莱克被人打死了……”

　　“谁打死的？”我打断了扬柯夫斯卡亚的话。

　　“这还没有弄清楚！”她没有正面问答我，“打死布莱克以后就……”

　　“向我开了枪。”我替她说完了这句话：“打死布菜克的原因是可以猜到的，但是为什么要打死我呢？……”

　　“啊，无论什么都会事出有因的。”扬柯夫斯卡亚说，“因为您看到了一些不应被人看到的事……”

　　“这多亏了您。”我说，“我并没有强要给您作伴……”

　　“这无关紧要，……”她仿佛想逃避我的责难，“可是，您却比戴维斯走运……”

　　“是由于您不会打枪吧？”我问道。

　　“不，我会打枪，”她反驳说，“但是，当我瞄准您的那一瞬间，我却突然想把您留下来，用您来顶替布莱克……”

　　“是德国侦察机关把他打死的吗？”我问道，“我一定要弄清楚是谁打死了布莱克。”

　　“我已经对您说过，这还没有弄清楚。”扬柯夫斯卡亚又重复了一遍，“苏联的侦察机关也是能够那样巧妙地把他打死的。”

　　我不想同她争论。

　　“可是您我找来干什么呢？”我问道。

　　“噢，这一点可相当重要。”扬柯夫斯卡亚高兴地解释说，“重要的是应该叫英国人和德国人以为布莱克还活着。假如英国国家侦探局知道布莱克死了，那就会另外派来一个头子，谁知道我能不能同他工作得合手。此外，德国人对布莱克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不使他们失望，对您也是有好处的。我认为他们一定会设法诱致您，所以您就得装做既为英国人工作，也为德国人工作。”

　　“我若是不装做为任何一方面工作呢？”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又会怎样呢？”

　　“那您就会随着可怜的戴维斯一路去了。”扬柯夫斯卡亚很干脆地说，“在这场把戏里淮也不会让淮的。”

　　“假如我还是不同意呢？”我又重复了一遍，“您怎能保证我不会找机会跑回自己人那里去呢？”

　　“人都依恋生活，”扬柯伏斯卡亚很有把握地说，“您是正常的人，并且愿意活下去，到苏俄去那你只有一死。”

　　“一死？”我很奇怪，“为什么呢？”

　　“对一个人产生怀疑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扬柯夫斯卡亚说，“让俄国人认为您已经被外国网罗去，又被送回去从事间谍活动，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您和我搞在一起就已经声誉扫地了……”

　　我确实打算活下去。但我认为死比毁损名誉更好些。不管他们怎样败坏我的名誉，我总还是要跑回自己人那里去。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聪明些，所以暂时还可以搅到扬柯夫斯卡亚搞的这个把戏里去。

　　“您究竟要我干什么呢？”我问道。

　　“您先把我放开吧，我的胳臂和腿都麻木了。”她说，“至于您，您就装做戴维斯·布莱克，在最初这个时期已经满好了。”

　　我把她放开了。她把我打死对她并没有好处，我也不准备打死她。何况不事先做好准备，要想从里加逃走也根本办不到。

　　“可是您还没有对我解释接吻那桩事呢。”我说，“那天夜里，坐在汽车里的究竟是什么人，后来您为什么又到了楼梯上？”

　　“啊，这都是细则！”她满不在意地说，“您总会弄清楚，这并不是要点。”

　　“要点究竟在哪里呢？”

　　“在明天。应当行动起来，而不是向后看。”

　　“我到底应当怎样做呢？”

　　“我已经说过，您要做戴维斯·布莱克。在最初这个阶段就满可以了。”

　　“可是您没有想到您要我装作戴维斯·布莱克有可能被别人看破吗？”我反驳说。

　　“噢，不会的，这一点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解释说：“贝尔金有他自已的一些熟人，其中有些右倾分子，他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天里就从里加逃跑了，至于其中的一些左倾分子，他们已经同苏维埃机关一同撤退了。最后，假如您的女厨师和您的情人对您的身分都不怀疑，还有谁敢怀疑您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

　　“谁是我的女厨师以及她在想些什么，这我已经知道了。至于情人，那可不妙，我可不知道我的情人是谁。”

　　“难道您没有猜到吗？”扬柯夫斯卡亚一面伸动着她那麻木了的胳膊一面讥俏般地问我，“不然的话，我就未必那么清楚布莱克的一切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房间里踱了起来。

　　“这样吧，阿弗古斯特，”她很正经地说，“我去洗个澡，收拾一下，您换一身衣服，让我们来检查一下，看您是否确实象我以为很象的那个贝尔金。”

　　我听了她的话，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下了楼，我坐过的那辆汽车就停在门口。

　　“这是谁的汽车？”我问道，“是您的还是我的？”

　　“是您的。”她回答说：“但是我不想现在就交给您。”

　　这是很明显的。

　　她又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车开得很好。

　　“我们到哪儿去？”我问道，“这不是秘密吧？”

　　“不是。”她回答说，“我们到格列涅尔教授家里去，您能恢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他。”

　　“就是我在病院里曾经见过的那个高个子吗？”我猜到了，“我用什么名字同他见面呢？”

　　“他知道您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但他怀疑您是戴维斯·布莱克。”

　　“这是因为您说了吧？”我问道。

　　“不是。”她回答说，“德国人早就知道戴维斯·布莱克顶替着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字。”

　　“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英国间谍，他们为什么却不逮捕我？”我问道，“英国和德国是处在交战状态的呀！”

　　“您太天真了。”她宽厚地说，“他们对您还抱着长远的期望呢。难道您以为他们会热心地为一个拉脱维亚人治疗吗？”

　　“怪不得这位教授对我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

　　“德国人当然认为您是遭到了苏联侦察机关的袭击。”

　　“您说的这位格列涅尔教授是个怎样的人呢？”

　　“噢，格列涅尔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您应当同他交个朋友。他在里加不仅是一位医学界的权威，而且在希特勒行政当局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是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在希特勒没有上台以前他就加入了纳粹党。他和戈培尔是老朋友，在国际上他的交往很广，他甚至还在国外执行了希特勒分子委托给他的特别任务……”

　　“这个鉴定可太好了。”我说，“但我却不相信他会是一个好医生，一个好的医生是不会为他们这些败类干工作的……”

　　“您看问题又象个天真的小孩子了。”扬柯夫斯卡亚反驳说，“难道您认为希特勒分子里就没有能干的人吗？如果那样，那他们就连一个月也支持不住！至于谈到格列涅尔，党里很多的同事甚至还责难他太过于讲人道了呢。无论如何，正是格列涅尔这样的一些人在希特勒的纳粹党里起了台柱的作用……”

　　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大堆汽车和行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扬柯夫斯卡亚急不可耐地把头直伸出去看，于是一个警察——德国人刚一占领里加，警察立刻就出现在大街上了——仿佛用他的指挥棒把所有别的汽车都推到了一旁，很客气地点着头，让杨柯夫斯卡亚的汽车先走……

　　她甚至把警察都迷住了！

　　“可是，您是怎么进到病院去的呢？”我问道，“您在那里干些什么？”

　　“照看您，”杨柯夫斯卡亚说，“他们答应叫我去照看您。德国人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因此对我的担心也非常谅解。您失去了知觉，躺在病院里什么都可能说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病人身旁有一个了解底细的人很是相当的……”

　　我们的汽车停在格列涅尔教授的门前了。

　　德国行政当局竟拨给了格列涅尔教授一座三层大楼的整整一层，据此看来，这位教授也一定很不简单了。

　　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自然也有党卫军分子在站岗。

　　但是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他并没有拦阻我们。他大概是认识扬柯夫斯卡亚，不然就是他很有眼力。

　　我们登上了铺着地毯的楼梯，就进了教授的位宅。

　　看样子，这个格列涅尔仿佛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年。一切都令人感到有一种德国风味。家具都摆得相当整齐，地毯洗刷得非常干净，镀金的画框闪闪放光。

　　我们走进了客厅。格列涅尔家里好象正在举行一个小型的招待会。客厅里，一些人很安详地在交谈着，很难设想这些人是呆在别国，呆在他们所占领的一个敌方的城市里。

　　格列涅尔一眼发现了扬柯夫斯卡亚，就迎着她走过来。他穿着一身将军制服比穿白罩衫就更显得细长消瘦了。他的胸前戴着一个铁十字勋章。他高兴地点着他那个小脑袋，靴后跟啪响，作了——个立正的姿势，就吻了一下他这位女客的手。

　　“您把我给忘了，”他责备她说，“老头子可是好见怪的！”

　　“这是贝尔金先生，”扬柯夫斯卡亚指着我说，“他要亲自向您表示谢意。”

　　“啊，我们已经见过了，希望我们能够互相交往！”格列涅尔很客气地喊了一声，并且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她，“不过……”

　　他又在我面前得意地显示他的本领，念起了莎士比亚的诗句……

　　扬柯夫斯卡亚冷冷地瞧了格列涅尔一眼。

　　“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她问他。

　　“友谊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巩固，只是在爱情这方面爱莫能助。”

　　我为她翻译了这句话。

　　“我懂了。”杨柯夫斯卡亚说，又看了看格列捏尔，“但是您没有理由在我身上吃醋呀！”

　　“噢，如果我知道您会用这样多的时间关照贝尔金先生，”格列捏尔开玩笑说，“那我就不会让人们给他治疗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这里非常随便，就好象她是这里的女主人一样，她把我介绍给教授的客人。

　　这些客人大部分是里加希特勒军政机关的核心人物。还有几个半文半武的官员，其中有两个人带着老婆，还有几个没带丈夫的女人，里面还有一个演员；女人都穿着夜礼服，很多人都戴着珠宝饰物。

　　我们的出现使格列涅尔的客人们中断了谈话。人们都很感兴趣地望着我，看样子，这个客厅里的这些人早就听说过我了。不过，扬柯夫斯卡亚却更引人注意。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她，如果说妇女们都怀着妒意，馅媚地望着她，那么，很多男人就是公开地现出垂涎欲滴的神气瞧着她了。

　　格列涅尔把我领到了一个忧郁的、穿着黑色党卫军制服的家伙跟前，他的面孔上有一撮小黑胡，显得十分可笑，象希特勒的那摄小胡一样，显然是涂了黑颜色的；因为他的头发却象狐狸尾巴一样，是火红色的。

　　尽管这个家伙的身旁站着一个女人，但他却在沙发椅上坐着，静观着周围的人们。

　　“请让我为您介绍一下，”格列涅尔说，“这是爱丁格尔长官和他的夫人……”然后，他也说出了我的名字。‘这是贝尔金先生……”他停了一下，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人！”

　　我向爱丁格尔这个身体肥胖、面色青白的夫人施了一个礼，但是这位长官先生却没有容我们正经地互相问候一番。

　　“坐下吧，罗塔，”他很严峻地吩咐他的妻子说，一面站起身来，伸出他那有力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子，好象扣上了手铐一样。“贝尔金先生，我们走吧，”他说，“我们应当熟悉熟悉。”

　　他把我带进了餐厅，那里有几个军官站在桌旁喝着啤酒。

　　这位长官毫不客气地推开了啤酒瓶子，举起了白酒瓶子。

　　“我们在俄国应当喝俄国白酒，”他不容分说地说道。马上就倒满了两大杯，并且送给了我一杯，“请吧！”

　　我们两人都把酒喝下去了。

　　“马上就会有音乐节目了。”这位长官说得仿佛在下命令，“因此应当陶醉一番，回到您女人那儿去吧。”

　　果然，客厅里正有一个高身量，长得很美的女人站在钢琴旁边准备唱歌。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夜礼服，大家都管她叫演员。

　　我走到了扬柯夫斯卡亚身旁。

　　“这家伙是谁？”我小声问他用眼角扫了一下我的新相识。

　　“盖世太保头子爱丁格尔，”她悄悄地回答说，“您要多给他献点殷勤。”

　　我只是暗暗地透了一口气……

　　我怎能想到会落到这帮人当中啊！

　　这时，穿着粉红色夜礼服的那个女人已经唱了起来。她唱的是舒曼的抒情歌曲。她可确实是一个名不虚传的演员，在任何听众之中都能受到欢迎。她一连唱了好几支歌曲，人们为她鼓掌；时间不长，掌声也不大，这是社交界中的一种习惯。突然，在唱过舒曼的富于幻想、旋律悦耳的歌曲以后，她却唱起了《霍斯特·维谢里》，这是突击队员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希特勒的亡命徒之歌……

　　她按照在场的这些人的本性，表现出惶惑不安的神情，唱着这首歌，她仿佛象是做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情，现出难为情的样子……

　　一点儿不错，这不是舒曼的作品！

　　这时，听众们的面孔涨得通红，有好多人站了起来，有的人甚至也随着唱起来了……

　　我仿佛觉得，这时如果有人突然大喊一声，他们就会跑到街上去杀人、抢掠、放火……

　　这位跟手唱罢以后，格列涅尔教授也没有等人邀请，就端着军人的架子，自己走到了钢琴跟前，在那光滑的黑色板凳上坐下了。

　　按理说，音乐能够表现人的心灵，但是我要说，格列涅尔根本就没有心灵。他演奏的都是他很熟的作品，因为他几乎就没有看乐谱，每一个乐句演奏得都很精确，但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样枯燥无味的演奏。起初我对他这种枯燥无味的演奏感到很奇怪，但是后来才发现，格列涅尔根本没有用脚踏板。他打着键子，声音随打随断。声音不扩大，不延长，也不和别的音交合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能把钢琴变成一个鼓。

　　格列涅尔奏起了“歌唱家兼诗人”的前奏曲，又奏了两个巴哈作品的序曲，然后又演奏了维伯尔的“邀请跳舞……”

　　这本来是一支轻快的、优美的“邀请舞曲”……可是他却把它奏得何等难听！

　　琴键在他的手指下嗒嗒作响，仿佛象响板一样，客厅里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就在这时，当这个富于理智的纳粹分子在演奏维伯尔的作品时，我听到我背后有人声音嘶哑地小声说：

　　“贝尔金先生，我们要同您见见面。”

　　我转过身去了。站在我身后的是爱丁格尔长官。

　　“请到我的办公厅去一趟吧。”爱丁格尔提议说，“我在最近这几天等您。”

　　“也是‘邀请跳舞’？”我暗想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拒绝他的邀请是不可能的……”

　　我算卷到这场把戏里去了，这场把戏对我未必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音乐节目完了以后，我们就被请去吃晚饭。有两个勤务兵侍候着我们，这是两个训练有素的奴仆。晚饭很清淡，不算丰盛，但是却很精美：有龙虾、沙丁鱼，有野禽肉的馅饼，后来又上来了上等的松糕和水果，还有很多的酒类。

　　开头是边喝边吃，然后是光喝不吃，其后是就着白兰地喝咖啡，最后是一色喝白兰地……

　　我仿佛觉得只有格列涅尔一个人没有喝酒，不愧杨柯夫斯卡亚说他是一根台柱。

　　这个瘦老头子格外地向我的女伴大献殷勤；她仿佛把他弄得六神无主。

　　格列涅尔并没有出来送别的女客，却唯独把杨柯夫斯卡亚一个人送到了前厅。

　　于是她就把我送到了家。

　　我们上了楼，进了我的住宅。马尔塔不在。她大概是睡了。我的心绪不安，一点儿也不想睡。我走进书房取了一本书。

　　我往寝室里看了一眼，杨柯夫斯卡亚正在我的床上坐着。她的神情显得很沮丧，仿佛在等着挨打。

　　我奇怪地瞧了瞧她，我不晓得她为什么还不走。

　　“让我住在这里好吗？”她问道。“您可以成为布莱克全面的继承人。”

　　我摇了摇头。

　　“难道您不喜欢我吗？”她很惊诧地问道。

　　“喜欢。”我尽量把话说得真诚些。“但是，目前还为时尚早……”

　　我不打算把她一脚踢开：因为我不应该促使她反对我，我必须万分慎重。

　　“您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扬柯夫斯卡亚讥诮般地说，“您甚至也有点儿喜欢我了。”

　　“我不太懂您的意思，”我说，“大概您同布莱克有着某种深厚的感情，可是您怎么能同我亲近呢？不是我的同志们打死了您的情人吗？”

　　“您指的是哪些同志？”她问我，声音非常低沉。仿佛她是在很远的地方同我讲话。

　　“我指的是苏联的侦察机关。”我说，“您不是说布莱克是苏联侦察机关打死的吗？”

　　“啊，那和苏联侦察机关有什么相干呢！”扬柯夫斯卡亚有气无力地说，“您既然要问，说老实话，布莱克是我自己打死的。”

第五章 在自己的墓地上

　　但愿大家别抱怨我，别怪我几乎根本没有谈到当时震撼世界的那些巨大事件。我谨就记忆所及，写下当时一连串大事当中的一段插曲。

　　扬柯夫斯卡亚承认她杀死了布莱克以后，我把她送走了，然后我就反复地考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杀死了她的情人……

　　“她为什么杀死了他呢？”我反复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而每次的答案都各不相同，因此只得把我的各种假定又都推翻了。

　　是由于嫉妒吗？象扬柯夫斯卡亚这种女人的嫉妒心毫无疑问是极其残酷而危险的。但是我不以为有谁能够引起她的嫉妒，她在这方面是十分冷漠并且是很谨慎的……

　　是为了报复？……那又是为了谁，并且是为了什么？杨柯夫斯卡亚是不讲道义的，她不会由于谁不讲道义而惩处谁；并且她也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人，她不会硬充尼米吉达……

　　这样干有好处？但是，如果她甚至还要求助于我，叫我来顶替布莱克，使人认为他还活着，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假设，随着就又把一个个的假设干脆推翻……

　　天亮了。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早晨。我无事可做，只得焦急地等待……

　　要是想一下我所处的地位，就会了解到情况是何等复杂。

　　我落到了敌人的后方。致命的枪伤引起了一场大病，恢复了知觉以后，就不得不扮演一个英国间谍，——这个角色是一个既是害我的凶手又是搭救我幸免于难的女人强加于我的。这个女人要我冒充被她打死的一个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因此德国人就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只好就来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因为如果德国人知道了我的本来面目，他们就会立刻把我干掉的。

　　但是，主要的问题还并不在于仅仅是为了保住一条命，而是要参加到面临的这场斗争里去，给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从一方面来看，我处的地位十分有利：我身在敌人当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实际是什么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又是独自一个人，很明显，一个人只身作战是极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究竞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最好是能同我们的侦察机关取得联系，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能同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也好，里加一定会有人民的力量在秘密地进行着活动，但是我也很难找到这些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设法跑到自己人那里去，就是越过战线，但是这样做需要极大的预见性，并且要万分谨慎。可以肯定，虽然德国人没有动我，但他们决不会把我忘掉的。

　　为了建立某种联系，并且确定我在这场斗争当中的地位，我竟干了一件冒失事，到我从前住过的那所住宅去了。柴普利斯不可能不同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有联系，他那种人是绝不会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的。我之所以说冒失，是因为我这样做可能引起对我们两个人的注意。但是，想要在敌人侵占的里加找到一个可靠的人的愿望非常强烈，我还是冒了这次险。

　　在进行秘密活动这方面我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至于怎样麻痹密探的嗅觉，我只在描写革命地下活动的作品里知道一些。我就照着书上说的那样，在大街上反复绕圈子，注意着过路的行人，然后突然拐到胡同里，紧张地等着是否会出现跟踪的人……

　　我做了这样的准备工作之后，才躲进了不久以前我住过的这家的大门。我在院子里站下了，停了一会儿。身后没有任何人跟着。我从后门转到前面的楼梯，又等了一会儿。四外静悄悄的。于是我就到上面去了。也还是鸦雀无声！我就又回到下面来，站到我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门口了。我没有冒险用我自己的钥匙。我屏住气息，按了一下电铃……希特勒匪徒很可能在这里设下埋伏！

　　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穿得很不错，撅着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

　　“对不起，”我说：“柴普利斯家大概在这里住过吧……”

　　“柴普利斯？”她反问了一句，随后摇摇头，“我不晓得……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柴普利斯。”她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我，冷冷地又重复了一遍，突然她又有点儿温和下来了：“要知这我是不久以前搬来的……如果这家人家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前住在这里的，那您最好到替察局去打听一下。”她很果断地提议说。她稍微犹疑了一下，又补充说：“他们好象被警察局抓去了……”

　　我觉得她非常不愿意同我谈话，因为她又摇了摇头，急忙就把门砰地关上了。

　　可是，其实她已经把我要知道的事情全告诉我了。

　　我回头看了一下，楼梯上没有人，于是我顺着原路到了街上。

　　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不过，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很难设想德寇会让柴普利斯一家人得到安静。而且毫无疑问，在开战很早以前，即在德国匪徒没有到来之前，被派到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盖世太保间谍早就拟定了该当被处死的当地居民的名单。

　　啊，这位谦逊和蔼、寡言少语的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难设想他出了什么事情。

　　无论如何，指靠他的帮助算无望了……

　　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作一个可以说是只身的复仇者，尽自己的可能向占领者复仇，让自己的生命牺牲得更有意义些。我是很可能走这条路的，假如……

　　我很清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当我确信毫无任何其他办法的时候，我才能只身进行斗争。因此我应该先等待时机，想尽办法同自己人建立联系，到那时就可以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方向，探听出更多的秘密，特别是可以利用扬柯夫斯卡亚的企图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又到了一个平常的，同时也是一个奇怪的早晨。

　　我起了床，刮了脸，漱洗之后随便吃了点那个细心的马尔塔为我做的稀饭和几个鸡蛋，就到书房去。

　　我坐在那里，想着各种各样难解的问题。等着落在我手里的那些姑娘能来一个。看来，只有布莱克的姑娘来才能使我的生活起一点儿变化.

　　可是在十一点钟左右，来的并不是什么女侍和做按摩的姑娘，而是扬柯夫斯卡亚本人，她朝气勃勃，很是活跃。

　　她穿着一身很雅致的棕色连衣裙，戴着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脖子上围着的也是一条黑色天鹅绒的饰带。她漫不经心地抖弄着她那副黑色的丝织手套，根本没有提我们前一天晚上的那一场谈话。不过应当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想越过我们两人之间所形成的那种严肃的、表面上看起来甚至是一种友谊关系的界线。

　　“一切都好吗？”她问道。

　　“如果您认为我无所事事就是好，那就算好。”

　　“我正是要改变您的这种处境来了。”她靠近写字台坐下来，凝视着我，“我们或者干点工作？”

　　“我不晓得您所说的工作是什么。”我很冷漠地回答说。

　　“就是一般的工作。”她和解地说，又问道，“您今天是在等哪一个姑娘来吗？”

　　“是吧。”我说，“我没有给她们规定时间，她们什么时候想来就什么时候来。”

　　“那您可错了。”扬柯夫斯卡亚反驳说，“她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日子，甚至都有一定的时间呢。”她嘲笑般地看了看我，“她们的名单在哪里？”

　　我很奇怪：“名单？”

　　“是呀，您不要以为布莱克是不登记的。他是一个很拘泥形式的人。您的电话簿呢？”

　　她自己在一堆旧报纸里找到了电话簿。这是一个普通的白细布皮小本子，是记地址和电话码用的。那上面有好多姓名。看来这一定是布莱克的朋友和熟人。

　　扬柯夫斯卡亚指着名单说：“这就是您的那些姑娘。”

　　这些姑娘的地址很容易和别人的地址区分开来，因为在她们每一个人的姓名跟前标着一个浑名或是绰号：有小蜜蜂、利扎、蔷薇、爱尔娜、小苹果，然后才是她们的住址和工作地点。

　　这里仿佛就没有进行秘密工作的任何规矩。任何一个比较明眼的人，只要他稍微注意一下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活动，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他这些仪表可人的间谍。但是，正是由于布莱究所收买的间谍一色是年轻的，而且大都是长得很漂亮的女人，所以，也就很容易被别人把它当做是画家贝尔金这个淫棍的情妇名表，而不会认为这是间谍头子布莱克的秘密工作人员名单。

　　但是，布莱克先生毕竟还是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只要有人知道贝尔金的真正活动，他就会不难看破这个名单和名单里的那些女人只是一种蒙蔽真象的手段。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从事侦察工作的人，但是我要说，这是一种拙劣的办法，只能骗过一些幼稚的人。

　　至于是否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办事认真、活动有效的间谍组织，我以为是会有的。但是，我却没能看出它的迹象，甚至连布莱克的助手扬柯夫斯卡亚都没有发现。不过，后来我知道了。

　　她现在也让我进行她所从事的那种工作。

　　“哪一个姑娘到您这儿来的最勤？”扬柯夫斯卡亚问我说。

　　我想了一下。

　　“仿佛……仿佛是那个黄头发的胖姑娘。”我迟疑地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她是在理发馆工作的……”

　　“唔，您再想一想，她总是什么时候到您这儿来的？”

　　我又皱起了眉头。

　　“我仿佛记得她是一星期来两次……是的，一星期两次，都是早上！我以为她就是爱尔娜……”

　　“您应该更注意一些，”扬柯夫斯卡亚责备我说，“应该设法计算一下她们来的次数，并且记上这些姑娘得了些什么奖赏……”

　　我天真而嘲笑般地望了望我的这位老师。

　　“要雇一个会计吗？”

　　“不，不用。”她很沉着地反驳我说：“不过任何一个间谍头子在这些事情上都不能全凭记忆……”

　　我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已经把来访的这些姑娘都仔细地登记了。我的寝室里有几个装着钮扣的小盒；比方说，天蓝色的钮扣是代表爱尔娜的，盒于里这样的扣子一共有七个，这就是她来过的次数，五个小黑裤扣是说明“沙沃”旅社的英加一共只来过五次。但是我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扬柯夫斯卡亚。

　　“除了这些姑娘以外，再没有别的人到您这儿来过吗？”她又仿佛是无意中问了一句。

　　“有人来过。”我说，“是一个劈柴店的老板。”

　　“他要您做什么？”

　　“他要我买他的劈柴，准备在我们的温水暖气装置不好使的时候用。”

　　扬柯夫斯卡亚注视着我。

　　“没有别的事了吗？”

　　“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这个人也并没有再问我谈什么别的，只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手里一直拿着一个画着一些花的明信片。

　　虽然我并不认为每一个来访的人都是间谍或是特务，不过，我却觉得这个商人来得很奇怪，他显然是对我有所期望，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完全可以这样设想：他说了一句暗语，如果我能够同他有了交往，那就一定能使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布莱克的实际活动，但是我既不知道什么暗语，也不晓得什么口令，甚至可以说这种无能为力的处境确实使我十分苦恼。不过关于这些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同扬柯夫斯卡亚讲。

　　“您还是把到您这几来过的人都记下来吧，”扬柯夫斯卡亚说，“办事情还是有头绪好，如果您这样做起来，您的生活立刻就会变得有趣了。”于是，她又改变了话题：“爱丁格尔昨天同您谈了什么？”

　　“他叫我去作客。”

　　“他说得很认真吗？”

　　“他说我们应当见一见面，并且请我到他的办公厅去一趟。”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呢？”

　　“不忙。”

　　“那不对。不要推迟这次会见，在今天的里加他可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人物，和他处得好能够保证安全……”

　　她坚持要我当天就去见爱丁格尔。其实我自己也明白不应该拖延。

　　盖世太保占据着一座很大的六层楼房。管理处有很多的冲击队员，他们鄙视地瞧了瞧我，仿佛我到那里去是走错了路。

　　我走近了发通行证的一个小窗口。

　　“我要见爱丁格尔先生。”我说罢就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长官不接见拉脱维亚人。”一个很高傲的小伙子很粗暴地回答说，“走开！”

　　这种做法对德国人来说是反常的；德国人对他们所需要的人本来总是十分亲切，看样子，管理处事前一定没有得到通知。

　　他们很不高兴地让我挂一个电话。我叫给我接爱丁格尔。我刚一说出我的名字，他的秘书就回答说马上就好。

　　果然不错，没过几分钟，让我走开的那个小伙子就拿着通行证从隔板后面跳了出来，给我敬了一个礼，并且要把我送到长官的办公室去。

　　我们乘电梯上去。当我和那个向导走到走廊里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两个党卫军军官，有一个没有军衔的人陪着这两个人，这个人也穿着一身黑色军服，袖口上有一个可怕的标记——一个头颅和两根交叉着的骨头。

　　我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我怕是看错了，又仔细瞧了瞧，竞认出了这个人，他原来是加什凯，正是和我一同住过院的那个加什凯。

　　他走在那两个军官的身后，腋下夹着一个棕色的纸夹，架子很大，目不斜视表现着聚精会神的样子，真是一个洋洋得意的希特勒的官员。

　　我直盯盯地瞧着加什凯，很想知道他能不能认出我来，但他只是冷漠地扫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仿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们走进了接待室，我的向导给那位秘书敬了一个礼，我马上就被请到长官室里去了。

　　爱丁格尔一头红头发，一撮小黑胡，依旧象那天在格列涅尔教授家的晚会上一样，显得十分可笑。虽然城里好多人都说他非常可怕，说他在审讯的时候折磨人，并且亲自动手使共产党人“无能为害”——希特勒匪徒所谓的“无能为害”就是指“杀死”——但是他的外表却并不显得可怕。

　　爱丁格尔显得十分亲切。

　　“请您……”他向我指了指椅子，“我刚才在读我们敬爱的领袖的著作。”他洋洋自得地说：“这本书可太好了！”

　　我暗自以为他这是装相，可是他桌上确实放着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爱丁格尔那副肥胖的面孔上现出大受感动的神情。

　　他有一会儿工夫活象个市井的叫卖小贩，对他的领袖表示万分高兴。他又谈到了国社党的功绩，把未来的德国赞美了一通……

　　可是，他捧了一顿他的领袖之后，马上就又换了一种很随便、又很认真的口吻：“对不起，……”他刹那间有些惶惑了，“您容我直接了当地讲出来吗？”

　　“讲吧……”我也很随便、又很认真地回答他说，“我是准备直言不讳的。”

　　爱丁格尔现出了笑容。

　　“噢，布莱克先生！”他喊道，“对于德国侦察机关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我装出对他的话感到很吃惊的样子；如果爱丁格尔不那么妄自尊大，他可能就会看出我甚至装得过火了。

　　“没什么，没什么，不要难过。”爱丁格尔很宽厚地说，并且拍了拍我的肩头，“我们甚至连大地都可以看穿！”

　　我很客气地笑了笑。

　　“唔，这也算为德国侦察机关增光了。”

　　“是的，亲爱的布莱克先生，”爱丁格尔又稍沾自喜地接下去说，“当乌里曼尼斯在拉脱维亚当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您，当拉脱维亚加入了苏联以后，我们就注意了您，而当我们把拉脱维亚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省份以后，我们就把您找到了。还没有谁能逃脱出我们的手掌呢。”

　　这一次我没有笑，相反地我却尽量冷漠地望着爱丁格尔。

　　“您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我问道，“就算您晓得我是谁，那又怎样呢？”

　　“我只想说您是在我们的手掌里。”爱丁格尔稍微有些迟疑地说，“一个士兵被俘之后，不管怎样说他也算失败了。”

　　“一个军官的失败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的失败。”我冷漠而又斯文地说：“请您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侦察人员，侦察人员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的：您可以战败别人，但您也随时可以被别人战败。”

　　我自己明白，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大言壮语，但是我也清楚，大言壮语在实际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起一定作用。

　　“您明白这一点，这我很高兴。”爱丁格尔很满意地说，“那我们就来谈一谈收买的价钱吧。”

　　我在椅子上挺起了身子。

　　“我还不曾被人出卖和收买过，爱丁格尔先生！”

　　“莫非您不怕死吗？”我的对手很婉转地间我说，“请您相信，死这并不是一件怎样愉快的事情！”

　　“一个英国的军官他只害怕上帝和女王。”我很自尊地说，“而我和您，爱丁格尔先生，这只是同行。”

　　“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爱丁格尔喊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您当成我的同事，我不仅有意保全您的性命，而且还准备让您继续从事您的活动！”

　　我警觉地眯起了眼睛：“那您要求我怎样呢？”

　　爱丁格尔很严肃地望着我：“要您成为我们的间谍。”

　　我当然早就知道爱丁格尔的企图……根本也不可能有别的！被揭破的侦察人员不是被收买就得被杀害……我的对方也是了解这一点的。他所以要同我谈就是因为他早就相信我会答应。问题只是价钱了。爱丁格尔是以己度人的；我想，如果爱丁格尔本人落到这种地步，他也会宁辱不死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让布莱克先生在忠诚上蒙受委屈了。当然，在谈话中我还得装出一副不屈的样子。

　　“爱丁格尔先生，您应当了解我。”我很沉着地说，“我不能做出有损于我的祖国的事情……”

　　“我们也并不要求您那样做。”爱丁格尔和解地说，“我们只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英国军官，他们能够了解英国和犹太人以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同道。我们可以把您送到伦敦，当然，应当让伦敦那方面以为您有独立精神，并且在不同我们合作这方面您是英勇地克服了一切困难的。您可以继续做您自己的工作，同时把情报供给我们。”

　　这种事情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巧合。他们把一个苏联军官当成了一个英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并且要设法使他为德国的间谍机关工作。这对我们的统帅部会很有用的，不过这种有利的条件都暂时化为乌有了，因为我还无法同我们自己人取得联系……

　　所以目前只能这格暂时装作贝尔金、布莱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并且设法让我周围的一切人认为仿佛我正在为左右动摇所苦，时机一到，我就可以伪装起来，设法越过前线……

　　“布莱克先生，我在等您回答。”他很庄重地说，“这是一个易于今人接受的主张，不要让我再重复了；这个主张甚至连我们的领袖希姆莱都知道了。”

　　“不过，这可太突然了，”我迟疑地说，“我应当考虑一下……”

　　“不要再在洋房和监狱之间白费时间选择了。”爱丁格尔打断了我的话。

　　“我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很坚决地反驳说。同时心里嘲笑般地暗想：“让这个爱丁格尔别认为收买一个英国军官是那么简单的事！”

　　爱丁格尔用他那两只毫无表情的眼睛仔细端详着我。

　　“唔，如果同意这样做了，您的服务者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很认真地问道，“为了活下去，还需要有一些东西。这样做……为您服务会给我一些什么好处呢？”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说过我们吝啬。”爱丁格尔很自豪地说，“您收集情报所需要的费用，将会定期地支给您。”

　　“给什么钱呢？”我厚着脸皮问道。

　　“当然是德国马克。”爱丁格尔说，“这就不错了！”

　　“可也并不怎样好，”我鄙视地反驳说，“马克并不值钱……”

　　“那就给您英镑或是美元好了。”爱丁格尔立刻就同意了，并且又急忙补充了一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所指定的英国政府会给您一个很高的职位。”

　　这个毫无远见的家伙说得十分正经，我仿佛觉得他很相信自己所说的这番话，对我的表示同意也并没有怀疑。

　　但是我想，把这桩交易拖一下对我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布莱克的地位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就巩固了，马卡罗夫少校就更难被人发觉了。

　　“长官先生，我还是坚持请求您答应，”我说，“给我一点儿时间。”

　　爱丁格尔站起来了。

　　“好吧，我给您一个星期。”他煞有介事地说道，“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我们没有您也一样可以干得了，可是您若没有我们却不成。”

　　我不怀疑这个红毛长官也会乐于把我关到集中营里去，但是把敌方侦察机关的一个军官网罗到自己这方面来，是一种很令人得意的事情，所以这个党卫军分子不仅沉住了气，甚至还很客气地把我送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扬柯夫斯卡亚在我的家里等着我，她非常重视我同爱丁格尔的这一次会见。

　　“怎么样？”我刚一回去她就问。

　　“他让我做德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并且答应把我送到伦敦去。”

　　“您认为怎样呢？”扬柯夫斯卡亚焦急地问道。

　　“我让他给了一星期的时间考虑一下。”

　　“您应该答应。”她急不可耐地说。

　　“那么到伦敦去吗？”我冷笑着说，“对于布莱克先生，到那里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可以留在这里。”扬柯夫斯卡亚又劝我说，“德国人会同意的。”

　　“可是，让我留在这里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呢？屠杀拉脱维亚人吗？他们没有我也成啊！”

　　“他们留下您可以把您手下的间谍组织揭破。”

　　“这些姑娘？”我吃惊地说。

　　“啊，并不是这些姑娘。”她气咻咻地说，“难道您不了解利用这些姑娘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吗？这些姑娘只是个幌子，只能利用她们打掩护。他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间谍组织；英国国家侦探局真正的间谍总是秘密进行活动，神不知鬼不觉的。他们要的就是搞清这个，您怎么会不明白呢！”

　　“可是，究竞哪些人是真正的间谍呢？”我问道。

　　“比如我！”扬柯夫斯卡亚很坦率地叫道，“但是还有别人，也都是很有价值的人物。”

　　“到底是哪些人呢？”

　　“我若是知道就好了！戴维斯并没有同我讲过。请您别忘记，他可是英国国家侦探局的人员！没有布莱克，那么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是很难分辨的！”

　　布莱克会有一个特别的间谍网，主要是用它来掩护真正的间谍组织，这是不难猜到的：英国的间谍机关和贪多的德国以及日本的间谍机关不同，它宁肯间谍的人数少，但却要找一些经过考验，办事认真，保密工作做得好的人。但是，扬柯夫斯卡亚说的这番话很重要，她不仅证实了我的假设，并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弄清波罗的海沿岸的英国特务机关。不用说，这是万分有价值的。不错，这些情报还需要转达，但是我想，到那时候，待我把准确的事实弄到手里以后，我是可以取得联系的……

　　可是，从扬柯夫斯卡亚的举止来看，她几乎就没有想到我会同苏联侦察机关取得联系，我很想知道知道她为什么不怀疑这点。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是不同她绕圈子，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问题。

　　“可是您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把英国国家侦探局的组织揭破之后，我不会把这份情报送给苏联侦察机关吗？”

　　“那是因为您要活下去。”扬柯夫斯卡亚很有把握地说，“不等您对他们说出口来，您已经就被打死了。”

　　“为什么呢？”我疑惑地问道，“弄到这种情报的人是不会被处死的……”

　　“但是您已经死了。”她急忙打断了我的话，“难道您真的不懂吗？”

　　“不，我不懂，我不需要人揪着耳朵证明我没有睡觉。”

　　“不过，我还是要揪起您的耳朵。”她说，“我们走吧。”

　　她生性果断，拉起我就走。我们下了楼，上了汽车。她把我带到墓地去了。

　　到过里加而没有去过墓地的人，应该认为这是一个疏忽。这个墓地非常豪华，很象一个博物馆。雄伟的陵墓和雕像给人以十分庄严的印象。从前的几代人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处，每一代人都留下了遗迹……

　　杨柯夫斯卡亚揪起了我的胳臂，拉着我顺着林荫路走去。她走得很快，对什么也不望一眼，一直向前走下去，走过了好多的花岗岩石板和铁铸的十字架，从这一条小路拐到另一条小路。

　　她把我一直领到了我们同代人安息的那抉地方。这里大多是砂土地，很少有草木。墓碑也比较朴素；现代人仿佛很少同如白驹过隙的时间进行争论。

　　她把我领到了一块墓地上。

　　“您看吧！”扬柯夫斯卡亚冷冷地说。

　　我很冷漠地瞧了瞧这个四周铺着草皮的坟丘，瞧了瞧一块不大的红色花岗石的石板和长在碑座上的蝴蝶花，我耸了耸肩。

　　“您可有多么糊涂呀！”扬柯夫斯卡亚气势汹汹地喊道，“您念一念！”

　　我哈下腰去瞧了瞧这抉石板。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少校　１９１２，１，２３——１９４１，６，２２。”

　　是呀，这可太奇怪了……站在自己的墓地上可有多么奇怪呀……

　　后来，我的心里觉得被某种东西刺痛了。

　　这是在1941年6月不安的日子里！是开战的最初几天！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同志们却拿出时间来在我的墓地上立了墓碑！他们立碑的目的是为了能使人找到我，可以到我这儿来……

　　“现在您相信马卡罗夫少校一切都完了吧？”杨柯夫斯卡亚打断了我的思路，“球队队员已经退出了球队，他曾为他的球队的荣誉而战斗过。但是这位球队队员还依然活着，因此，他就得另找一个新的球队。现在活在世上的不是马卡罗夫，而是布莱克，您应该安于自己的命运。”

　　“假如布莱克还要成为马卡罗夫呢？”我问道。

　　“那他就要再被埋葬一次，”扬柯夫斯卡亚不容分辨地说道，“您只要一回到苏方，我们就会使他们知道您是布莱克，而不是马卡罗夫。我们让他们知道，布莱克正是为了要顶替马卡罗夫才把马卡罗夫打死的。我们并且要设法暗示给你们的法官，马卡罗夫实际上以前就是布莱克。而且您会知道，在战时是不能进行长期调查的……”

　　不错，扬柯夫斯卡亚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间谍机关所做的一切都满有逻辑，算盘打的也不错，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他们并不了解他们阴谋加以反对的那些人……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和他们也是同样的人，不仅有和他们同样的错误和缺点，我们也同样会使诡计、伪装和报复，我决定，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使诡计、伪装、报复……

　　我默默地离开了“我的”墓地，扬柯夫斯卡亚一句话没说，她在猜测我在想些什么，当然，她只能按照她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她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

　　她把我送到了家，车停下了，她就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没什么，阿弗古斯特，没什么，”她喃喃地说，“生活把您打落了马，但您是一个坚强的人，你还会在生活中找到您自己的位置的。”

　　她确信我是被打落了马，并且认为我是失望了。我也不愿意让她失望。

　　“让我安静安静吧，”我故意粗暴地回答说，“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吧。”

　　“当然啦，”她立刻同意了，“我晚上来看您。”

　　她走了，我就上了楼。

　　我确实应当一个人呆一呆，我应该把我的一切举动仔细考虑一番。现在已经到了进行活动的时候了，于是我就绞尽脑汁去想怎样建立必要的联系。

　　但是，事情往往是如此，当我处在敌人中间，正在考虑怎样找到自己人的时候，自己人也正在找我，并且不知根据什么已经认出我是自己人来了。

第六章 牛奶桶

　　我回到房间以后不久，马尔塔就走进来，说有一个男人要见我。

　　我走进了前厅。

　　那里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呢？”我瞧着他暗想。

　　这个人比较年轻，面孔显得开朗、和善。他那两只眼睛的眼神，我甚至要说，竞显得过于温顺了。这个人的年纪和我不相上下，也许比我稍微大几岁，穿着一身很贵重的西服，头戴一顶上等的桃色细毛毡帽。

　　这个陌生人虽然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怀疑，但是，与其说他使我讨厌，还不如说我有些喜欢他。

　　他有点惹人同情，不过，他的整个外貌都显得有些不自然。

　　我怀疑地望着这个陌生人。

　　“您是贝尔金先生吗？”他用拉脱维亚语问我，但是他的拉脱维亚语说得很不好。

　　“就算是吧。”我说：“您要于什么7”

　　他回头望了望，马尔塔已经走开了。布莱克已经把她训练出来了。

　　“我们出去一趟好吗？”他说。随后又很坦率地补充说：“那样会更好些……”

　　最近这个时期我一直生活在充满无数秘密的环境里，再有什么样新的秘密，现在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了。我把任何秘密都只看成是未来整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很自然的环节。

　　“好吧，”我同意了，就拿起了帽子，“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两个人沿着大街走去，活象两个游手好闲的懒汉。

　　“我们讲英语好吗？”这个男人提议说，同时，他马上就用很流利的英语说：“我找到了您很高兴。”

　　“您是做什么的，找我干什么？”我很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找到要找的东西是非常愉快的。”我的这个同伴接下去说，他没有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您是做什么的？”我又重复了一遏，“您找我干什么？”

　　“您不需要一个司机吗？”这个陌生人于是问道，“如今很难找到一个好司机，差不多所有的司机都被动员走了。”

　　这个陌生人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因此我就想，他一定就是布莱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所领导的一个有价值的特务。毫无疑问，在他对我所说的这番话里一定会有暗语。但是我既不晓得暗语，也不晓得答语。我就一边走一边猜究竟哪句话是暗语：是“找到要找的东西是非常愉快的”，还是“您不用要一个司机吗？”

　　这时，这个陌生人却继续说了下去。

　　“我可真走运，”他说，“我是扁平足，所以就免了军役……”

　　我们走到了街心花园。

　　“坐一坐好吗？”我这位同伴提议说。

　　我们坐下了。他向四外瞧了瞧。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这个陌生人用俄语说，“我是热列兹诺夫上尉。”

　　对于一个密探来说，使用这种办法是太幼稚了。但是我却应当疑心他是密探；谁知道我在哪方面引起了德国人的怀疑，他们也可能偷偷派人来的！

　　“我不明白您说的话。”我用英语回答说，“您说的是哪国话？”

　　“算了吧，没有人能听见我们谈话。”这个口称为热列兹诺夫上尉的陌生人真挚而诚恳地说，‘我知道您是马卡罗夫少校，所以才找您来了。”

　　“我不懂您的话。”我又用英语重复一遍，“您找我干什么？”

　　“马卡罗夫同志，您别害怕，”这个陌生人继续用俄语央求说：“这里没有任何人能听到我们谈话。”

　　很难形容出来我听到祖国语言的愉快心情，而且要说这位仿佛从天而降的陌生人的举止象个密探，那他可太过于幼稚了。但是常言说得好，上帝保佑谨慎的人，我是不愿意白白拿我的脑袋冒险的。

　　“别胡扯了。”我冷冷地仍用英语说，“我认为您非常可疑。应该把您交到盖世太保手里。”

　　但是，不知来自何处的这个陌生人却十分执拗。

　　“马卡罗夫同志，要知这我对您的一切都很了解。”他哀求般地说，“您叫安德烈·谢明诺维奇，在我们总参谋部工作，在里加这里有人企图加害于您，我们甚至以为您已经真的死了……，我是热尔诺夫上校派来的……”

　　他说的这一切都对，但我不敢轻易相信他。外国间谍机关也不是白吃饭的，既然他们企图加害于我，那怎么不可能企图欺骗我呢？

　　“您就要用我懂的语言同我讲话，”我厉声厉色地说，“否则我就去喊警察！”

　　这个陌生人气咻咻地瞧了瞧我。

　　“您过于谨慎了，也许您不是派我来找的那个人。”他终于用英语说道，“热尔诺夫上校会非常难过的。”

　　“您说的这个热尔诺夫上校可是谁呢？”现在，当这个陌生人又讲英语之后，布莱克可就便于打听一下热尔诺夫上校了。

　　“难道您不认识这个人吗？”这个陌生人显然很难过地问道。

　　“无论如何我是记不得了。”我回答说，“可能我们也见过面，他大概是一个俄国军官吧？”

　　“不错，”这个陌生人肯定地说，“我手里还有他写给您的一封信。”

　　“用俄语写的吗？”

　　“是的。”这个陌生人回答说。

　　“那么这封信对我可就没有—点儿用处了。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不懂俄语。”

　　“我可怎么回复上校呢？”这个陌生人气咻咻地问道。

　　我微笑了一下。

　　“向他致意，如果我们过去见过；只能向他致意，并表示最好的祝愿！”

　　这个陌生人沉思起来。

　　“您不想同他……见一见吗？”他有些迟疑地问道。

　　“难道他……他叫什么来着……热尔诺夫上校在此地吗？”我惊奇地问道。

　　“唔，这无关紧要。”这个陌生人含糊地说，“我问您，您愿意同他见一见吗？”

　　“怎么会不愿意呢？假如我们从前确实见过，如今恢复我们的交情，我是会感到很愉快的。”

　　“好吧。”这个陌生人很果断地说。

　　他沉默了两三分钟，在想些什么，然后耸了耸肩，便很明确地说道：“好吧，您同他见面好了。明天晚上我去接您。不过您可别对任何人讲。如果您要能弄到一部汽车可就好了。不用司机，我接走您然后再把您送回来。不过，万不得已的话，没有汽车也成，我们就约定在九点钟左右吧。您看怎么样？”

　　“好吧。’我说，“这可有点儿神秘，不过我很喜欢猎奇。”

　　这样做，我想到头来对我也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如果这是一种密探行为，我也易于推脱责任。德国人知道布莱克是干什么的，布莱克打算同俄国人建立联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布莱克甚至还可以说他准备把俄国间谍出卖给德国人。这样，他给德国人干工作就可以说不是空着两只手开始的了。“唔，可是如果我一下子真的看见了热尔诺夫呢？”我暗想道，“也许正是他同

　　里加的地下活动联系着，或是领导着游击队，使他们的活动协同一致的吧？这都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拒绝这次会见就是不可原谅的了。热尔诺夫会把我送回自己人那里，那我又会回到部队里去了……。”

　　“就是说，确定在明天晚上了。”这个陌生人又重复了一遍。他很信赖地靠近了我，“应当说，他们对您是严加监视的。”他小声说：“我尽量摆脱掉敌人的监视，您也应当想个办法，给外出找个理由。一切偶然的情况事前很难都估计计到。我们也可能在城外耽搁到天亮。千万别因为您外出引起他们的注意……”

　　“好吧，我尽量想办法。”我同意了。

　　这个陌生人目不转睛地瞧了瞧我，就站起来了。“我可以信赖您吧？”

　　“是的。明天晚上我一个人，准备一辆汽车，对谁也不说。”

　　这一整夜我一直在考虑即将到来的这次会面。

　　虽然这次会面很令人可疑，但是一想到要和热尔诺夫上校见面，还是使我很激动……

　　热尔诺夫正是我的直接上级。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学院出身的军官。这个人很有教养，文化水平很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军事学院和司令部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他原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青年军官，也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立即投到苏维埃政权这方面来的旧俄军官之一。有一个时期他曾在前线作战——起初是在东线，接着是在南线——后来就到了参谋部，并在这里显示出了他的才干。他从军参谋部被调到前线参谋部。从前线参谋部又被调到总参谋部。他入了党，在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就留在那里作了教员，后来成了教授，直到这次战争开始前几年他才又做参谋工作。他在总参谋部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他除去做他担任的主要工作以外，也大力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军官……

　　可是，我不能设想热尔诺夫会到前线，而且会到游击队来。就是从他的年龄来看，他也不适于在最前线了。……

　　但是，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密探行为，利用热尔诺夫的名字作诱饵，以便擒住我，也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如果这个陌生人是个密探，那恐怕他就未必能警告我，说有人监视我，并要我为外出找个理由……

　　虽然他这样说可能是为了使我更相信他，但其实他也无需这样做。

　　不管怎样，我既然接受了这个陌生人的建议，我就得设法从杨柯夫斯卡亚和爱丁格尔这方面得到安全的保证，确切些说，是从他所领导的间谍机关的密探那里得到安全的保证。

　　我决定先对付盖世太保的长官。如果这是一种试探我的密探行为，那么我要是预先通知他说我要出去，我想，他就一定会露出马脚。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觉得他喜欢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只要我一撤谎，我想，他就一定会乐于把我当场揭穿的，……

　　应当从爱丁格尔下手，如果这个陌生人不是盖世太保派来的，我就希望同爱丁格尔谈好，甚至还可以拿他做借口，给我外出找理由，骗过扬柯夫斯卡亚。

　　第二天早起我就给爱丁格尔挂了电话。这一次我连管理处都没有去；早就有人在门口等着我，并且马上就把我领到他那里去了——看来，布莱克先生是很使德国人感兴趣的。

　　“长官先生，我仔细地考虑了您的提议。”我立即对他说道。

　　“很好。”爱丁格尔赞赏地说。

　　“我以为我应该活跃起来了。”我接着说。

　　“这也对。”爱丁格尔表示同意。

　　“所以我想有更多的自由。”

　　爱丁格尔审视着我的眼睛。

　　“把话都说出来吧。”他说，“我不太明白您究竟要怎样。”

　　“您恐怕不能说我是很随便的吧？您把我看得太紧了。”

　　“是的，是这样，”爱丁格尔同意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又很坦率地承认说“我们是在考察您，但是不能说看得很紧。您的那些姑娘里有些人也在为我们工作，但是，这是另一回事。”他的脸上现出了一种沉于幻想的表情。“女郎！……我不晓得您同她们究竟干些什么，但我以为您在波罗的海沿岸住这么多年并不是为了她们。”他掀动了几下他的胡子，活象个蟑螂，“布莱克先生您很会做秘密工作。我应该承认关于您的真实情况，我们还什么也不晓得，所以我们才决定同您建立联系。”

　　我暗自感谢我的那些姑娘；应当认为她们是老老实实地把我们见面的情况汇报给德国人了，而且，因为实际上她们关于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德国人就认为我在她们面前很善于隐蔽我的真实活动。

　　“布莱克先生，您说的自由是指的什么呢？”爱丁格尔很感兴趣地问道。

　　“目前是活动的自由。”我说，“长官先生，我对您是开诚布公的。您简直是把我监禁在里加了。可是我必须同伦敦取得联系。”

　　“有谁在妨碍您这样做呢？”爱丁格尔很客气地问道，“您把您的工作总是搞得那么诡秘……”

　　“所以我才实现不了我的意图。”我气咻咻地说，“请不要把我当成个小孩子。如果我把电台放在家里，那您早就发现了。问题就在这里：我的电台都不能用了。”

　　“您的电台在里加吗？”他很感兴趣地问道。

　　“在里加附近。我想同伦敦联系一下，可以说是打算死灰复燃。伦敦很可能早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以后……我们以后再谈……”

　　爱丁格尔又掀动了几下他的小胡子。

　　“布莱克，您这个小伙子很聪明，不过，您却骗不过我。”他洋洋得意地说，“我知道您要同伦敦谈些什么。您一定要讲说德国的侦班机关要收买您。”他诡　地看着我，想知道一下他的话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我们……我们并不反对您这样做。”他的面孔上掠过了一丝微笑，“这样做也有它的道理。您尽管请示好了。他们会建议您答应下来的。让英国间谍机关知道您同德国侦察机关有联系，这会保证您的安全。可是您实际上是要为我们工作：聪明人永远是为胜利者工作的。”

　　我一声没说，仿佛是被我这位未来的上司的眼力所惊服了。

　　“所以您可以去用您的电台。”爱丁格尔接下去说，“我这方面绝不会妨碍您的。”

　　“不过我不希望有人暗暗地跟着我。长官先生，我们应该以信任换取信任。要么您就相信否则我们就很难谈妥了。”

　　爱丁格尔很宽厚地笑了起来。

　　“您总是这样诡诈，布莱克，您是怕我偷着利用您的电台。但是，我确实把您看成是我的同事，并且相信您；我们今后不再监视您了。”

　　他自然是丝毫也不相信我，并且会乐于把我打发到死亡集中营里去的，但是，收买到一个英国的侦察人员，对德国人来说，是太诱人了。

　　“这样，您就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了。”爱丁格尔答应了我，并且又审慎地补充了一句，“活动的范围……范围……唔，就在四十到五十公里之内吧……”他又瞧了瞧我，尽可能装做宽厚的样。“我想，您总不会要跑掉吧？”他马上又自己作了回答：“不会的，您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第一，您跑不出去；第二，跑也没意义……”

　　他深信象布莱克这样水平的侦察人员是不愿退出这场游戏的。

　　“我还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我很随便地说，“我要告诉扬柯夫斯卡亚，说我是同您一起到里加城外去。”

　　爱丁格尔没有回答我，却问道：“您有点儿怕她吧？”

　　我耸了耸肩：“我不太怕她，不过我不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

　　“布莱克，您可真聪明。”爱丁格尔夸奖我说，“您明白，里加城里还没有任何人敢过问我呢。”于是他又以十分信任的口吻补充说：“这个女人很不招人喜欢，我早就想收拾她，但是庇护她的人势力很大……”

　　他没有详细往下说。

　　“长官先生，还有一件小事，”我趁着他现在的情绪好，就对他说：“给我再弄一个证明文件或是通行证吧，如果有人查问，我也好应付。”

　　“啊，这不难！我发给您一个采访证，您就作为此地报社的画家好了……”

　　他吩咐属下给我弄一份证明，于是我也没到任何编辑部去，就在办公室里把证明弄到了。

　　我们这次谈判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爱丁格尔一点点也没有怀疑布莱克的真实性。

　　见到扬柯夫斯卡亚以后，我就说要暂时到城外去一趟。

　　“我要用汽车，如果您今天能把车给我，那我是非常感激您的。”

　　“好吧，车是您的，您有权使用。可是，您准备到哪儿去呢？”

　　“不远。”我十分简短地回答说，“我想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换换新鲜空气。”

　　扬柯夫斯卡亚审视着我：“我不可以陪您去吗？”

　　“不成。”我断然地反驳说，“您自己说过，布莱克先生是不把一切的秘密都告诉您的。”

　　她望着我，更警觉起来了。

　　“这是秘密吗？”她意味深长地问道。

　　“可怎么对您讲好呢？……”我困惑地说，“我不认为这桩事特别秘密，但是有人要我不告诉您。”

　　看样子，扬柯夫斯卡亚是猜到了什么，她突然在餐桌旁坐下了——我们当时是在餐厅里——她用手掌支着头，用一种沉思的神情瞧着我。

　　“喂……”她迟疑地说。我看出她在犹疑，不知怎样称呼我好，“喂……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您……我对您并无恶意……您……您是准备逃跑吗？”

　　我很宽厚地望着她。

　　“您可知道，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这是头一次对我提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问题。我如果打算跑，那我就不会对您讲这件事了……”我冷笑了笑，“您太富于女人那种好奇心，看来，恐怕还是满足您这种好奇心才好。我到城外去散步不是同别人去，而是同盖世太保的长官爱丁格尔先生去！”

　　“可是，那您还要汽车干什么呢？”扬柯夫斯卡马上追问道。

　　“如果我看得不错，那我以为爱丁格尔先生是要使布莱克和一个他认为是布莱克的一位同事见一次面。”我立即对答上了，“我仿佛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起着一个诱饵的作用，所以我应当坐自己的汽车去。爱丁格尔只是陪我去……”

　　扬柯夫斯卡亚用怀疑的目光扫了我一眼。

　　“如果我现在挂电话问爱丁格尔呢？”她挑衅般地问道，您看怎么样！”

　　“请便吧，”我很随便地说，其实我根本不希望她同爱丁格尔通气，谁知道他们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又会对她怎样说呢。

　　她径直走进了书房，给爱丁格尔挂了电话。

　　“长官先生，我有一件事求求您。”她用一种被娇宠的女人那种调皮的口吻说，“我要请贝尔金先生今晚到餐馆去吃饭，但是他说他要陪您出去一趟。您能否不让他去呢？”

　　我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瞧着她，其实我心里慌得厉害：我不晓得爱丁格尔会怎样回答她，并且也不以为他会不骗我。但是，想必他是太想把布莱克弄到手了！

　　扬柯夫斯卡亚放下了听筒。

　　“还好，您没有骗我。”她很满意地说。但，她生性善变，却突然气势汹汹地喊道：“不过，他要想把我从这场把戏里抠出去那可是枉费心机！”她沉默了片刻，而且显然是要给我眼色看看，又威吓地补充说：“这个爱丁格尔也太独断独行了……好，走着瞧吧……”她沉思默想地摇了摇，“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您要多加小心，不要弄得太过火，还是听我善意的劝告吧。您也许是对这场把戏发生了兴趣，不过，爱丁格尔可是靠不住的。”

　　杨柯夫斯卡亚没有再说别的，但是我看出来了：她对我和爱丁格尔的接近表示很不安。她保存了我这条命绝不是打算让我逃出她的手掌的。

　　她走了之后，我往窗外瞧了瞧，她把汽车留在门口了。

　　她走了之后，我往窗外瞧了瞧，她把汽车留在门口了。

　　晚上，我坐在窗前。九点钟左右，昨天来找我的那个陌生人在街上出现了。他走起路来异常沉着，从容不迫，结果又使我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只有确信没有人也没有理由被跟踪的人才能那样走路。

　　莫不是爱丁格尔同我谈话只是为了转移视线，而实际德国人正在对我进行围捕：往预备好的陷井里赶我吧？

　　这时，昨天来的那个人已经走近了房子，就藏在门口了。

　　我怕他按铃，就自己出去给他开门：我不愿意叫马尔塔看见他。但是，仿佛故意同我作对似的，当时马尔塔正在前厅打扫铺在门前的擦鞋地毯。

　　铃响了，马尔塔就开了门。

　　“请进吧。”她很客气地说，并且躲在一旁，给客人让了路。我们互相问候了一番。

　　“都准备好了吗？”那个陌生人很愉快地问道。

　　“仿佛差不多了。”我含混地回答说。

　　“我们走吧？”他问。

　　我点了点头，转身就对马尔塔说：

　　“如果扬柯夫斯卡亚女士明天来，您就说我很晚才能回来。”

　　“好吧。”马尔塔显得很疏远地说，就从衣挂上摘下了我的大衣。当她把大衣送给我的时候，语气可就变了，她很亲切地说：“祝您一路平安，贝尔金先生，一路平安。”

　　我和马尔塔的关系是很和睦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宁静的。她干她的，我干我的，谁也不妨碍谁。她给我的印象挺好——总在干活，她对我干的一切并不感到兴趣，但是……

　　谁敢担保马尔塔不是被指定来照看我的，谁能担保德国人或者是英国人不给她钱，让她适当地监视布莱克先生呢？

　　“假如有什么急事找我，那可以到‘爱司普拉纳达’餐厅去，”为防万一起见，我说，“不过最好可别对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说。”

　　布莱克的手枪放在我的一个口袋里，扬柯夫斯卡亚建议我随身携带的关节防护具放在另一个口袋里。

　　“走吧。”我说。

　　我们到了下面。

　　这个陌生人点头指着汽车说：“让我开吧？”

　　我打开了车门：“您请坐吧，让我自己来开。”

　　我们坐好，车开了。这时，当我实际上已经委身于这个同伴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倒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密探，既不是敌人也不是特务，而确实是热列兹诺夫上尉……

　　当然，在生活当中不能只根据直觉判断一切事情，那样就可能(而是非常可能！)在紧要的关头使你上当。但是，也不能完全认为直觉不起丝毫作用；因为有的时候对某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或是厌恶感，能使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一认为我的同伴确是一位苏联军官，我就有些放心了，因此也就不再担心和怀疑，马上就把精神集中到外部的情景上了。这对于一个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街道上开车的人是特别重要的。

　　时间已经接近傍晚。街上的行人见少了，所有的人都急着回家去。只是一些德国军官大摇大摆地迈着方步，一支巡察队站在一个街角上正在检查行人的证明，咖啡店的窗口里传出了音乐声和叫喊声……

　　总之，敌占区的里加正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我慢悠悠地开着车子。里加城里，不慌不忙的只有胜利者，我的车开得越慢，就越不可能引起怀疑。

　　我几乎就没有和我的同伴交谈。我不想讲英语，而讲俄语又非常危险。

　　“到哪里去？”我简短地问道。

　　“往美沙公园去的方向。”

　　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公园，很象—片经过细心照料的森林，它是里加市民引以为荣的处所，也是散步、郊游和进行运动比赛的好地方。但是在这战时的晚上，这个公园里却连一个人也没有，如果相信到我那里去的那些姑娘所提供的情报，那么，只是在园林深处架着高射炮。

　　车子开过了美沙公园。

　　“现在呢？”我问。

　　“现在我们两人换一换位置。”我的同伴用俄语说，“这一回让我来开车吧。”

　　他想钻我的空子是枉费心思！我决定谨慎到底。

　　“我不懂您说的话。”我执拗地用英语说，“您把我看成俄国人是错了。”

　　“嘿，您可真能坚持！”他用俄语赞赏地说，于是就改用英语说道，“把舵轮交给我吧，现在得绕圈子，我能来得快些。”

　　“假如我不交给您呢？”

　　“您在这里简直就不成，”他很沉着地说，“您不能辨认这里的方向……”他笑了笑，又诚恳地用俄语说：“请相信我吧。”

　　我耸了耸肩，于是我们两人换了位置。

　　“现在您要忍耐些，”我这位同伴说，“我们要捉捉迷藏……”

　　于是，他就在路上兜起了圈子。我们的车子忽而开向这里，忽而又开向那里，很快地开过了一些小村子，而在另一些村子跟前又开得很慢；后来他又一下子从路上拐了下来，就在一座房子的后面停住了。

　　四外鸦雀无声，我的同伴往路上瞧了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于是汽车又开动了。

　　他这样搞了好几次，从路上几次地拐下来，把车停住，等着。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发现后面有人跟踪。

　　然后，他又开始绕起圈子来了。我们先是在一条路上飞驰，然后又拐到了另一条路上，开到一个小村子附近，又开到另一个别墅跟前，突然，汽车开进了一座敞开着的大门。

　　“出来吧。”我的同伴急忙说。

　　我下了车。他把汽车开进了一座开着门的板房，随后他走了出来，把门关上了。院子里空空荡荡。

　　“我们到了吗？”我问道。

　　“没有，没有！要等一下。”

　　但是，我们并没有等多久。

　　不久，院子里就开进来一台载货汽车。司机从舵楼里伸出头来望了望，发现了我们。司机身旁坐着一个女人，他们两人都用拉脱维亚语和我的同伴问候了一番。

　　“快，快！”那个司机喊道。

　　我的同伴向我指了指车厢。

　　“快上去，”他对我说，“别给别人惹麻烦。”

　　我们爬进了车厢，车厢里满装着牛奶桶。我们挪开了牛奶桶，坐了下去，就隐在奶桶中间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坐好，汽车就开动了。它绕过了一座小村，顺着大路飞驰起来。

　　这一回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拐一次弯。

　　“这辆汽车是干什么用的？”我问道。

　　“这辆汽车是给里加的军官食堂送牛奶的。”我的同伴冷笑了笑，回答说，“这辆汽车是经过考验的。”

　　突然，就象那一夜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样突然，司机刹住了车，汽车就在路旁停下了。

　　“跳下去吧！”我的同伴说。

　　我们跳到了路旁满是稀泥的排水沟里。

　　“谢谢！”我的同伴悄声喊道：“一切都好了。”

　　于是，这辆汽车立即向前急驰而去。

第七章 在松林里

　　离大道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

　　时间已经很晚，天差不多都黑了，夜幕已经罩住大地。往往是这样：一旦预料到要有危险的时候，就越发觉得四外死寂无声。

　　我们跑到杜松丛旁，站下听了听，然后就进了松林。

　　我的同伴吹了一声口哨。

　　完全象在剧院里一样，黑暗中不知从哪里闪出了几个模糊的人影。

　　“一切都好。”我的同伴对他们说：“我把那位同志带来了……”

　　他没有说出我的名字。

　　我的同伴这一次讲的是拉脱维亚语。

　　围着我们的那些人也用拉脱维亚语回答他。

　　“留个人站在路旁吧。”我的同伴吩咐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挽起了我的胳臂，“现在只好把您的眼睛蒙上。我倒不想这样作，不过我们这是来作客，主人是有这种规矩的。”

　　我没有表示反对。我想，如果布莱克卷入了这场冒险事件，我要说，他是要干到底的。如果他们打算加害于我，其实也不必一定要我蒙上眼睛。

　　他们带着我往树林里走去。最初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后来是一片草地……我们项多也就是走了半个钟头。

　　蒙着我眼睛的布带拿掉了。我觉得树林子里似乎亮了一些。大树隐没在昏暗之中，我们正站在一个窝棚跟前。

　　我的同伴往窝棚里瞧了瞧，并且问了一句什么。

　　“请进吧。”他说，然后，他又在我身后用嘲笑的口吻说：“这一回您就得讲俄语了！”

　　我打开了那扇小门就钻进去了。

　　窝棚里面只点着一盏不大的煤油灯。但是，刚从漆黑的森林走过以后，这盏灯的灯光就显得特别亮了。这里很象一个普通的窑洞：有一张用木板钉得很差劲的桌子，靠墙摆着几条凳子，桌上有一盏灯，一个热水瓶，还有一个带把的大杯子。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看到了桌旁坐着的那个人：因为我本来认为他已经死在希特勒匪徒的刑讯室里了……

　　他不是别人，正是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错，这正是我的房主人，在命运使我碰上扬柯夫斯卡亚那天之前，我一直很安静、很舒适地住在他的家里。

　　他是里加当地的工人，老共产党员，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环境里受过考验，这个人从前和以后永远会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激动地把手伸给了他：“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柴普利斯不好激动。他微微笑了笑，轻轻地握了握我伸给他的那只手，就好象我们只是昨天才分手似的。

　　“您好，马卡罗夫同志，我很高兴……”

　　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完：从我们最后见面那次起，使人感到高兴的事是并不多的。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你不知道我还到处找过您哩！”我用一种甚至有些责难的口吻喊道，“咳，可是有个女人却要我不到别处，而是到警察局去找！”

　　“是，我曾听说您找过我。”柴普利斯说道，“但是我没有办法通知您……”

　　“就是说，那个女人是……”

　　“是的，她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柴普利斯说，“但是，她无法认出您是自己人；因为她没有什么根据。而时下是需要万分谨慎的。不过，她做得很聪明。如果您是自己人，那她就是警告您要提防警察局，假如您不是自己人，那您也没有理由指责她，因为她正是要您到警察局去。”

　　“我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您。”我很坦率地说。

　　“党是最清楚谁该当在什么地方的。”柴普利斯没有直接反驳我。

　　“您的家怎么样？”我问说“疏散了吗？”

　　“妻子和儿子在乡下，住在亲戚家里。”柴普利斯解释说。“我在开战后的第二天就同他们分开了，据同志们说现在他们还算平安。”

　　“丽达呢？”

　　柴普利斯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叫阿尔图尔，十三岁，性格恬静，很象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叫丽达，仪表可人，非常聪明，就是性情急躁，是个共青团员，在师范学院读书。

　　柴普利斯皱起了眉头。

　　“丽达不在了。”他低声解释说，“我们把丽达留在了城里，德国人大概是占领里加以后的第二天就把她抓去了；当时她正和别的共青团员打算破坏里加的发电站……”

　　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了……我把手伸给了柴普利斯。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他却轻轻地把我的手推开了，并且把眼睛闭了一会儿。

　　“不要这样……”

　　他勉强微笑了一下，仿佛说明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也不应重提内心的创伤。他向门口走去。

　　“唔，现在我给您介绍……”

　　他走了出去，窝棚里就剩了我一个人，但很快他就同把我送到游击队驻地来的那个人一起进来了。

　　“这是热列兹诺夫上尉。”柴普利斯把我那位同伴介绍给我说。

　　“我已经知道他是热列兹诺夫上尉了。”我说，“我们昨天就认识了。”

　　“不能说‘知道吧。”柴普利斯反驳说：“如果您知道，那您就不必到这里来了。”

　　“请原谅。”我说，并把手伸给了热列兹诺夫，“可是要知道，处在我这种地位是很容易对任何事情都发生怀疑的。”

　　“不过，我并不埋怨您。”热列兹诺夫回答说：“这是合乎情理的。我若是处在您的境遇，我也会考虑……”

　　我没有放开他的手。

　　“我听候您的吩咐，上尉……热列兹诺夫同志！”

　　热列兹诺夫温和而羞怯地笑了笑。

　　“虽说现在热尔诺夫的信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或许您还要看一看吧？”

　　“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呢？”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再向您介绍了。”

　　他亲切地瞧了瞧柴普利斯。

　　“是呀，”柴普利斯说，“热列兹诺夫同志是我们自己人。”

　　“好，我们谈一谈吧！”热列兹诺夫随即用很认真的口气说。他坐到了板凳上，并且也示意请我们坐下。

　　但是，这时柴普利斯却向门口走去；与其说这是由于柴普利斯生性客气，勿宁说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老的地下工作者，在乌里曼尼斯实行军事独裁的年代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很清楚这样一点：如果有的事情同他本身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就不过问。

　　“你们谈吧，”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

　　他走了，窝棚里就剩下了我和热列兹诺夫两个人。

　　“您知道我是在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吗？”他问我。

　　我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

　　“那您就得讲一讲您的情况了，”他说，“不过，您还是先看一看……”

　　他还是把他带来的那封信送给我了。

　　信封是封着的，在我拆开信封看热尔诺夫那张短笺的时候，热列兹诺夫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我。

　　我很清楚我的首长的字体和语气。这张短笺照例写得异常简洁。热尔诺夫在短笺里向我致意，并且很郑重地、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完全相信带信的这个人。

　　不错，短笺写得既平板又简短，但是——这甚至很难解释—一字里行间却透出了一种温晚，透出了老年人那含而不露的爱抚……

　　“您的处境很困难，以后也会困难。”叶甫格尼·奥西波维奇·热尔诺夫——我在军事学院学习时的教授、工作时的直接首长在短笺里写道：“但是，您并非是一个人，无论您怎样困难，祖国将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带信去的这个人是受我们统帅部的委托进行工作的……”

　　我已经问出了口：“他在哪里……”

　　但我马上又不作声了，感到提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可是，热列兹诺夫上尉却猜到了我的心事。

　　“不，那有什么呢，”他回答说，“您是有权提问的。热尔诺夫上校本来可以留在莫斯科工作，但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军官，坚持要到前线来。他现在在军参谋部工作。他们认为他的信不致于引起您的怀疑……”

　　“可是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笑了笑，把这张短笺又瞧了瞧，然后折叠起来，要把它再装到信封里去。

　　“不，不，”热列兹诺夫拦住了我，“您已经看过，并且已经相信了，现在就给它一根火柴吧……”他马上把火柴盒递给了我。“您不能带任何文件，什么也不能带。”他解释说，“处在您的境遇……”

　　我顺从地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这张短笺。蓝色的火苗烧着信封，我把它放到桌边儿上。黄色的火苗着了一会儿，热尔诺夫这封信就变成了一小堆灰色的灰烬。

　　热列兹诺夫从桌上探过来身子，把灰烬吹到地上去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吧。虽然时间有限，但是，还是把您经历的一切都报告一下吧。”

　　我理解他的这种要求，不过，要讲我自己的经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您听我说，热列兹诺夫同志，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坦白地说，甚至自己也觉得有些狼狈：“他们打死我，不，他们本想打死我。就在那天晚上，里加城里打死了一个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人，他就是戴维斯·布莱克。据我后来所知，他是英国国家侦探局派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些相象，所以，他们就把我们的身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给交换了。他们让我顶替了布莱克，让布莱克顶替了我。后来，他们用马卡罗夫的名义把他埋葬了，我就以贝尔金的名义落进了德军病院……”

　　热列兹诺夫同情地对我点了点头。

　　“这和同志们搜集到的关于您的消息大致相同。”他说，“他们想打死您，而且我们也确是认为您已经被打死了。谋杀您的那天晚上正赶上敌机轰炸里加，可能是这个情况帮助了谋杀您的那些人搞了这么一套伪装的把戏。总之，您的尸体……不，据后来所知，就是被当作是您的那个人的尸体，第二天清晨在一座建筑物的瓦砾中被发现了，尸体已经残伤不全，但是他穿的衣服和他身上的证件却使人认出了他是马卡罗夫少校。既然现在您就坐在我的面前，那么，毫无疑问，被埋葬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知道您曾住过德军病院。后来又听说您以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这件事很奇怪，但是，……您的举止很奇特，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德国人竟没有动您。您并不象一个失节的人，那些人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曾经了解过您，后来就决定同您建立联系……”

　　“可是，我还是有必要怀疑这是一场骗局吧？”我打断了热列兹诺夫的话，打算再一次说明我怀疑的理由，“在法西斯匪徒占据的城市里，来了一个人，自称是苏联军官……”

　　“但是，我不是知道我在对谁说吗？”热列兹诺夫反驳说。

　　“哼，如果我把您出卖了呢？”

　　热列兹诺夫笑了：“我以为您不会来得及的……”他又改用认真的口气说，“最好还是讲一讲您在里加干了些什么？”

　　“我在等待机会。”我解释说，“我准备跑回祖国，正在等待时机。一个女冒险家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和我发生了牵连。总之，她自称是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正是她开枪打了我，可是，据她说，她又救了我。她叫我冒充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实际上我却是戴维斯·布莱克。就是说，我乃是以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的布莱克。看来，德国人相信我确是布莱克，因而他们企图收买我，扬柯夫斯卡亚却要我答应。她实际究竟在为谁——为德国人还是为英国人工作——我还不清楚。布莱克在里加有一个情报员网，确切些说，这是一个女情报员网—一有几十个姑娘，她们都在顾客很多的地方工作。这个情报员网直到目前还存在。一些傻瓜可能以为布菜克是个不堪救药的淫棍，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却不难猜透布莱克同这些女人相互联系的真情。这个谍报机关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差劲，它的做法和英国国家侦探局寻常的做法不同，很明显，它这样做的目的是特意为了掩人耳目。据目前所知，在布莱克的手下还有另外一伙间谍，隐蔽得极其严密，据扬柯夫斯卡亚说，甚至连她都不晓得是些什么人……”

　　“好了，关于这些，您不要……对我汇报了！”热列兹诺夫打断了我的话。“可是，您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等待时机，我已经对您讲过，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便从德国人这里跑开……”我笑了笑，“可见，终于等到了……”

　　“为什么这么说？”热列兹诺夫冷冷地问。

　　“我希望现在能把我送回我们那边去。”我满有把握地说，“我以为……”

　　“怎么样？”热列兹诺夫用嘲笑的口吻问我。

　　“我以为，我现在是在一个游击队的司令部里，一有机会就会把我送往……”

　　热列兹诺夫拿起了暖水瓶，气咻咻地把它放到了另个地方。

　　“是这样，少校同志，”他突然很郑重地说道，“谁也不会把您送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您要留在里加，并且要执行交给您的一切任务。您可以得到一个接头地点，去找到一个人，和他建立联系。如果您不利用您现在的处境，那简直就是不明智。”

　　“可是，我要在里加做些什么呢？”我很诧异。

　　“去执行那个人命令您完成的一切任务。”热列兹诺夫严厉地说。

　　他又吹毛求疵地对我提出了好几个问题，问我同扬柯夫斯卡亚的关系，并且又重复说，如果不利用这个既成的形势，那就是一种过失。他还说，十之八九我得同英国和德国间谍机关都建立联系，并且要很好地探明他们的活动。后来他又说，我们的侦察机关已经把一个很有经验，很能干的工作人员派到了里加。这个人是一个老肃反工作人员，从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时候起就在国家保安机关工作，我应当同这个人取得联系，在里加进行的全部工作都要接受这位同志的领导。后来他又对我解释说他受命同我取得联系，但是因为引起了我的怀疑，所以他决定把我带到一支游击队的司令部——这一点事前已经预料到了——我很了解柴普利斯，他能把我的任何疑虑打消……

　　当我听罢这一切之后，自然就不再敢提我愿意到作战的队伍里去了。交给我的这桩任务既重要又危险，我不能拒不接受。

　　当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热列兹诺夫问我，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对他有没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有，”我说，“莫斯科有一个姑娘……大概，她已经认为我死了。能不能让她知道……”

　　“不，不能。”热列兹诺夫斩钉截铁地反驳说，“看来，您还没有想到您应当怎样隐蔽起来。关于您还活着这件事，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才能知道……”

　　于是他又告诉了我怎样才能找到今后作为我直接首长的那个人。

　　“现在该回去了。”热列兹诺夫结束了这次谈话，“您离开城里的时间越少越好。”

　　我们走了出来，外面漆黑一团。黑夜统治着大地。只是在近处才看得见黑暗中那光秃秃的树干，树顶却不知消失到哪里击了。四外万籁俱静。只有远处传来了某种分辨不清的籁籁声。

　　“我们回去走另外一条路。”热列兹诺夫悄悄地警告我说，“这样安全些，而且……”

　　他的话没有说完，他站住了，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一起．我就会把它当成是一种鸟儿半睡半醒地唤另一只鸟儿。

　　有一个人立即走到了我们的身旁。这个人仿佛藏在树后，正在等着我们呼唤。

　　热列兹诺夫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他说的话——于是，走近来的那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就轻轻地迈开脚步悄悄地往前走了。

　　我们紧跟在这个人的身后，这时我才发现，黑暗中充满了正常的积极活动，时而传来了某些断断续续的话语，时而又可以听到低低的　语，人影在移动，还有些鸟儿在叫，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鸟儿；我甚至还听到了莫尔斯电码吱吱的响声——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这样觉得罢了：因为黑夜间在这座充满了秘密的大松林里，实际的情形和想象的幻觉是不能不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还能看到柴普利斯同志吗？”我问。

　　我非常渴望再同柴普利斯在一起步呆一会儿；他在这里对我来说比谁都亲。

　　但是这个愿望却注定不能实现了！

　　“不成了，”热列兹诺夫回答说，“柴普利斯同志现在已经离开这里好远了，这是特意请他来为您打消疑虑的。”

　　我逐渐在黑暗中习惯了。

　　不，这根本不是象我开头想象的那种无人迹，少话语的黑夜。

　　我们在浓密的松林里走着。到处都是高高的松树，只有个别的地方夹杂着枝叶四出的枞树，长得很低的是那毛蓬蓬的杜松树丛。枯树枝在脚下喀吱喀吱作响。在树梢的空隙处偶尔可以看到闪烁着的星光……

　　但是，时而从那黑黝黝的枞树后面闪出了一些人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的向导对他们说了几句什么，于是他们又消失在黑暗中了。

　　可真使人感到奇怪：我们的向导在黑暗中可真善于辨识方向；我们，或者说起码是我，要跟上他都很吃力。

　　树木终于稀少了，于是我们又到了林边。在我们的面前模糊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草原，不过也许还有田野。远处发黑的地方不知是树林还是建筑物。

　　突然，我听到了一种十分熟悉、匀称的粼粼声……

　　几乎就在这同时的一瞬间，草原上突然燃起了篝火——一处，两处，三处。

　　“这是什么？”我觉得很奇怪。

　　“联络，”热列兹诺夫解释说，“这是同大地的联络。”

　　不错，在我们面前的草原上落下一架飞机……

　　这是一架最普通、最简单的“乌—2”式教练机，就是人们称之为“小鸭子”的那种最招人爱、最使人不能忘怀的飞机，不管我们的航空事业发展到什么地步，任何一个苏联飞行员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把它忘掉！

　　这一切仿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我虽是一个具有相当经验的苏联军官，我还是不能不感到吃谅……

　　战线已经向东移了相当远，发动机的响动无法减小，探照灯的触角不断地在空中晃动，高射炮到处皆是……可是驾驶员却一直尽管往前飞行！

　　我轻轻地碰了一下热列兹诺夫：“他怎么能飞过来呢？”

　　热列兹诺夫把驾驶员的策略讲给我听了。

　　驾驶员驾驶着飞机紧贴着田野，紧贴着树梢，有时差不多就是沿着地面飞行；德国人自然要在相当高的地方寻找它，他们想不到这架看不见的飞机几乎就在他们的头上一掠而过，离地面只不过几十米……

　　唯有苏联的飞行员能作这样的飞行！

　　不能不佩服这个人大胆无畏的精神。而且，这样的人也远不是少见的呢！……

　　斗争一刻不停，甚至在后方，在德寇的大后方也在同希特勒匪徒进行着斗争，千千万万勇敢的人都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参加了这个斗争。而如今，我也在这个斗争中站到我自己的岗位上了。

　　“不过我们两个人最好离这里远一些。”热列兹诺夫慎重地说，“我们快些走吧！”

　　他喊住了我们的向导。

　　“再往前我们两个人要自己走了。”他说，“请向柴普利斯同志问候！”

　　我们的向导很顺从地留在后面了。

　　我们不久就上了大道，我们顺着路边走。大约走了一公里以后，我看见了一辆汽车。我又感到很奇怪，这是我的汽车——布莱克的汽车。虽然天还黑，但我立刻就认出它来了。

　　热列兹诺夫在司机的位置上坐下了。

　　“快些，快！”他紧催我。

　　我坐到了他的身旁，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几棵黑黝黝的大榆树下停住了，等天亮以后，就又出发。在快进城的时候，一队党卫军巡逻兵碰到了我们。我把我的证件拿给他们看了，并且说热列兹诺夫是我的汽车司机。我们并没有引起这些家伙的怀疑，他们立即放行，于是我们就在早上十点钟左右若无其事地回到了里加。

第八章 去找“浮士德”

　　我同热列兹诺夫在回里加的路上一起度过的几个钟头，使我们异常亲近起来，甚至要胜过平时相处一整年。

　　我们彼此简短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都讲了讲自己的成就和烦恼，这时才知道，由于我过分的审慎，却给他造成了一次最大的烦恼。

　　在快到城里的时候我想起来了，热列兹诺夫在第一次找我去的时候，曾经提议要我雇他作汽车司机。

　　于是我就问他是否可以装作我的汽车司机住在里加，并且说，如果两个人能在一起，那可就太好了。

　　热列兹诺夫回答说不能在车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说，能够决定这个问题的只有领导我同时也领导他的那个人。

　　我到家以后，马尔塔并没有问我到哪里去了，大概，这不只是因为布莱克过去常出去，她已经习惯了，也是因为她生性沉着，拉脱维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她只是问了我是否要安排早饭，我没有拒绝她的服侍，看样子她很满意。

　　过了两个钟头左右，扬柯夫斯卡亚来了。

　　我听到她进门时，在前厅就问马尔塔，打听我是否回来了，于是比往常更快地走进了书房。我仿佛觉得，她见到我以后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到底回来了！”她调皮地说，“您可知道，我仿佛已经开始和您处熟了。”

　　我默默地对她点了点头。

　　“唔，怎么样？”她坐在沙发椅上，问我：“您对付得怎么样？”

　　我没有懂她的意思：“对付什么？”

　　扬柯夫斯卡亚大笑起来：“对付德国人！”

　　我用探询的眼光瞧了瞧她。

　　“不，真的，您到哪儿去了？……”她又大笑起来，“我真不知道叫您什么好，安德烈、阿弗古斯特或者是戴维斯……大概最好是阿弗古斯持……阿弗古斯特，您到哪儿去了？”

　　她没能掩饰住她的好奇心；很明显，她在等着我详细地讲一讲这次旅行。

　　“我去过的地方现在我又不在了。”我回答说，仿佛是在逗弄她，但实际上我正在考虑怎样回答她，“我同爱丁格尔先生到海滨去了，他想叫我帮助他解决一个问题……”

　　“啊哈，别扯谎了！”扬柯夫斯卡亚愤愤地喊道，“我给爱丁格尔挂过电话，他根本没有离开过里加！”

　　原来她对我的每一个行动都要检查，并且认为没有必要瞒着我！

　　她问了爱了格尔一些什么？他又回答了她一些什么？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不错，他没有能陪我去。”我说，“他留在里加了。”

　　“可是您到哪儿击了呢？”扬柯夫斯卡亚急忙问道。

　　“我到苏联游击队去了。”我冷笑着回答说，“其实我的一切您都十分清楚啊！”

　　“我没有工夫开玩笑，阿弗古斯特，”扬柯夫斯卡亚打断了我的话，如果爱了格尔不晓得您在什么地方，他就会马上找您的。”

　　“您向他打听我了吗？”我反问了一句。

　　“当然罗，”扬柯夫斯卡亚挑衅般地回答说，“如果您要真的突然打算跑到游击队去呢？”

　　这个女人讲过不止一次，说她希望我诸事顺遂，可是，果然不出所料，假如我要打算捣乱她这一套把戏，那她是不会原谅我的。

　　“您对长官究竟说了些什么？”

　　“他对您说什么了？”杨柯夫斯卡亚却以问代答地问我。

　　“我正想弄清楚您是否对我讲实话。”我挑战般地说，“我等您说。”

　　“您大概是真的逐渐熟练于布莱克这个角色了。”扬柯夫斯卡亚赞赏地说，“我并没有捏造什么，只是把您自己讲的那番话对他说了一遍。我说您不在，但我十分需要您，又说——这是您讲的——爱丁格尔知道您的去处。”

　　这是告密。还好，我求爱丁格尔答应我拿他做了借口，否则她就会把我彻底搞垮了。

　　她同意我作布莱克的替身，但却不让我再变成马卡罗夫……的确，这纯粹是告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同她转弯抹角。

　　“这可是告密！”我喊道，“爱丁格尔是怎样回答您的？”

　　如今最首要的问题是弄清楚爱丁格尔怎样回答了她？

　　“他笑了，并且说，这与其说是他的秘密，倒不如说是您的秘密。”扬柯美斯卡姬回答沈“总之，他向我示意，说这不干女人的事。”

　　我轻松地嘘了一口气。德国人是真想收买我I布莱克是个老练的家伙……德国人清楚地知道，布莱克不是那么容易受骗的，他不会看不见是否在表面上对他进行监视，于是，他们就取消了对他的监视。在我们外出的时候，不仅是我，就连热列兹诺夫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是比我更有经验的。也可能是这样：爱丁格尔甚至以为扬柯夫斯卡亚挂电话是受了我的委托，因此他想在我的眼睛里充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这可是告密！”我又重复了一遍，“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表现得很不老实。请想，我如果对您说了假话，您这样做很可能断送我。爱丁格尔会立即下令追踪……”

　　“而且这一次就没有人再能搭救您，因为您已经没有退身的余地了。”扬柯夫斯卡亚厚着脸皮表示同意了，“我认为您不应该轻视我，因为您太缺乏经验，而且要骗过德国人也是不容易的。我最担心的就正是这一点，所以我才问您对付得怎样……”她走到我身旁，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您应当放聪明些，争吵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她和解地说，“爱丁格尔要您干什么？”

　　天晓得她同谁有交往，并且会使怎样的手段。不应当同她争吵，并且我也不能担保她不能从爱丁格尔左右的人探听到我同爱丁格尔谈话的内容，因此我不准备完全隐讳真情。

　　“他要我交出布莱克同伦敦联系用的电台。”我坦白地说，装作仿佛是扬柯夫斯卡亚迫使我出于无奈才承认了的样子。

　　“电台？！”扬柯夫斯卡亚大声喊道，“您这可是虚张声势！”

　　“怎么会是虚张声势？”我问道，“难道布莱克没有电台吗？”

　　扬柯夫斯卡亚耸了耸肩。

　　“我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电台。当然，也许有，德国人也可能通过某种办法把它查出来了。但是您……同德国人耍这种手段，这可是一条危险的路。您根本不晓得电台，同他们搞这种骗局是搞不长的，您这是拿脑袋冒险。”

　　我嘲笑般地瞧了瞧扬柯夫斯卡亚。

　　“唔，假如我发现了电台呢？”

　　“您？！”这一回她可真吃惊了，“怎么样发现的？”

　　“我在这个书房里发现了一份座标图，它帮助我……”

　　我把这话说得就象谈到一件最平常的事情一样——英国间谍组织的头子们进行联络用的秘密发报机。

　　扬柯夫斯卡亚睁大了眼睛：“您这话当真吗？”

　　“千真万确。”

　　“您在这间书房里找到了电台下落的线索？”

　　“正是。”

　　“究竟是怎样找到的？”

　　“这就是我的秘密了。”

　　“您也知道了呼号和密码？”

　　“大概差不多吧。”

　　“而且，您把这份礼物送给了爱丁格尔？”

　　“可以说是的。”

　　“唔，您可知道……”她的两只眼睛里甚至闪现了赞赏的神情：“您很有前途！”

　　她有一会儿工夫甚至丧失了平常那种沉着的神情，变成了一个赞赏有本事的男人的普通女人。

　　“我没有看错您，我感到很高兴。”她坐到沙发椅上点起了烟，“您好象能够使我倾心！”

　　但是，我是谨防同这个女人亲近的。谁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使她打死了布莱克呢？

　　“我很难相信这一点。’我忧郁地说，一面往窗前走去，“您除了您自己以外未必能爱上任何人。”

　　扬柯夫斯卡亚没有回答我，只是神经质地捏灭了烟，默不作声地坐了好久，然后站起身来，也没有同我告别，就悄悄地走了。

　　到了星期五。

　　已经对我说过：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五，从五点到七点，在广场上多姆教堂对过的书铺……

　　这座远在十三世纪建造的教堂是里加最漂亮的建筑遗迹之一。它经历了历次的轰炸和战争的折磨，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还点缀着古老的多姆广场。

　　这里的一切我都喜欢：那古老的教堂，以及同它砒连的小巷和胡同，我也喜欢那哥持式的房屋和用鹅卵石铺修的马路……

　　这里的一切都是古色古香，一切都使人感到光阴似箭……

　　我沿着石灰街走去，这条街的两旁有无数的大小商店，街上有很多熙熙攮攮的行人……

　　到多姆广场了，教堂的对面就是一个旧书店。这个旧书店有一扇很大的玻璃窗，里面摆着好多书。门很矮，上半部镶着玻璃……

　　我拉开了门，系在门上的铃铛响起来了。想必是主人不常在铺里，而是常到铺子里面那个房间去。

　　但是，这一次主人却坐在柜台旁。他没有刮脸，是一个显得很忧郁的拉脱维亚人。白色的汗毛覆盖着他那发青的、硬化了的面颊，上面现出了紫红色的血管。

　　屋子里并不只是店主人一个人。隔着门玻璃我就看到有一个顾客伏身在柜台上。

　　我走进去以后不由得又往回退了一步。我被一次很不愉快的奇遇惊住了……

　　我看见了加什凯！是的，就是我和他一同住过院，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厅里还看到过一眼的那个加什凯。

　　他漫不经心地斜眼瞧我一下，装作没有认出我来的样子，不过他也许真的把我忘了，然后他把身子又伏在柜台上了。

　　我运用意志的力量迫使我走近了柜台。加什凯的眼前摆着很多明信片，上面画着一些很漂亮的裸体女人，做着各种不害羞的姿势。

　　“您有什么吩咐？”店主人用德语对我说。

　　我迟疑了一刹那，但是，他说的正是我所得到的暗语，丝毫不错，于是我就决定不顾加什凯了。

　　“我买‘浮士德’的第一版。在1808年出的第一版。”

　　“您找的东西太难得了。”店主人回答说。

　　“我不怕多花钱。”我固执地说。

　　“在我这样的小铺做里怎么能有那样的古本呢？不过我可以提供给您最晚的一种版本，上面有很精美的插图。”

　　“不，我需要1808年的版本。”我又固执地重复了一遍。

　　“我不会跟您要太多的钱。”店主人仍然坚持他自己的彦

　　“不成。”我毅然决然地说，“我带要的是第一版，如果您弄不到这个本子，那我只得走了。”

　　为了让人家在这间又窄又暗的小书店里把你看成是自己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不太相信他的回答。有加什凯在场使我很不安。

　　但是，店主人却毫不犹豫，马上推开了通往和店铺毗连着的那个房间的房门。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单薄的铁床，一张上面什么也没有铺的桌子，还有一个方凳，上面放着一桶清水。仿佛店主人就住在这个很象一间牢房的房间里。

　　“请吧，”店主人说，“请进吧。。

　　他自己站在原地没动，让我进去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一下，加什凯却也走进了这个小房间。

　　房门关上了。

　　加什凯手里拿着一些明信片。他一下子把这些明信片拢在了一起，象一副纸牌似的，随后就漫不经心地把它放在桌边儿上了。

　　“请坐吧，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同志。”他用俄语说，“我已经等您好久了。”他指了指床，自己就坐在床上了。

　　我没有能够马上意识到原来加什凯正是我应当任其指挥的那个人。

　　“我受命听您吩咐。”我没有把握地说，“所以我就来了。”

　　“干嘛打官腔呢？”加什凯说，“我们不需要这套形式……”这个人仿佛使我解脱了在这段冒名生活当中缠到我身上的某种罗网。“让我们认识一下吧，”他很真诚地说，“我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普罗宁。普罗宁少校。去年我曾经有机会做了一些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关的工作，所以上级就把我派到这里……”

　　他这些话说得十分直截了当，真诚而又自然，这是那些豪爽的人所具有的特点。

　　“我在一切方面都应当同他们——我应当取得他们信任的那些人——一样。”普罗宁接下去说，“加什凯少尉——我现在已经不是下士，而是少尉——他不仅不愿落在军官们的后面，甚至还想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们呢。盖世太保都知道，任何人也没有加什凯少尉的淫画好。这一点使我很受欢迎。拿这个作借口我就便于到旧书商那里去。加什凯少尉在充实自己的收藏品呀！”普罗宁侧耳听了听墙外的一阵响动，他不作声了。——看来，这是一场虚惊，于是，他又对我说：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我们应当详细谈谈。现在我们的时间有限，而且在这个地方谈也不合适。我不应当在这里耽搁太久；因为这可能引起别人对我们店主人的怀疑。而他对拉脱维亚还是很有用的。我提议这样……”

　　他只考虑了几秒钟。

　　“明天……就定在明天，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加什凯少尉和他的女郎到美沙公园去。盖世太保夜里最忙，所以白天可以打打瞌睡或者休息一下……”

　　他掏出来一个德国式的那种异常精致的笔记本，从里面扯下来一张纸，很快就画了一个象平面图一样的东西。

　　“这是一条大道，在这里拐弯，这是岔道口，右面是路标……就在第二个路标附近吧。您能坐汽车来吗？加什凯少尉和自己的意中人就在这个路标左近纳凉。您的汽车要出点故障，比方说，马达停了。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这位心情愉快的少尉求助……”

　　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

　　“我这就出去，过十分钟左右您再走，并且要从另一条路回去。”普罗宁吩咐说，“还有，您带钱了吗？”

　　“带得不多。”我说，“我原来不知道……”

　　“也用不了许多，您出去的时候，为防万一起见，从我们店主人这里买两三本书……”

　　普罗宁拿起明信片就出去了，我听到了系在门上的铃声以后，就回到书店里去了。店主人冷漠地瞧了瞧我。我从他这里买了几本德国杂志，走到广场上，就转弯抹角地回家了。

　　晚上，我预先告诉扬柯夫斯卡亚说：“明天早起我需要汽车。”

　　她冷笑了一下：“哎哊，看您说话这口气！”

　　“可是，须知汽车是我的呀！”

　　“假如您真的要成为布莱克的继承人，那是毫无疑问的。”她考虑了一下，又间这“您这一次又到哪儿去呢？”

　　“同一个人会晤。”我大胆地回答说，“这个人是盖世太保的一个执勤人员。”

　　“这件事是您同爱丁格尔谈话时计划好的吗？”扬柯夫斯卡亚目不转睛地瞧着我。

　　“是的。”我很果断地说，“我认为我值得同他接近，”

　　她的眼睛里几乎是很难捉摸地闪现了愉快的神情。这个女人的一切都是很难捉摸的。

　　“什么是值得您做的，过一些时候我要对您说明。”她和善地对我说，“至于汽车，我可以把它开到院子里，明天早上您就是乘它到柏林也成。”

　　第二天早上，马尔塔给我弄了一顿煎比目鱼——她和里加附近的渔民和菜园主有些特别的联系——吃罢早饭我就把汽车开了出去，很遗憾，热列兹诺夫不在跟前，于是我就向城外驶去。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如果需要去找一个指定的地点，照例只需在地图上指一下就可以了，普罗宁却把通往他今天去处的道路画得很仔细。我把车开到了岔道口，找到了路标，在离第二根路标不远的树荫下我看到了坐在草地上的加什凯少尉。

　　暖和而干燥的秋天接替了波罗的海沿岸那柔和的夏天。树叶都抹上了橙黄色。有些青铜色的树叶有时从树枝上落下，慢促地转动着，很象巫死的蝴院落到了大路上。草都枯萎了，变得又干又硬，在草地上躺着已经不象在春天那样舒服了……

　　但是，看来加什凯少尉的情绪却好极了。在他面前的草地上铺着一张蓝色的包装纸，纸上放着凉肠和夹着香肠跟干酪的面包。旁边的草地上放着已经开了瓶的半瓶白酒。酒瓶子跟前扔着两个纸做的小杯子。这些东西显然都是在专门供应德国军官的商店买来的。在里加，这种商店是相当多的。

　　但是，在这种消磨时间的场合，最美妙的自然要算是坐在加什凯对面那个年轻的女郎了。

　　这是一个金发美人，面貌端正，有一双碧蓝色的眼睛；体态丰满，高高的乳房，她不只能打动一个小小的少尉！

　　根据事前的约定，我的汽车就径直停到正在休息的这两个人的面前了。

　　我跳下车来，掀起发动机罩，在发动机里翻寻起来……

　　“喂，少尉！”我喊道，“愿您的女郎有一个好丈夫！您懂发动机吗？”

　　少尉站了起来，冷笑了笑：“您从哪来？……”

　　他对那个女郎说了几句什么，那个女郎点了点头，揪下了一根谈紫色的帚石南树枝，牙齿咬住了茎柄，又点了点头，就向大路拐弯的地方走去。

　　普罗宁走到了我的身旁：“把您的工具拿出来吧！”

　　我取出来装扳子和螺丝刀的皮口袋。普罗宁把扳子和螺丝刀扔在了汽车的前面，我们两人就走到路边，对着大路坐下了。

　　“您在哪里找到一个那么漂亮的美人儿？”我忍不住问道。

　　“漂亮吗？”普罗宁很傲慢地问道。

　　“漂亮极了……”我肯定地说，“可惜这样一个姑娘竟屈就了一个德国少尉。”

　　“她并不屈就。”普罗宁讥诮地解释说，“她是糖果工厂的女工，是个共育团员，她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她有她的任务，如果她回身向我们走来，那就要注意，这是说明出现了不相干的人，我们就得去摆弄发动机。”

　　但是，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现不相干的人。

　　我在这里应当预先说明，普罗宁在敌占区里加的活动规模是相当大的，不过我在这里不打算谈他的任何活动。我只讲我亲自眼见和参加了的那些事件，因为普罗宁也参加了这些事件，所以我只在讲到这些事件的时候才讲到他。但是我要重复一遍，这些事件在普罗宁总的活动当中只是占着很不重要的地位。

　　“首先请您把到里加以后所经历的一切逐日逐步地都讲一讲。”普罗宁对我说，“把一切都讲一讲。做了些什么，生活得怎样，遇到了谁……”

　　于是，我就把对热列兹诺夫所讲的一切又极其详尽地对他讲了一遍。

　　普罗宁用落到他手里的一根小树枝沉思地打动着那干枯的草茎。“唔，来，象俗语常说的那样，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一盘棋的残局吧。我们就从那个值得记忆的晚上着手。您那位扬柯夫斯卡亚碰见您自然不是偶然的，那一定是用到了您。她究竟为了什么利用您，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某一个间谍机关的利益。至于究竟为了谁的间谍机关——目前也不清楚。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特别是您在餐厅里找到了她之后，可以设想，您一定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报告给有关机关。为了防止这一点，于是他们就决定置您于死地。但，他们却没有把您打死！从此，有些事情可就难以理解了……”

　　普罗宁望了望他的女伴那个方向。她漠然地在拐角处遛达着。谈话可以继续下去。

　　“您所经历的一切，”他接下去说，“可以说明，譬如说，扬柯夫斯卡亚在下手的时候踌躇了。但是，究竟为什么呢？这恐怕未必是由于她感情用事。但是，毫无疑问，扬柯夫斯卡亚在最后一刻另打了主意。保存了您这条命，决定让您暗中顶替布莱克，而轰炸里加就帮助她实现了这个意图。”

　　我原来以为关于布莱克的一切情况，普罗宁都是从我这里弄清楚的，但我却想错了。

　　“我们的保安机关知道，这里隐藏着一个冒名贝尔金的英国间谍头子。”普罗宁解释说，“但是考虑到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英国将是我们的盟同。只要在某种程度上监督他我们认为就可以不必触动他……”普罗宁皱了皱眉头，“然而，如今我想，布莱克是把我们骗了。他分布在小酒店和理发处的整个间谍网，所有这些女侍、售票员和按摩师实际上都是虚张声势。德国人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们对布莱克本人并本怎样顾兴趣，搞掉他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德国人对他真正的间谍网却很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同他打交道。谁也不愿意让敌人在自己的后方隐藏武器，德国人打算或者是把它清除，或者是用它来武装自己。”

　　“但是爱丁格尔却根本没有谈到间谍网，”我反驳说，“恰恰相反，他说他们需要的正是我……”

　　“不要太天真了。”普罗宁打断了我的话，“他们打算先收买布莱克，一旦他坚定不移地同他们搞到一起以后，他们就会要求他交出间谍组织了……”

　　“可是，须知我是不清楚这个间谍组织的呀，而且我也不以为我能够长期蒙蔽他们。”

　　“间题正在于应该搞清楚这个间谍组织。”普罗宁很认真地说，“您所处的地位使您十分可能弄清楚布莱克的秘密。您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自然，这不是为了德国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英国国家侦探局的间谍网不能不使我们感兴趣。这就正是您应该办好的一件大事。现在几乎所有的苏联人都在为战争，为保证胜利而工作：您所面临的工作还是为了明天，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

　　他给我提出建议，说明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怎样掌握自己的举止，怎样进行活动，还要我注意镇静而有耐性，勇敢而又谨慎。

　　“您很不善于控制自己。”他责备我说，“您太好感情用事，对于一个侦察员来说，这是个大毛病。您想一想在医院里……”

　　“可是您在那里也暴露了自己呀！”我喊道。

　　“怎见得？”普罗宁惊诧地间。

　　“我当时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可是您却放了我……”

　　“我是准备第二天早上把您交到盖世太保的手里。”

　　“您还说了俄语！”

　　“加什凯生在俄罗斯，并且是在俄罗所长大的……”普罗宁诡踘地眯了一下限睛，“至于您懂俄语，这一点一下子就暴露了您并不是您所冒充的那个人。”

　　“可是，您怎么知道我是马卡罗夫呢？”

　　“当然不是一下子就知道的……”普罗宁笑了笑，“我很注意病院里一切享有特权的病人，所以您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此外，我再重复一遍，您太好感情用事，布菜克出于某种考虑可能置加什凯于死地，行凶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您的意图不至于引起特别的怀疑，但是，因为您对我讲的俄语反应的那么快，这就使您露了马脚，也引起了我对您的同情。我当时把您记下来了。出院以后，我委托一些人对贝尔金先生进行了调查……”

　　“于是您就知道贝尔金实际就是马卡罗夫？”

　　“不错，”普罗宁说，“我已经对您说过，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和波罗的海沿岸有关的工作。有关您牺牲的一些情况引起了某些怀疑。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我没有想到您还活着。战争妨碍了好多事情。德国人在七月初占领了里加。其他一切事情都失去了重要性，有好多事情甚至竞被遗忘了。但是，我的里加之行还是实现了——虽然这次来是为了别的事情。所以，当我怀疑您不是贝尔金的时候，我就想，您实际上究竟是谁呢？档案里面有您的照片，至于我的记忆力，那应当说是相当好的，一看到您我就觉得在哪儿见过您。”

　　普罗宁极其和善地望着我。

　　“我不知道您以贝尔金的名义出现的详细情况。”他继续说，“那是可以往最坏的情况设想的，但是，在莫斯科和在里加这里对您进行了调查，您的举止和一般的叛徒不一样。我同一些人商量过，于是就决定同您联系……”

　　在我自己单独生活这一整段时间里，我相当自信，甚至竟没有想到有的地方可能对我产生误解。直到现在，当普罗宁说明了以后，我才认清了我所处的境遇的悲惨性。难怪扬柯夫斯卡亚一直断言，说我没有回头路。

　　在这一瞬间，我对普罗宁本人充满了好感，但是，时间和地点都不适于表达这种感情，面且，在当时我们所处的情况下讲些空话又有什么实际意义，最重要的是用实际工作争取不辜负对我的信任。

　　因此，我没有讲什么多情善感的废话，只是简短地说：“我听您吩咐，普罗宁同志，您下命令吧。”

　　“我觉得主要的事情都已经说过了。您的任务就是察明布莱克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间谍机关的间谍网。您没有别的任务。这桩任务并不简单，但您所处的境遇使您很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要利用扬柯夫斯卡亚，从她身上探听出一切可以弄到的东西，但是，对她一定要万分小心：如果她发现她对您进行的改造工作毫无成果，第二次她就不会再放过您了。德国人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趁着这个时机要对他们多献殷勤，但是对他们也不应估计过低。法西斯匪徒由于狂欢可能在工作上草率，但是不应忘记，纳粹党徒所凭借的国家机器的工作搞得还不算坏，谍报机关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们之所以搜罗您，是因为他们了解，一个当场被捕的间谍，要想保存性命，就只有被搜罗，而毫无其他办法。应该利用这一点。见他的鬼，您就同意成为他们的同事好了。英国间谍的威信用不着我们担心！不管怎样，德国人对您的消极态度会予以原谅的：因为对德国人来说，在里加获得一个被揭穿了的间谍，较之冒险去得到另外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间谍头子，那是更有利的。毫无疑问，如果逮捕了布莱克，英国国家侦探局就会派另外一个人到波罗的海沿岸来……”

　　普罗宁和我谈话的语气非常安详，就如同谈着一件最普通的任务——这种任务在和平时期竟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布置给他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必须万分小心，但他那种认真而自信的语气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与其说我在考虑这桩任务的危险，倒不如说在考虑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完成它。

　　后来，当我更进一步熟悉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以后，我才明白，他一向都是这样的：绝不考虑自己，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工作，并且非常善于以自己对工作的态度来感染所有的同志。

　　“现在再简单地谈谈联系问题。”普罗宁最后说，“看来，我们三个人的主意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热列兹诺夫先想起来的，您也同意，我也赞成。这个主意就是安置热列兹诺夫作您的汽车司机……”

　　虽然我尽量沉住气，但是，晋罗宁也不能看不出来我的兴奋心情——想到会有一个忠实的同志、自己亲近的人在我身旁，那是相当愉快的。

　　“当然，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您来说，这样做都又有很大的冒险，但是，作为您的司机，这个地位对热列兹诺夫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普罗宁解释说，“问题在这里：热列兹诺夫的任务之一是同拉脱维亚的游击队取得联系，您很清楚，布莱克的汽车司机是必需到各处去的。所以我们决定冒这次险。一个不太富裕的俄国工厂主(他在十月革命以后从列宁格勒跑到了爱沙尼亚)的儿子要去见您。他是躲避布尔什维克，跑到西方沦为乞丐的白俄第二代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身份证毫无问题，姓名是维克多尔·彼得罗维奇·恰鲁申。他到您那里去，您就雇他作汽车司机。如果有人怀疑他是英国人，那倒更不错，热列兹诺夫的英语讲得非常好。让他们以为他也是英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好了。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您对他有好感。唔，假如热列兹诺夫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您就要表现出特别吃惊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可不要公开地袒护他，恰恰相反，为了使您自己不至予垮台，您就要马上表现出不安的样子，表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暗暗派到您那里去的呢？对于热列兹诺夫，那自有别人去照顾。当热列兹诺夫在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他向您保持联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就还到那个地方去，还用那个暗语。关于工作，和店主人只字别提。您在那里已经见过一次加什凯先生，他已经答应要为您弄到几本引人入胜的法文书……”

　　普罗宁向我伸出手来，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这比任何话语都富有更深的意义更能说明问题。

　　“好了。”他说，“祝您成功。回去吧。加什凯少尉也该回城里去了。”

　　我们又握了一次手，我坐进汽车，刚—开动，那个姑娘马上就向普罗宁走去。

　　车子驶过她身旁的时候，我向她点了点头，但她并没有理会我。

　　当我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发现马尔塔正站在门前，还没等我从汽车里爬出来，她已经走到了我跟前。

　　“贝尔金先生，”她慌忙地说，“赶快离开这里吧。您走后不久，就有两个党卫军分子到了咱家。他们找您。我说您不能很快就回来，他们就说要等您，现在还坐在客厅里。我求您快走吧，现在还不晚。叫我看，他们是来抓您的。”

第九章 在灰褐色的灯伞下

　　要逃脱这两个党卫军分子是荒唐的，因为我不太熟悉里加，而且在城里我几乎不认识一个人，就是有几个知道我的人，如果我去找他们，那就会使他们遭到打击；纳粹党徒在他们的占领区不断地迫害人，很少有人能逃脱出这些屠夫们的手掌。最后，我也不大相信这两个党卫军分子是来要我脑袋的……

　　如果党卫军分子在里面坐着，马尔塔怎么能出得来呢？我很想知道这一点，于是我就问了她。

　　“他们坐在客厅里吸烟。”马尔塔解释说，“他们没往厨房里瞧。所以我就拿定主意到外面来等您……”

　　马尔塔知道我不是贝尔金先生，但是，不知为什么她却同情我……

　　不过，已经没有工夫再考虑这个间题了。

　　“回到您自己的房间去，别慌！”我对马尔塔说，“鬼并不象人们画的那样可怕。”

　　我进了正门，走上了楼梯，用我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径直进了客厅。

　　“哈罗！”我说，“伙计们，你们好！”

　　两个由于他们所干的那一行工作而弄得呆头呆脑的年轻小伙子正坐在沙发椅子上喷着烟。

　　他们一看见我就跳了起来：“嗨里！嗨里特里！”

　　“嗨里特里”的意思也是“嗨里希特勒”，这是他们的通用语。

　　不，这不象是来抓我进监狱的。

　　“好得很。”我说，“你们是顺便进来休息，还是找我有事情？”

　　其中的一个人咧开嘴笑了，另外那个人仍旧显得很严肃。

　　“您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吗？”仍旧显得很严肃的那个人问道，“我们受命把您带到盖世太保去！”

　　“怎么样，坐我的汽车去好吗？”我提议道。

　　“好极了。”那个仍旧显得很严肃的人表示同意，并且神气十足地打个手势请我在前面志走：“请吧！”

　　不对，党卫军分子不是这样逮捕人的……

　　当我们的车子驶到盖世太保的时候，护送我的这两个人的傲气就全消了，仍旧显得很严肃的那个人跳下去，行了一个举手礼，留在车旁了。咧嘴笑的那个人就带我去见爱丁格尔。

　　我又到了我已经熟悉了的办公室，站在里加盖世太保头子的面前了。

　　“请坐。”他说，还装模作样地沉思了一会儿，“请坐吧，布莱克上尉。我找您来有两件事……”

　　爱丁格尔还是奉行着他那种并不怎么济事的策略：忽而棍棒，忽而甜饼。如果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是用甜饼引诱我，那么这一次他就是企图采用恫吓手段了。

　　“我想通知您一件事，我们接到了盖世太保总长希姆莱的命令。”他很郑重地说，“我必须把所有的外国军官送进特种集中营。不过，这只是指那些被俘时身穿军装手执武器的军官……”

　　他用他那平淡的眼神意味深长地瞧了瞧我。

　　“这不适用于对待隐藏在和平居民当中的间谍。”他开始列举起来，“这不通用于对国家有极大危险的人物，也不适用于对领袖和德国人民怀着恶意的人物。它不适用对那些已经被捕而企图逃跑的人……”

　　他那撮染着色的小胡动弹了几下，活象个蟑螂。他没有再补充什么，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他想说些什么。我很容易成为一个隐藏的间谍，同时，也很容易成为极其危险、怀着恶意的人物，最后，他们也完全可能当我企图逃跑时把我枪毙。

　　这一点我倒是明白了，但还没有完全明白爱丁格尔究竟要勒索什么，而他对我自然是有所需求的。

　　“您不应忘记您能活命应当感谢谁。”爱丁格尔很郑重地声明说，“当苏联间谍在您的住宅追捕您的时候，是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才把您从死神的怀抱里拉了出来。”

　　对于所发生的事件作这样的解释，大概是扬柯夫斯卡亚杜撰出来的；这种说法和实际的情况很不符合。但是我只得同意这种说法。

　　德国的官员在当时表现得特别直爽和自负。他立即断然地提出了问题：“您会成为—个知恩的人吗？您是否是我们的人？”

　　如今，当我已经得到上级指示以后，我就可以不管爱丁格尔长官对英国军官怎样设想了，而据他看，我如今就是英国军官的代表。

　　“您使我陷进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处境。”我很夸张地回答说，不过，这样的说法不能不感动爱丁格尔这样的人，“大英帝国的利益迫使我解除武装，并把我的宝剑交给您。”

　　“嗨里·希特勒！”爱丁格尔立即喊道。

　　我不晓得他是否等我也那样喊一声，但我一声没响，我认为，一个英国军官甚至在这样的场合也不能象一个希特勒的冲击队员那样。

　　“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很高兴。”爱丁格尔说，“因为你们那个老糊涂了的丘吉尔在政治上什么也不懂……”

　　他把丘吉尔骂得狗血喷头，叫我看，一个英国军官，尽管他是丘吉尔的反对者，也是不会喜欢的。但是我恪守纪律，一声没响。爱丁格尔很喜欢这一点。

　　“您不要惋惜有今天这一天！”爱丁格尔慷慨激昂地喊道，“德国一定能照顾英国的将来。”

　　也许有人认为我在形容爱丁格尔的时候，把他刻划得太装腔做势，摆臭架子，不象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一下，爱丁格尔正是这样一种人。

　　然后，他立即把谈话拉到了极端实际主义的轨道上来了。

　　“布莱克上尉，我想让您高兴一下。”他很宽厚地笑着说道，“只要您把您在里加的这一摊子交给我们，我们马上就把您送到伦敦去。我们有适当的办法。您可以装作由于有逮捕您的威胁而逃走了的样子。这样，您就可以开始在英国为我们工作了。”

　　“不过，我不准备去伦敦。”我说，“我在这里更有益处。”

　　“不愿意冒险吗？”爱丁格尔嘲笑般地问道，“同胜利者在一起更安静些吧？”

　　“我以为我在这里更有益处。”我支唔搪塞地说，“否则，他们会派另外一个人来顶替我，还不晓得他们是否愿意同你们合作。”

　　“好的。”爱丁格尔宽宏大量地说，“当您能证明您对我们是忠诚的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您还要怎样证明？”我警觉地问道，“我已经答应同你们合作了……”

　　“我们正是要您证明这种合作！”爱丁格尔大声说，“通信工具和谍报组织！谍报组织和通信工具——需要您交出来的正是这些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没白白地拯救您和相信您。”

　　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把爱丁格尔估计得太愚蠢了：我答应把我手下所有的间谍都告诉给盖世太保——我指的是我的那些女郎，尤其是，我确信德国人对她们是十分了解的。

　　“什么时候？”爱丁格尔很严厉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您的间谍网？”

　　我用半个钟头就能写出我那些女郎的名单，但是我决定把这件事拖一下，让它看来更具有真实性。

　　“我把我手下的间谍名单……三天，不，四天以后交给您。”

　　“好的，我等您。”爱丁格尔很严肃地说，“从今天起，我的房门对您是敞开的。今天是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十五号……十六号我在家里等您。”

　　爱丁格尔按了一下电铃按钮。

　　“让米尤列尔拿契据来。”他对进来的那个副官吩咐说。那个人马上又退了出去。

　　然后，爱丁格尔又神秘地瞧了瞧我。

　　“我要叫您看一看，在德国间谍机关工作意味着什么。”他很庄严地说，“没有再比德国人更慷慨的了。”

　　米尤列尔很快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体面的人物，头发灰白，打著发蜡，戴着金黄色角质镜框的眼镜，一身黑色制服紧紧地裹着他那肥胖的身形，他的肚子臌臌的，扣子勉强扣得上。

　　“这是米尤列尔先生，是我们的总出纳员。”爱丁格尔把他介绍给我说。

　　陪着米尤列尔进来的还有一位官员，但是爱丁格尔没有向我作介绍。

　　“您拿来了吗？”爱丁格尔关切地瞧了瞧米尤列尔，问道。

　　“啊，是！长官先生。”米尤列尔很恭敬地回答说，“一切均已遵命照办了。”

　　“我们要付给您一笔款，”爱丁格尔说，瞧了瞧我，又看了看米尤列尔，“布莱克先生，我们很善于赏识人！”

　　我无意中动了一下，爱丁格尔却对它做了双重的理解。

　　“布莱克先生，别不好意思。我们相信您不会辜负我们投在您身上的这笔资金。”他深信不疑地说，“也别因为我在米尤列尔先生面前这样公开地对您称名道姓，而感到不安。付钱的人应该晓得他把钱付给谁。”

　　米尤列尔先生把他拿来的那个纸夹打开，就把钱给了我。这里面有德国马克，也有英镑。

　　“我们既给您马克也给您英镑。”爱了格尔解释说，“马克可以做日常的开支用，英镑则可以储存起来。”

　　米尤列尔奴颜婢膝地笑了笑。

　　看来，拒而不受是不应当的。

　　我拿起了钞票，表现出英国上流社会所惯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情——我想英国的贵族大概是这样的——也没有数，就把它塞到口袋里了。

　　“不，不，那样不行，”爱丁格尔严厉地指正了我，“请您把钱数一数，一定要数，并且，对不起，您还得写个字据；钱财的事要特别认真，一点儿也不能马虎。”

　　同米尤列尔一起进来的那个官员立刻忙了起来，把灯移到了我跟前，并且指了指桌子。

　　我只得听他们的话，把钱取了出来，数了一遍，写了个字据，然后交给了米尤列尔。

　　“都办好了吗？”爱丁格尔问道，但不知为什么，他问的不是米尤列尔，而是问和他一起来的那个人。

　　“啊，是！”那个人回答说，于是，爱丁格尔就点头示意让他手下的这两个官员走了。

　　在我同他分手的时傀他又发表了一通演说：“支配一切的人种，日尔曼精神，惩罚的宝剑……”

　　这，你也只好听一听。

　　“新的帝国应该沿着条顿骑士团骑士开辟的道路前进。日尔曼的犁，是借助日尔曼的剑插进俄国的土地的。无论从生物学方面，还是从种族的观点来看，甚至日尔曼最差的工人都要比俄罗斯、波兰、拉脱维亚，以及其它群氓胜过千百倍。他们所有这些乌合之众，只不过是用来作为日尔曼民族夺取胜利的工具而已。本地居民除了干活、干活，还是干活。不一定非给他们吃

　　的喝的不可。一般说来，这些人只适合做土地的肥料。在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作的斗争中，表现侠义精神和动用军事部队都是不恰当的。强大的民族必将取代弱小的民族，并且定将摧毁那种荒谬的所谓人道的樊篱。我们一定会用惩罚的宝剑，消灭掉妄图妨碍我们前进的一切力量。不管是今天，还是十年之后，甚至再过一百年……”

　　第二天，根据事前的约定，热列兹诺夫来了。

　　这一次他是从旁门进来的。

　　“前两天同您一起出去过的那个人找您。”马尔塔通知我说。

　　热列兹诺夫是带着署名维克多尔·彼得罗维奇·恰鲁申的身分证来的。身份证弄得非常好，可能竟是真的，不过，恰鲁申身分证上标识的材料完全符合热列兹诺夫的外形特征。

　　我唤来了马尔塔，并且通知她我雇了一个汽车司机，我很想知道一下她对这件事表示怎样的态度。

　　“他要在我们这里住。”我吩咐说，“您把他的床铺在走廊里。”

　　我同热列兹诺夫所以要选定在走廊里住，是因为这样他到宅外去就可以有两条出路。

　　马尔塔并不善于交际，但对这个新来寄宿的人却相当关照。

　　“是，知道了！贝尔金先生。”她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从客厅里给恰鲁申先生铺出一个小长沙发。”

　　“他不会妨碍您吗？”我好奇地问道。

　　“一点也不会的，贝尔金先生。”她说，“我倒很高兴侍候这样一位可亲的人……”

　　她走开了，我用疑问的眼光瞧了瞧热列兹诺夫。

　　“您怎么会引起了她的同情呢？”

　　“她可能察觉到什么了。”热列兹诺夫说，“马尔塔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但她却吃了法西斯匪徒很大的苦。她的很多亲人都被押送到德国去了，并且有一个兄弟还被绞死了。马尔塔兄弟的同志们很了解马尔塔，而且，正是他们建议向她了解您的表现的。她对您的反应还不坏，说您是一个很规矩的人。您既没有同扬柯夫斯卡亚勾搭，也没有同您手下别的哪一个姑娘调情，她对这一点是很喜欢的。当我们约定到城外去的时候，如果德国人设了埋伏，她会预先通知我的。”

　　热列兹诺夫使我看到了马尔塔的另一面——在此以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而我却怀疑是德国人派她来照看我的！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我很想看一看扬柯夫斯卡亚会怎样对待热列兹诺夫。

　　傍晚，她来了。她走进餐厅，坐在桌旁抽起烟来。

　　“可以恭贺您了。”她说，“爱丁格尔对您很满意。”

　　“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问道。

　　“我什么事都知道。”她说，“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我有关的事。”

　　“我也有一件新事要告诉您。”我说，“我自己雇了一个汽车司机。”

　　“为什么？”她严厉地说，“这才多余呢！”

　　“我不能总叨扰您的盛情啊。”我很安详地反驳说，“并且，他已经来了。”

　　“他是个什么人？”杨柯夫斯卡亚很感兴趣地问道。

　　“从塔林来的一个白俄。”我解释说，“他叫维克多尔·彼得罗维奇·恰鲁申。”

　　“唉，阿弗古斯特，阿弗古斯特！”杨柯夫斯卡亚责难地说：“您很容易受人的骗。”

　　我自然不同意她的说法：“您把我说得也太过于幼稚了。”

　　“最低限度您已经看过他的身份证了吧？”扬柯夫斯卡亚问道，“您能否把他的身份证拿给我看一下？”

　　“当然可以。”我说，于是我就到书房去把他的身份证拿来了。

　　她仔细地把身份证看了一遍。

　　“遗憾，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她很不满意地说。

　　“为什么说‘遗憾’呢？”我惊诧地问道。

　　“因为身份证总是有些毛病的好。”她撅着嘴说，“冒充别人的人常常把身份证弄得毫无破绽。”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他是德国人暗地派来的吧？”她推测说，“不过，俄国的游击队员也会干得这样巧妙的。甚至也可能是您自己给他提供了藏身之处呢。”她眯起了她那双诡　的眼睛。“阿弗古斯特，您要注意，别企图耍两面把戏，”她警告我说，“第二次我可就不能失算了。”

　　“您那种职业性的疑心病可太重了。”我很放肆地说，“我在一切方面都听您的话，至于汽车司机，叫我看，那他也不过就是一个汽车司机罢了。”

　　“他在这里吗？”扬柯夫斯卡亚问道。

　　我按了一下铃，唤来了马尔塔。

　　“如果维克多尔在家，请叫他来一趟。”我说。

　　热列兹诺夫马上就到餐厅来了。他表现得镇静，有礼貌，显出无拘无束的样子。

　　扬柯夫斯卡亚把热列兹诺夫审视了好长好长时间，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急躁的样子。

　　“您真正姓什么？”她突然问道。

　　“恰鲁申。”热列兹诺夫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您是从哪儿来到这里的？”

　　“从塔林。”他仍旧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他讲的是俄语，但却有些外国味儿：他真有演员的本领。

　　“我不喜欢您的身份证。”她说。

　　热列兹诺夫只是耸了耸肩。

　　她把他放了。

　　“我也不喜欢他本人。”当热列兹诺夫出去以后，她说，“伪君子都善于引人同情。”

　　她走了，两天没有露面，她对我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不满了，并且打算让我懂得这一点。

　　十六号的白天，有一个盖世太保的卫队长来找我。

　　“长官先生让我提醒您，他今天晚上在家里等着您。”这位使者文雅有礼地通知我说。

　　我马上拿过来电话簿，用半个钟头的时间就把已故的布莱克所有的女同事的名字都给爱丁格尔抄下来了。

　　晚上，热列兹诺夫把我送到了爱丁格尔的家。

　　盖世太保头子占有一座很宽敞的私邸。

　　有一个党卫军分子在门口站岗，给我开门的也是个党卫军分子。

　　爱丁格尔亲自出来接我，并把我带进了客厅。

　　房间里摆满了家具，使得那么宽敞的房间都显得非常狭窄。这里有大桌和小桌，有书架子，有各式各样的贵重食器架和小架子，有椅子、安乐椅、软椅，到处都摆满了种种的食器，有上等玻璃的器皿，也有瓷器，有花瓶，也有小雕像。毫无疑问，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里加这里窃取的，或者用德国人自己的话说，是征集来的。

　　用红色和棕色平绣的旧式粗体字母编成了有教训性的词句，装饰着沙发、墙和书架子：“全系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切的人，必有好房子住”，“不忘劳动的人，上帝永远嘉奖”，“如果妻子忠实，她睡得一定安详”……

　　在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我见过，她正是和爱丁格尔一起到格列涅尔教授家去过的那个女人。她那肥大的背正挡着一句那种刺绣的格言。

　　爱丁格尔把我领到了这个女人跟前。

　　“罗塔，让我给你介绍……”他考虑了一霎那，“姑且称为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吧。大概你记得，他常到格列涅尔博士家里去。”

　　她很客气地同我问候一番，然后就把她那晦暗的目光集中列摆在人工壁炉前面的小圆桌上了—一那个壁炉显然也是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来的。

　　小菜上已经摆好了喝咖啡用的东西。桌上摆着一些喝咖啡的小碗，单腿的小怀子，樱桃甜酒，饼干和松糕。桌前有几个绣着金丝线的软垫矮凳。一盏罩着灰褐色灯伞——灯伞上面画着模模糊糊浅蓝色的图案——的大台灯，把小桌和软椅照得通亮。

　　“请贝尔金先生喝一杯咖啡吧。”爱丁格尔向他的妻子吩咐说。

　　她惶惑地笑了笑：“贝尔金先生……”

　　我们坐到了桌前，给我开了大门并在这里做侍女工作的那个党卫军分子端来了冒着热气的咖啡壶，爱丁格尔太太往每个杯子里倒了咖啡，而主人又亲自给我和他自己斟了一些甜酒。

　　“请吧！”

　　爱丁格尔宽厚地瞧了一眼妻子：“罗塔，你怎么不夸耀一番呢？”他说，“在贝尔金先生面前夸耀一下你那件新东西吧！”

　　罗塔立即把视线投向了灯伞。

　　“要跟上新式样可是相当困难的，”她顺从地说，“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弄到了这个灯伞。”

　　我看了一眼灯架，灯伞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是，爱丁格尔太大却仿佛以为我在分享她的快乐了。

　　“您可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她继续说道，“所有的人都想弄到这样的灯伞！为了换取这个灯伞，我竟把亨利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套最好的茶具拿出去了……”

　　爱丁格尔夫人在进行社交界一般的谈话，我对她的话并没有加以重视……

　　我没有喝第二杯咖啡。

　　“我在夜里不过多地喝咖啡，长官先生。”

　　“那我们就谈正事吧。”爱丁格尔说，并且向他的妻子点了点头，“罗塔，你可以去睡了。”

　　我们又寒喧了一阵。

　　“布莱克先生，把您的谍报网交出来吧，”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以后，爱丁格尔急不可耐地说，“别让我再焦急了。”

　　我把我抄的那张名单送给他了。

　　他一把抓过去名单，看了一通，我便发现他的面孔气得发紫，胡子也动弹起来。

　　“这是什么？”他低声凶恶地问道，“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谍报员。”我漫不经心、但不无骄傲地解释说，“我掌握了所有的咖啡店、很多的商店和理发处，这里有说明，注上了谁在哪里工作……”

　　但是，爱丁格尔却不听我的。

　　“您这是奚落我吗？”他声音嘶哑地说，“我要您的这些婊子有什么用呢？”其实，他说得比这还要难听，“我们早就知道她们！她们在为你们，也在为我们，并且还可以为所有的人工作——只要谁要她们为他服务的话。您把我当成白痴吗？我需要真正的谍报网！”

　　看来，他讲的正是普罗宁所说的那个间谍组织，但是可惜，除了这些姑娘之外，我谁也不知道！

　　“长官先生……”我说，我自己也知道是太过火了……

　　“您别跟我装傻！”爱丁格尔喊道：“您藏起自己的间谍网，藏起自己的电台，打算骗过我们，并且以为能行得通！布莱克上尉！您只有解除武装，不然我们就用您身上的皮来做灯伞！”

　　在这一瞬间我并没有懂他的意思，我以为，他这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

　　他狂怒了……

　　俗语说得好，必须看风使舵，应当小心谨慎地使爱丁格尔适可而止。

　　“长官先生，用不着吓唬我。”我持着自尊的态度说，“我毕竞是一个英国军官，而英国军官只怕上帝和自己的女王……”

　　爱丁格尔沉默了一刻，用他那两只铅色的眼睛瞪着我，然后，突然大笑起来。

　　“我很想知道如道，一旦您的女王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她会有什么话说！”

　　他急忙把手伸到军服的口袋里，拿出几张照片扔到桌上了。毫无疑问，这些照片是预先给我准备好了的。

　　“瞧一瞧吧！”他声音嘶哑地喊遥“这对您的女王会是一件意外的礼物！”

　　我拿起了这些照片。实际上，这只是一张照片。上面拍摄的乃是我本人。我坐在爱丁格尔的桌前，正在数我领到的钞票，我身后可以看见爱丁格尔，这张照片的寓意何在，是不难理解的。这是揭穿叛变行为的可靠证据，它会毁掉任何人的……

　　现在我才明白陪着慷慨的米尤列尔先生的那个官员在场的意义了！如果拍下了真正的布莱克上尉，英国国家侦探局收到这张照片以后，布菜克的前程很快就会完蛋了！

　　“要把您控制在我们的手里，还需要什么别的呢？”爱丁格尔挑衅般地问道。

　　必须使这个家伙驯服下来……

　　我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用最忧郁的哈姆莱特式的腔调无精打采地说： “不错，爱丁格尔先生，你们胜利了，我已经落到了你们的手里，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应该怎样做。自己往头上开一枪，这就是落到我这种地步的军官的唯一结局。我希望您能给我这一夜的时间，我好给我的亲人们写信……”

　　请想，我这种悲惨的腔调却对这个盖世太保分子起了作用！

　　爱丁格尔怕我自杀，立刻就软了，他克制了自己，并且再一次表明，得到英国谍报机关的谍报网对德国人是十分重要的。

　　“好吧，布莱克先生，”爱丁格尔压低着声音说：“这一次我原谅您对我开的玩笑，但是您要记住，我不允许您再一次取笑我。如果您想欣赏月亮，您就要把您的星星给我看。”

　　“长官先生，您一定会看到星星的。”我忧郁地说，“但是，您应当了解，您想要得到的那些间谍，并不能轻易地从一个主管机关编入另一个主管机关，如果您想从他们身上得到某种好处，您就应当训练他们，并且要警告他们。合唱团的团员是一回事，各人都有自己独特个性的独唱者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除去我自己以外，任何人也不能出卖我！”

　　“唔，好吧，布莱克，好吧。”爱丁格尔说，这时他已经变得异常温和了，“我们相信您，并且等待您，不过您要扔掉英国人那种高傲的神气，并且不要把我们当成小孩子。”

　　爱丁格尔对我让了步，我现在可以向他提出某些要求了。

　　“长官先生，恰恰相反，我是十分坦率的，”我满有决心地说，“我甚至还要求您帮助我呢。我并不熟识我手下所有的谍报人员，因为其中有些人还是从我的前任手里转归到我手里的。我必须亲自检查一下我的整个谍报网，我得外出，因此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汽车司机……”

　　爱丁格尔善意地笑了笑：“我们给您找……”

　　“啊，不，谢谢您。”我急忙谢绝了他的盛情。“我自己已经有了，只需您吩咐一下，给他快快办好一份必要的证件。”

　　“这个人是谁呢？”爱丁格尔很感兴趣地问。

　　“他是个来自爱沙尼亚的流亡者。”我说，“是一个叫做维克多尔·彼得罗维奇·恰鲁申的人。”

　　“他是俄国人吗？”爱丁格尔怀疑地问道。

　　“我对您讲实话。”我说，装作是爱丁格尔迫使我不得不承认的样子，“他正是您很感兴趣的那些谍报员里的一个。他是我们的联络员，如果他能在我身旁，那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他是英国人吗？”爱丁格尔追问道。

　　“不错，他是英国人。”我证实说，“不过我不想……”

　　“我懂得您的意思，”爱丁格尔善意地表示同意说，“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协助您……”

　　他答应第二天就下令给我的司机毫不拖延地弄好证件，于是我们彼此都很满意地分手了。

　　第二天，我把访问爱丁格尔的情形对扬柯夫斯卡亚讲了。

　　她打听了关于我这次访问爱丁格尔夫妇的详情细节，而我，一面同她述说我的印象，一面用嘲笑的口气顺便评论了主人们那套阔气的摆设，也评论了爱丁格尔夫人本人。

　　“这是变相到家的小市民习气！”

　　“怎么说好呢！”扬柯夫斯卡亚恶意地反驳说，“光是他们那一个灯伞就值多少钱啊！”

　　“那么个灯伞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疑惑莫解地问道，“据我看，那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灯伞罢了——虽说爱丁格尔夫人的确把它夸了一通！”

　　“岂不知那是用人皮做的呀！”扬柯夫斯卡亚喊道，“这种灯伞是在一个集中营里面做的，如今德国上流社会所有时髦的妇女都在追求这种灯伞！”

　　我当时并没有立刻相信她的话。

　　“确是如此。”扬柯夫斯卡亚意味深长地说，“如果用刺青的人皮做的文件夹子和灯伞，那就成了无价之宝了！”

　　达时我才彻底了解了这对夫妇是何许人也……

　　豺狼！他们是真止的豺狼！不过，这种野兽恰恰总是戴着小市民的假面具……

　　昨天在他们家喝的咖啡我觉得已经不那么甜了……

　　但是，扬柯夫斯卡亚马上忘记了关于灯伞的事，又把话题转到平常的事情上去了。

　　她对爱丁格尔答应给恰鲁申发证件这件事显然不高兴，仿佛她又开始怀疑恰鲁申是不是爱丁格尔本人暗地派来的；爱丁格尔骂那些女郎的话只引起了她一阵冷笑，而爱丁格尔要求揭破英国国家侦探局间谍网这件事却使她认真地考虑起来。

　　“爱丁格尔在重犯布莱克所犯的错误，他企图拿到根本不是给他预备的东西。”她沉思默想地说，“好吧，既然他自已往套子里钻，那么，要勒紧这个套子可并不是很困难的。”

第十章 “统治吧，不列颠！”

　　冷眼看来，里加城里过的还算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居民每天都去上班，行人挤满了街道，商店还照常营业……

　　但是看来，里加只不过是为德国人而存在的，唯有他们才能在街上从容不迫地走来走去，或是坐在餐厅和咖啡馆里，并且在每个角落里高声谈笑。

　　同时，里加也过着另外一种奇怪而可怕的生活：年轻的拉脱维亚人都被强迫送到了德国；载运少年男女的列车一列接着一列地离开了拉脱维亚；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一切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被严刑拷打；大批犹太人在毒气室里被处死，并被烧成灰烬……共产党人一无例外地都被处死了——德国人在命令和传单里不止一次地吹嘘过这一暴行。但是，共产党人却一次再一次地重新出现，仿佛这些人是不死不灭的。工厂都不出产品，载运德国兵的列车经常出轨，地下报纸到处皆是，飞机场上的飞机不断爆炸。希特勒的军官一到晚上就不敢在街上行走……

　　里加过的是二重生活：一种生活是表面上看起来还算比较平安无事，但这只是虚有其表，另一种则是充满了不停的斗争、死亡、失望和期待的生活。

　　在这过着双重生活的里加城里，对我来说最难捉摸的却是我自己。

　　三十年来我第一次在这里过着什么也不干的寄生生活。

　　和我在一起的热列兹诺夫已经投入了激烈而危险的活动。他每天夜里不知去向，并且有时一连几天部看不到影子。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的一种天才，抑或是他逐渐地养成了这种职业的技巧。但是，作为一个秘密活动者来说，热列兹诺夫确是不比寻常的！

　　他善于极其灵巧地避开盖世太保的侦探。我不能说盖世太保一直是毫不松懈地监视着我和我的住宅，但是，警察局对我自然会永远感兴趣的。热列兹诺夫却给警察局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他把全副精力都投到英国间谍头子布莱克的特殊工作上了。

　　至于普罗宁做了什么，我就不敢讲了。如果说热列兹诺夫每天都在参加这种需要他以特别的勇敢与机敏来对付的工作，那么，我想普罗宁做的事情一定就更多了。

　　可是我每天早上却不慌不忙地起床，喝咖啡，同杨柯夫斯卡亚会晤，到街上去游荡……

　　我尽量争取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害怕暴露自己，然而我觉得，我根本不适于做演员。

　　有时我和扬柯夫斯卡亚到早就该枪毙的各种坏蛋家里去做客、有时我也接待那些只提供一些无足轻重的情报的姑娘。不过，这些姑娘都不常来了，她们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无论对她们所提供的情报，抑或是对她们本身，我都不大感兴趣……

　　不错，生活的表面就是这个样子，假如热列兹诺夫不在我身边，假如我没有意识到普罗宁就在附近，假如我不清楚我的地位的不稳定和动摇性，我就会自以为是上个世纪一位作者笔下的某种庸俗小说中的人物了。

　　这一年来，我和热列兹诺夫处得极其亲密，我们两人只差一岁，我们两人道去的生活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他是彼得堡一个工人的儿子。他父亲在反对尤登尼奇的战斗中牺牲了。维克多尔·热列兹诺夫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普罗宁。普罗宁在他父亲死后就担负了自愿经常帮助这个孩子的义务。维克多尔读了书，学了很多的东西——普罗宁在这方面对他是相当严厉的。维克多尔受过教育以后，因为对他的保护人很有感情，就到国家保安机关工作去了，因而在他青年的早期以及其后的年代里，普罗宁在一切方面都成了他学习的榜样。

　　我对普罗宁到里加的来历很感兴趣，子是热列兹诺夫就把这件事对我讲了——虽说不十分详细。

　　指挥部决定派普罗宁到希特勒匪徒后方去，他就自己拟定了投敌计划。

　　他是用加什凯这个姓到部队去的。至于这个人究竟是谁，知道的人只有团长、团政委和他所在的那个连的连长。普罗宁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有一天，弹片打死了团参谋长，于是他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因为当时那几天也正计划将我军的一批部队调动到新的阵地，所以普罗宁就弄到了一些两天以后就过时的命令，他也记熟了一些部队的配备——而这种配备情况过两天就需改变——于是，他就准备动身了。

　　军侦察科科长给这个“叛徒”来送行。

　　为了防备德国人在我们这方面派有谍报员，为了更好地伪装，我方就散布了谣言，说加什凯钻进团部，打死了参谋长，并且偷走了一些机密文件。

　　等到敌我双方互射停止，暂时平静下来以后，侦察科长和普罗宁就到了连队阵地的前沿。

　　他们藏在金银树的树丛后面。普罗宁用眼睛最后又量了量他要跑的那段距离，就同送他的人握了握手—一他通过他同自己为之冒险的伟大祖国告别——他刚从树丛后往外迈了一步，就在这一刹那，德国人又开枪射击了。

　　不，这不是向投敌者开的枪！他们这时还没有看到他，可是，普罗宁却被打中了一枪。

　　他摇晃了一下就向金银树的树枝靠去，其实那些树枝是根本支持不住什么的。

　　“您受伤了吗？”侦察科长惊惶地喊道——其实事情是十分明显的。

　　“好象是……”普罗宁说，“好象是在锁骨下面……”

　　“唔，既然如此，那就住院去吧。”侦察科长提议说：“这次行动只得取消了。”

　　“绝对不能！”普罗宁反驳说，“还应当去。

　　“那末伤口怎么办呢？”侦察科长问道。

　　“也许它会成为一份最好的介绍材料呢。”

　　他皱了一下眉头，推开了结着深红色金银果的树枝，往前一冲，就向敌方跑去。

　　我方自然是要向投敌者开枪了。普罗宁冒的险是很大的，因为不论是敌方或我方都可能有实弹击中他。

　　德国人立刻明白向他们那里跑去的是个什么人，于是就停止了射击。

　　以后的一切就部清楚了。普罗宁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他跑到德国人阵地的紧跟前倒下了。他流血过多，筋疲力尽，但是，由于到底跑到了“自己人”这里，因而感到十分幸福……

　　普罗宁满可以成为一个天才的演员，他在医院里的表现就使我确信了这一点。

　　在这一冬天里，我同普罗宁本人只见过一次，而且，如果不是爱丁格尔使我陷进了所谓无可奈何的境地，那么，就是这一次恐怕也见不到。

　　爱丁格尔变得越来越固执了，他常常要求我拿出实际的证据来说明我确实是在同德国人合作。他们对我的指望很大，因此待我也有些宽厚。但是归根到底我必须交出我的间谍网和我的通讯工具，只有交出这些东西才算我对叫做“德意志帝国”的商号做出了贡献。

　　果然不出所料，爱丁格尔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

　　“最亲爱的布莱克，您无视我们对您的宽厚。”有一次他请我去了，对我说，“但是，我们可不打算再等下去了。我们懂得，为了使您的间谍组织执行新的任务，应当做好准备工作，重要的间谍不能象皮球那样，从这个人的手传到那个人的手，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把您同伦敦的联系放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我希望您把电台交给我们。在星期三，或者就在星期四吧，您要拿出这种证明您同我们合作的证据来，否则我只得把您转送到柏林……”

　　晚上，我把爱丁格尔的这项要求对热列兹诺夫讲了。

　　“长官先生这一次大概一定要纠缠你了。”维克多尔说，“我报告给上级，想个办法。”

　　第二天，维克多尔转告我，说普罗宁要同我见面，并且约定会面的地点在“斯普林吉特”电影院。

　　我在指定的那一天去看最后一场电影，每天这个时间观众很少，因为十点以后在城里通行需要特别的通行证：我买了一张票，是第二十排，座位在右面。座位在哪一排哪一面，都在事前通知我了。大厅里漆黑，最后一场已经开演了；过了二十多分有一个人坐到了我的身旁。

　　“晚安。”普罗宁悄声说道，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唔，发生了什么事情？爱丁格尔跟您又要什么电台？”

　　我尽可能简要地把问爱丁格尔的谈话叙述了一遍。

　　“唔，是了。”普罗宁听我讲完以后，沉思默想地拖长声音说，“您那次外出的借口想的倒不错，但是，不难预料，德国人对电台一定会发生兴趣……”

　　根据普罗宁说话的口气来看，我觉得他一定是责难地摇着头——虽然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

　　“不过，您不能退出这场戏，只得把这个小东西给他们。”普罗宁说道，“但应当同德国人把时间拖得尽可能更长些，以便等待，等待……”

　　“等待什么？”我抑制着上升的怒气，问道：“您不以为我这是白白消磨时间吗？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沸腾，我觉得，热列兹诺夫过的是一种十分紧张的生活。可是，却让我处在这种蛰伏的状态。”

　　“请放心，这种蛰伏状态很快就要结束了。您问我们等待什么吗？您要知道，忍耐——一这是一个侦察人员的重要美德之一。只有在电影或小说里，侦察员才能不断地参与惊险事件，而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要等待好几年，才能查明某种秘密。”

　　“但是，这样等呀等呀，很可能等不出任何结果来。”我反驳说。

　　“是的，也可能等不出结果来。”普罗宁立刻表示同意说，“但，这一点您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命令您等待，那么您的任务就是等待。您还要装作布莱克。应该尽可能把布莱克这个角色扮演好。您查明布莱克的底细，研究他住宅里的每一本书，每一张纸，地板的每一块木板。您要装作布莱克，并且要等待——这就是我能同您讲的一切。有朝一日，生活会把布莱克的秘密揭示给我们的。假如我们不在三百六十四天里等待这一天，那末，揭开这桩秘密就会是偶然的了。总要有一天，他的间谍组织就可能落到我们的手里！”

　　他又握了握我的手。

　　“请回吧—－还要沉着。您自己也明白，您是站在刀刃上。但是您应当保持平衡。我们绝不能放弃这场斗争。我们要想些办法。明天热列兹诺夫会把命令转达给您。夜安！”

　　他离开之后，就象我眼前银幕上那个侦探影片里闪过的镜头一样，消失在黑暗中了。

　　第二天，热列兹诺夫叫我告诉爱丁格尔，说长官先生一定能得到那部电台：但我需要拖一星期再同爱丁格尔见面。

　　我就按照热列兹诺夫说的做了。

　　“长官先生，您一定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我挂电话告诉他说，“但是我不能马上就离开里加。我请求把我们的外出拖一星期。”

　　“好的，贝尔金先生，就按您的意见办！”爱丁格尔用威吓的口吻回答说，“但是，您要记住，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您想再延期一天也不成了。”

　　我把爱丁格尔的回答转告给热列兹诺夫，他满意地透了一口气：“别担心，普罗宁不会使我们上当的！”

　　果然，在我同普罗宁会见以后过了四天，热列兹诺夫就来对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电台可以交出去了。星期天我们自己先检查一下，下星期三您就可以把爱丁格尔带去。”

　　星期天，我们到海滨去了。

　　天气阴暗，暗蓝色的乌云在空中翻腾，从海上吹来一阵阵讨厌的冷风。

　　我们沿着那枯燥的、盖满了大雪的道路前进，经过了好多没有人住的别墅——别墅的主人已经被战争的风暴弄得各奔他乡了。

　　“仿佛又有人在我身后跟踪了。”我对热列兹诺夫推测说，“爱丁格尔眼看又沉不住气了。”

　　“您说的很对，其实他一直在注意着您。”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说，“他怕您掩灭通往电台的足迹。”

　　“那末说，后面真有人监视我们？”我问道。

　　“当然罗。”热列兹诺夫证实说：“哼，就让他监视去吧。我们让德国人认为胜过英国间谍而感到满意吧。”

　　热列兹诺夫在一座最凄凉、最难看的别墅前面停住了车。

　　大路的远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瘦长的人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热列兹诺夫没有管他，打开了那扇没有上锁的小门。

　　“进去吧，要记住一切，记住每一件小东西，并且要尽可能地记得仔细！”热列兹诺夫警告我说，“应当使爱丁将尔一下子就感到这里的一切对您都不是生疏的。”

　　我们走到前廊，热列兹诺夫从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通往户外的门，然后又打开了从前廊通往屋里的门。别墅的里面就显得不那么荒凉了：朴素的家具摆得很整齐，仿佛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只是不久以前才离开这里。

　　我们从厨房进了地窖。热列兹诺夫打开了电门，电灯亮了，他挪开靠墙放着的一个大桶，露出一个通往隔壁房间的小门。

　　我们钻进了那个房间，我看见在一个用厚木板钉的大箱子上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天线呢？”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看见门口那只大公鸡了吗？”热列兹诺夫反问我，“那只公鸡的用金属棒制成的冠毛不是向四外竖立着吗？”

　　“伪装得不够好。”我说，“德国人怎么一直没发现它呢？”

　　“他们也不可能发现它。”热列兹诺夫解释说，“这只公鸡在房顶上总共才放了两天。”

　　“但是，德国人也还是能发现它的吧？”

　　“公鸡是会被发现的，但是那空空的房顶可就记不住了。”热列兹诺夫解释说，“爱丁格尔自然是要责备他的手下人做事马虎了……”他点头指着电台：“您会使用它吗？”

　　“大体上还行。”我坦率地说，“我只是业余爱好。”

　　“那就满可以了。”热列兹诺夫说，“您可以告诉您的长官说您每月联系两次，都是十四号和二十八号，从十四点到十五点。波长是一一点六公尺。您的呼号是‘统治吧，不列颠’，对方的回答是：‘不列颠掌握着海上的霸权！’您知道英国国歌吗？‘统治吧，不列颠！不列额，要掌握海上的霸权！’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不必故弄玄虚，越简单越显得真实。并且，您不要说您直接同伦敦取得联系，而要说您是在同英国国家侦探局驻斯德哥尔摩的间谍头子讲话。”

　　“可是，他们会跟我要密码的吧？”我问道。

　　“密码也会准备好的。”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说，“在三天之内您要把密码切实掌握好。”

　　热列兹诺夫在临走的时候从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喷射器，在门口喷射了一种粉末。

　　“喷这个干什么？”我很诧异。

　　“这是灰土和洋灰。”热列兹诺夫解释说。“您再回到这里来的时候，您马上就会知道我们走后是否有人来过。”

　　我们出来了。没有任何东西扰乱这荒凉无人的别墅区冬日的死寂气氛。只是那个瘦长的家伙转移了位置，离我们那个别墅更近了。

　　我们坐进了汽车，热列兹诺夫鄙视而冷漠地径直向那个陌生的家伙的身上冲去，使那个家伙不得不赶忙跳到一旁。

　　第二天，我给盖世太保挂了电话。

　　“长官先生，我是贝尔金。”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您能够在星期三同我到城外去逛一逛吗？”

　　“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不知为什么爱丁格尔却反问道。

　　“我觉得星期三谈一谈更惬意些。”我回答说。

　　“好的，那就在星期三吧。”他同意了。

　　这一次外出是相当隆重的：最前面是两个骑机器脚踏车的卫兵，然后是爱丁格尔的小轿车，车上有爱丁格尔，我，还有另外两个盖世太保分子；后来才知道，其中的一个是工程师，通讯专家，另一个是无线电员，最后是一辆敞车，上面坐着卫队。

　　一路上爱丁格尔一直洋洋得意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在快到别墅的时候．他却突然对我说：“布莱克，您别把电台的下落指给我……”

　　他显然是很想使我大吃一惊。他用肯定的手势指着有铁公鸡的别墅：“在这里吧？”

　　大概我表演吃惊的样子挺带劲，爱丁格尔禁不住满意地冷笑起来。

　　“布莱克，您看，我们什么都清楚。”他洋洋得意地说，“我只不过是想检查一下，看您老实到什么程度。”他走到了小门跟前，就请我在前面带路，并说：“给我们看一看吧。”

　　我打开房门，看了看脚下，没有一点儿足迹。不过灰土也不见了，一定是有人在热列兹诺夫和我走后到这里来过，为了消踪灭迹，他把灰土扫除了。

　　我们走进厨房，进了地窖。我挪开大木桶，就到了无线电发报机跟前。

　　我向爱丁格尔轻轻地鞠了一躬。

　　“请您看。”我也没忘记责难他：“而您还怀疑我！”

　　爱丁格尔转过身去对那位工程师说：“斯特劳斯先生，瞧一瞧。”

　　那位工程师哈下腰去，无线电员递给他一把螺丝刀，他迅速地拧下来那么一个小零件，查看了一番，又往里面看了一眼。这—切他都做得异常迅速，十分熟练，很在行。

　　“不错，长官先生，这是英国的机器，”他证实说，“是英国造。”

　　“那就更好了。”爱丁格尔赞许地说，并且转过身来问我：“您什么时间用它？”

　　“一个月两次。”我解释说，“十四号和二十八号，从十四点到十五点，波长是一一点六公尺。”

　　“啊，您可真行！”爱丁格尔夸奖我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星期三比星期四更惬意了。今天是十四号。”

　　他看了看表，唤了一声无线电员：“巴乌里！”

　　他又瞧了瞧我：“呼号呢？”

　　“统治吧，不列颠！”

　　“回答的暗语呢？’

　　“不列颠掌握着海上的霸权。”

　　“好极了。”爱丁格尔说，“现在是十三点四十分。贝尔金先生，多谢您选定了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汉斯，打开机器！您听到了呼号是‘统治吧，不列颠’，然后就开始收音。”

　　令人苦恼的等待开始了，时间过得非常慢。

　　汉斯开始操纵电台。

　　我当然知道这一天两方面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但当我看到汉斯听到了回答的暗语以后，还是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爱丁格尔不容分说地对我指着机器说：“讲话！”

　　我开始用记熟了的密码讲话，用布莱克的名义，谈些日常工作，也谈了里加的局势和各种消息，把德国人痛骂了一通……

　　爱丁格尔和他的同事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且目不转睛地瞧着我。

　　“这是伦敦吗？”当我结束了谈话以后，爱丁格尔问道。

　　“不，是斯德哥尔摩，这是哈维亨少校。”我解释说，“是我们机关驻外的一个头头，我通过他同伦敦联系。”

　　“贝尔金，您真行！”爱丁格尔把我又夸奖了一番，“按规矩还要测定一下您那位哈维亨的方位，不过我看您还算老实……”

　　回到里加以后，他跟我要密码，于是我就凭记忆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他写出了一大部分代表符号，而后，隔了一天，我又把抄得很工整的一张表给他送去了。

　　“布莱克，太好了。”长官先生赞赏地说，“现在我们要亲自同你们那位哈维亨联系。如今该轮到谍报网了，假如这个谍报网确实有价值的话，那您就能得到一枚铁十字勋章。”

　　“也许会给我后脑勺一枪呢！”我暗想道，“谁晓得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同戴维斯·布莱克打交道！”

　　“这个谍报网可不是那么容易转让的。”我支吾搪塞地说，“不过，我要尽力而为。”

　　但是，爱丁格尔对我送给他的这份札物相当满意，因此我就可以拖一拖再交出间谍组织。

　　至于电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它；不知道德国人在那里播送和收到了什么，不过，爱丁格尔再也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据此看来，“哈维亨少校”还是很称职的。

　　除了上述这段插曲以外，在这整个一冬天里，我个人的生活可算是异常单调了。我确实打算把布莱克那个极其严密的间谍网查出来，因而我的努力也就不能不被盖世太保注意到。爱丁格尔一看我在为他工作，他暂时也就只得忍耐。

　　说到我同维克多尔在里加度过的这段时间，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在他的身上，充分反映了我们苏维埃社会所赋予人们的一切优良品质：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坚韧不拔地去达到抱定的目的，毫不妥协；但另一方面心灵又异常和善、谦虚，毫不计较个人利益。

　　他对我万分体贴、恳切、关怀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同志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热列兹诺夫晚上坐在家里。扬柯夫斯卡亚刚走，所以维克多尔才能无拘无束地同我一起喝茶。

　　突然，维克多尔把两只手放在脑后，沉于幻想地说：“我现在多么想参加党的会议，参加那讨论最平常的问题的最平常的会议啊！”

　　维克多尔有些象儿子对待母亲那样体贴马尔塔，顺便说一句，我对她也产生了好感。她是一个普通而善良的妇女，她侍候过布莱克，也侍候过布莱克以前的几个人，仅仅是为了糊口。她的整个一生都是和里加的劳动人民联系着的，并且，因为她的许多亲人都受到了希特勒匪徒的迫害，她觉察到不论是我还是维克多尔都不是我们所冒充的人，所以就很同情我们，并且越来越成为我们亲近的人了。

　　但是，我同扬柯夫斯卡亚的关系可就相当复杂了。

　　可以说她对我甚至还挺不错，她爱护我，暗地里告诉我怎样对待德国人，调整我和爱丁格尔的关系，并且设法使我和格列涅尔亲近；总之，她想尽一切办法使人不怀疑我就是布莱克。

　　间谍、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布莱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搜集军事情报，其目的是一旦燃起了战火，当德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的时候，大不列颠就可以火中取栗……

　　根据从他手转到我手里的钱数来看，他的任务想必是还完成得不坏。不过，看来似乎还有些他应当完成或者正在执行的别的任务，所以英国侦探机关才决定在战时把他藏在里加，并且德国间谍机关也才来纠缠他。除了当前的活动以外，他一定—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在为一种有着长远目的的阴谋在进行着活动。

　　还有，既然扬柯夫斯卡亚在布莱克死后还不想退出这场把戏，那么这场把戏想必一定是很有利的了。我以为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一方面使纳粹分子顶我发生兴趣，而另一方而则抑制着他们对我产生的不满。

　　但是我也这样想：扬柯夫斯卡亚不会只限于扮演我的助手。毫无疑问，她一定同德国间谍机关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为他们执行着某种任务；她同格列涅尔的亲密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格列涅尔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他著的一些书已经销行国外。从性格上来看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并且野心勃勃：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求得声名显赫，他可以使用骗术，以便造成极大的效果，使同代人对他的本领感到惊奇。他是个学者，又兼有演员的才能；大概正是因为他有这种独特的性格，才使他同纳粹分子接近起来。格列涅尔在国社党还没有上台之前就加入了这个党，并且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袒护；他们两人一定会是情投意合的了：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好装腔作势，都患着难治的虚荣病。

　　是哪一股风把格列涅尔从柏林吹到了里加，这很令人难解。他在柏林大唱高调，说他愿意站在日尔曼精神的最前哨。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大军医院的院长，而实际上他却是东部德占区所有医疗机关的土皇帝。但是，他虽在前哨也不忘吹嘘，说甚至在里加也不停止他的科学研究工作。

　　他刚愎、冷酷而又好感伤，喜欢音乐和花，并且希望人们把他当成一个善人。

　　他从不谴责法西斯分子的暴行，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关于大批屠杀和设有死亡集中营的事；如果有人当他的面替德军的残忍以及屠杀“下等”民族作辩护，他就装聋作哑，仿佛只对他那抽象的科学感兴趣。

　　但是，尽管如此，里加城里却常常传说格列涅尔教授拯救了不少的孩子，使他们没有被德国人杀害。

　　有时，格列涅尔教授手下的工作人员出现在被判处死刑的妇女当中，把她们的孩子抱走。他们抱走的都是最健壮、最好看的孩子……据传言，在格列涅尔的别墅里还开办了一个不小的幼儿园，这个传言不仅在纳粹党徒之间谣传，在受他们害的人里也时有所闻。纳粹党徒对此都置之一笑，说他是个老怪物，有一种学者的怪癖，被格列涅尔的工作人员抱走孩子的母亲们却在

　　为教授祝福；他的名字很可能是她们在临死以前所说的最后几个表示希望的字眼。

　　扬柯夫斯卡亚常到他家里去，有的时候也带我一同去。

　　这个老鹤对她显然是有好感的。扬柯夫斯卡亚一到他的住处，他就迈动他那两条鹤腿围着她转，请她喝甜酒，为她弹钢琴。

　　除去城里的一所住宅以外，德国鬼子还给格列涅尔拨了一所很大的别墅——这座别墅过去原是拉脱级亚一个财主的。格列涅尔说他需要一个别墅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我没有到他这座别墅去过，不过扬柯夫斯卡亚有时却同她的教授到城外去。我不晓得她同格列涅尔究竟亲近到怎样的程度，但是，至少她到他家里就象个女主人。

　　她自己住在旅馆里，她的家常生活很象一个到此地作短期巡回演出的穷演员：她不常在家，家里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她仿佛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住处，而且永远也不再回来了。

　　我有时发现在她的门前有那么一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第一次我没有注意这个人，因为各种各样在旅馆的走廊里游荡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当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看到了这个人以后，我就问扬柯夫斯卡亚：“给您看门的这个家伙是个什么！”

　　“啊，这个人……”她点了点头，仿佛隔着墙指点着那个人，“他是我的保镖的！保护我，也保护我所袒护的人。”

　　她的回答照例是毫不说明问题。

　　一般说来，我对她是不了解的。我也曾问过她，但是她却不肯多讲。她的父亲是个小地主，他们在乡下只有一所房子和一个园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他的父亲在克拉科夫大学毕业，学的是语言学。他在华沙当过教员。他把他的领地当成别墅，只是每年夏天到那里去。母亲在女儿五岁的时候就死去了。父亲由于悲伤而大胆起来，开始到各处漫游，发表演说，搞起政治来了。他大谈生活的困难，结果也就有人开始听他讲演了。后来，他又开始在报纸上写文章，人们也就读起他写的东西来了。他一讲到波兰就象讲到自己的妻子一样，绝不许任何人对它说一句坏话。他是个对人无害的人物，因而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议会里很需要象他这样的人。后来，人们便把他选进了议会。因为他学的是语言学，通晓好几国语言，结果就让他当了外交官。杨柯夫斯卡亚和她的父亲遍历了好多的国家，她的父亲就开始自命为贵族。后来就开始打牌……扬柯夫斯卡亚说到这里有些吞吞吐吐。他大概是出卖了国家的某种机密，成了某一个外国——很可能是英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因为英国一直对波兰很感兴趣。后来，他却突然地死了。他死的非常突然，在临死前并没有得病，扬柯夫斯卡亚当时十八岁，她只落得要钱没钱，要住处没住处，连一个亲人也没有。在国外，他父亲的熟人里有不少波兰的“朋友”。他们就劝扬柯夫斯卡亚回国，并把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通知给他们。他们在物质上支持她。她既聪明又勇敢，并且不珍惜自己。她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有些男人很喜欢她，因此她就有意地接近其中的一些人，以便从他们那里给她的“朋友”弄到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1939年，当波兰被希特勒匪徒征服以后，杨柯夫斯卡亚就流亡到伦敦。1940年她到里加来帮助布莱克……

　　扬柯夫斯卡亚从来也不系统地讲她自己的经历；她的生活里充满了秘密，但她却不愿向别人吐露，好多事情她都吞吞吐吐。但是，逐渐地，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今天一句明天一句，我也就想象出了她的生活。这是一种女冒险家的生活，是一个不怎么值钱的女人的生活！

　　有一天，我碰巧参加的这些事件就象在某种惊险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以飞快的速度展开了。

　　就在这一天，扬柯夫斯卡亚提到了我的头发： “您的头发又变黑了。”她说，“可是您不可忽略您的外貌。”

　　照例，我只得采取许多令人倾倒的黄发女人所采用的那种有效的方法。

　　我的头发干了，并且变成了火红色以后，她请我到格列涅尔家里去。

　　当时里加上流的德国人都常常聚在格列涅尔的家里。

　　这一次人并不多，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吃东西，格列涅尔本人一会儿弹琴消遣，一会儿给扬柯夫斯卡亚献殷勤。

　　时光过得平静，甚至可以说过得很安然，从这些人的举止看来，就好象这种生活会永远继续下去似的。

　　我站在钢琴旁，翻着乐谱，听着他们谈话。

　　突然，客厅里进来了一个党卫军的军官。

　　他走到主人跟前，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

　　格列涅尔的面色马上变得苍白起来。

　　他痉挛地抽搐了一下，走到扬柯夫斯卡亚跟前，挽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了大厅的中央，对她嘁嘁喳喳地说了些什么……

　　我仿佛听见了“头儿”两字。

　　然后，格列涅尔又走到了一位坐着打牌的空军将军跟前，嘟嘟哝哝对他说了些什么。

　　那位将军马上站了起来，也没有对他的牌友作任何交代，就不辞而别地出去了。

　　格列涅尔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对客人们微笑着说：“对不起，诸位，他们急于找我去看一个患重病的人……”

　　他很快就把大伙请走了。

　　客厅里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他，杨柯夫斯卡亚和我。

　　他很客气地对场柯夫斯卡亚说：“您同我一起去吗？”

　　她点头同意了。

　　“我只需换一换衣服。”格列涅尔说罢就迈着鹤步从客厅里走了出去，两分钟以后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普通大衣回来了。

　　“出了什么事？”我趁着格列涅尔出去那一会儿工夫问杨柯夫斯卡亚。

　　“老板！”她很严肃地说，“老板坐飞机来了！”

第十一章 来自黑暗里的声音

　　我一个人从格列涅尔那里回了家，杨柯夫斯卡亚同她的教授一起到别处去了。

　　第二天傍晚，杨柯夫斯卡亚才到我这里来。她一进门，和我打个招呼，就在餐厅里坐下来，还喝了一杯咖啡，她的举止在表面上看来同平常一样，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她的思想早已跑到远处去了。她这一次破例地不愿意讲话了。过了一两个钟头以后，我问她是否要到格列涅尔家里去？这与其说是提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打破她凝神的沉默。她经

　　常是从我这里直接到他那里去的。她宛如大梦初醒地回答说，“今天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工作的地方都找不到教授。”

　　“今天他去出席……招待会……”她吞吞吐吐地说着，就进了客厅，把门关上，躺在沙发上抽起烟来了。

　　她的神情显得很疲倦，并且显得异常驯顺。

　　“我要在这里过夜。”她请求说：“请您放心，我不会引诱您。”

　　她急促、贪婪地吸着烟，叫烟给呛了好几口。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把您送回去。”我提议说。

　　“用不着，那样我明天得起大早。是了，阿弗古斯特，您的时机也到了。昨天来的那个人想见一见您，他让我明天早六点把您带去。”

　　“昨天来的那个人是谁呢？”我问道，“他是个干什么的？”

　　“老板。”她又把她昨天说的那个称呼重复了一遍。

　　我当然猜得到达个词上的意思，但还是猜不出这个人究竟是谁。我想，很可能是德国秘密密察的一个头子；我甚至想到很可能是希姆莱或是卡尔登布伦涅尔。

　　“不能讲得更清楚点吗？”我问道。

　　她先是有些为难，但是后来—一岂不知反正我是要同这个人见面的——她就说：“这是大洋被岸某强国的一位著名活动家，他在国内几乎无所不能。”

　　“怎么，是总统到这里来了吗？”我讥讽地回问道，“再不就是国务卿吧？”

　　“不是，”扬柯夫斯卡亚说，“是情报局的一位领导人。”

　　“据您看，他的威力就那么大吗？”

　　“不错。”扬柯夫斯卡亚说，“呼风唤雨他也许不成，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服从他的意志。”

　　“不会吧！”我喊道，“您把他说得也太了不起啦！”

　　“我确信他的力量。”她直截了当地说，“而且，我还说错了。他本身就是力量。”

　　“就是说，我明天就要会见这个强有力的人吗？”

　　“是的。”扬柯夫斯卡亚说，“您去休息好了，到时候我喊醒您。您面临一场不算容易的谈话。”

　　“还有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这不是秘密的话。”我说，“这位强有力的人物是怎样来到里加的呢？”

　　“他是从挪威坐飞机到这里来的。”扬柯夫斯卡亚说，“他从英国飞到挪威，而到英国之前仿佛是到过西班牙……他这是在欧洲作视察旅行。”

　　“他叫什么名字呢？如果是可以公开讲的话。

　　扬柯夫斯卡亚感到为难了：“不过，既然他本人对您感兴趣……他是泰勒将军。”

　　“难道各处都那样随便地放他通行？”我问道，“不管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

　　“他们为什么不放他通行呢？”扬柯夫斯卡亚用讥笑的口吻反驳说，“契扎列·巴莱士先生是南美的一位大工业家，是一位始终不渝的中立主义者，他情愿同任何人做买卖——只要谁愿意的话。”

　　“对不起，您不是说他叫泰勒吗？”我打断了她的话。

　　“不错，对我，对格列涅尔，甚至对您来说，他是泰勒，但是，对官方来说他是大商人巴莱士，只是处心积虑地推销他的牛肉罐头。”

　　“那么说，他是公开地到这里来的了？”

　　“当然是了！他是个实业家，只要谁给钱，他就可以同谁做买卖！”

　　“但是，这也只是个假面具呀！”我问道，“实际上他不可能卖罐头吧？”

　　“您为什么会那样想呢？”扬柯夫斯卡亚耸了耸肩，“他的买卖做的可好了！”

　　我可真奇怪：“一位谍报机关的将军？”

　　“这并不妨碍他有几处大的屠宰冷藏兼营所。”扬柯夫斯卡亚宽厚地解释说，“金钱和政治这两者总是相互为用的……”

　　“但是，究竟是什么对他更重要些呢？”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可怎么对您说好呢……”扬柯夫斯卡亚沉思了一会儿，“在当前能够给他带来最大好处的东西对他更重要！他既是工业家又是将军，这两者在他身上结合得非常好。公开地说，巴莱士先生对拉脱维亚的牛奶工业很感兴趣：大洋彼岸的工业家现在就在考虑夺取欧洲市场了……”

　　“那么非公开地说呢？”

　　“非公开地说，他也是关心市场，不过较之巴莱士先生，泰勒将军当然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活动罢了……”

　　“您的这位将军毕竟是在冒险。”我说，“他的来访恐怕不能不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

　　“您别太天真了。”扬柯夫斯卡亚责备我说，“外表上的体面还是要保持的呀！他们可以骗过一些人，而另一些人就装作是被骗了的样子……大洋彼岸的强国到处都有自己人。您不会以为只能在侍者和女舞蹈家里招募间谍吧？好多的部长和学者也都认为给这个强国服务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但是，您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肯出卖自己的呀？”我反驳说。

　　“当然不是人人如此。”扬柯夫斯卡亚表示同意地说，“但是那些肯于出卖自己的人会使那些不肯出卖自己的人不至于为害的。”

　　“他为什么要访问里加？”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我已经对您说过，巴莱士先生对牛奶工业很感兴趣。’

　　“实际上呢？”

　　“实际上？那就是要同您见面！”扬柯夫斯卡亚用讥讽的口吻回答说，“此外……难道您以为我能知道他的一些什么事情和意图吗？”

　　她叹了一口气，并对我说了一声夜安。

　　应当把这次谈话立即告诉给热列兹诺夫，但是仿佛故意同我为难似的，他不在家，而我又不晓得到哪里去找他……

　　杨柯夫斯卡亚在五点钟唤醒了我。

　　她亲自把我送到了克利什扬·巴隆大街，指了指一座灰色的高大楼房。

　　“我们还得等五分钟左右，”她警告我说，“泰勒先生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必须准确。”

　　六点整，我们走进了这座灰色楼房的正门，上了三楼，在一个宅门前面按了按电铃……顺便提一句，我记住了这个住宅的房号——是五号。

　　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穿着军服式上衣的人，我当时就想，这是一个军官——虽然他身上并没有戴任何功劳章。

　　他很随便地对扬柯夫斯卡亚点了点头，并且用探询的目光瞧了瞧我。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扬柯夫斯卡亚说出了我的名字。

　　“请进吧。”穿着军服式上衣的这个人说，就把我们带进了一间很豪华的客厅。他出去了一会儿工夫，便回来打开了另一扇门，用手势请我们继续往里走……

　　我们忽然处于黑暗之中，但我立刻发觉实际井非如此：桌上，在一个暗色的灯伞下面点着一个小灯泡，活象寝室里用的那种暗灯，灯光只射到了放着这盏灯的桌上。

　　“请坐，”我听到有人声音嘶哑地说，“请坐到桌子旁边。”

　　我走到了桌前，看到了一个很矮的圈椅，我坐下去就仿佛陷在那里了：这是一个很软的软椅。

　　我紧张地向发出声音的方向瞅着……

　　我在什么地方读过，也许是听人说过，英国国家侦探局领导人的名字在英国只有三个人知道——那就是女王、首相和内务部长，据说他都是在昏黑的房间见接见自己的工作人员，而且大多数人是看不见他的；你可能在哪里同他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也不晓得他就是大英帝国谍报机关的头子。

　　我当时记起了这个传说，我就想，大洋彼岸情报机关的头子可能真的采用了他们英国同事的那种手法。

　　在黑暗中，确切些说是对笼罩着房间的昏暗习惯了以后，我就尽可能仔细地观察我的对方。我对面坐着一个中等，或者确切些说是比中等身材还低一些的人，体格健壮，甚至可以说是个胖子。他穿一身暗色的西服，他的面孔模模糊糊的显得很苍白，在朦胧中看来好象是个怪影。当谈话将近结束，我对黑暗已经完全习惯了的时候，我又更仔细地瞧了瞧这个人的面孔，这副面孔原来是那样呆板，我甚至竟无法把它形容出来。

　　“我想同您认识一下。”这位神秘的陌生人说，“您叫……”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我急忙说出了我的名字。

　　“别扯这个了。”这个陌生人拦住了我。

　　我冷笑了笑。

　　“那么，是戴维斯·布莱克愿意为您效劳。”

　　这个陌生人往扬柯夫斯卡亚那个方向瞧了一眼。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他问她。

　　我也转过身去瞧了瞧扬柯夫斯卡亚，她坐在紧靠门口的地方，但是，那个人刚一向她问话，她就站起身来，并且恭而敬之地对他取了个立正的姿势。

　　“是！”她象个兵士那样报告说，“这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也是布莱克上尉，又是马卡罗夫少校……”

　　这个陌生人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把身子转向了我。

　　“原来是这样……”他的话声听起来有些激怒，“我叫克列门斯·泰勒，对您来说大概这就足够了。对我来说是不存在任何秘密的，而且我也不能浪费时间。”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要我忘掉我是马卡罗夫，”我解释说。“她一个劲儿地怂恿我，说我现在就是戴维斯·布莱克，而不是任何别人。”

　　“扬柯夫斯卡亚女土只不过是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而己。”泰勒冷冷地说……

　　刹那间他又向她望了望。想必是她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意图。

　　“将军，我可以走吗？”不知为什么她低声问道。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根据那开了随即又关了的房门轻轻的响动，我才知道扬柯夫斯卡亚从房间里悄悄地溜出去了。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是一个能干的间谍，但是，正象好多其她的女人一样，她也总是好感情用事，忘掉应有的理智。”泰勒很宽厚地说，“她要使您处在一种虚伪的地位，而这样做绝不会得到好的结果。您既是马卡罗夫，那就还应当是马卡罗夫。”

　　“怎么，您是要我回到自己人那里去，并且还成为马卡罗夫少校吗？”我问道。

　　“是的。”泰勒十分明确地说道，“只有爱丁格尔那个白痴才能把您当成英国人，您也完全可以很巧妙地叫人把您当成一个埃及的法老王。您的价值就在于您是马卡罗夫。”

　　“泰勒先生，我听到您这么说我非常高兴。”我回答说。

　　但他马上就使我失望了。

　　“不过，您回到俄国时已经是我们的间谍了。从今天起您就要为我们服务。”

　　他把这番话说得就好象是把一项决定通知给我，而我是根本不敢反驳的。

　　“我了解您的意思。”我回答说，但却装作不了解他的样子：“我们都是同盟国，我们干着一件共同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也是一致的——那就是消灭法西斯主义。”

　　“住口吧，”泰勒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我的话：“为我们服务——这就是为我们服务，法西斯主义与此毫无关系。您既然成了我们情报机关的间谍，从此您就应当把您的命运同我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俄国。”

　　“对不起，盟国的一位将军怎么能……”我的语气有些愤慨，其实我已经完全清楚对方的实质了，“怎么能对一位俄国军官提出这样的建议！”

　　“别来这一套了，少校，我们这不是在酒席宴前！”泰勒打断了我的话，“您大概学过历史吧？人们只有在宴会上才说那些漂亮话，而我们是在厨房里，这是给人们做菜的地方。归根到底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顾自己。”说罢他打了个哈欠。

　　“少校，我们应当冷静。”他继续说道，“我们知道对人应当怎样估价。一位参谋军官，少校，共产党员——这真是一种巧合，您大可有所作为。我们可以订一份合同之类的东西：我们拨给您五万美元活期存款，此外，每星期我们还付给您二百美元，这里面不包括完成每一项任务时所给的报酬。我这里讲的不是指什么某一部分动员计划之类的东西。如果能弄到那种东西我们就更会不惜一切了。如果一旦发生政变，我们一定保障您的安全，而且您可以在您的国内占据一个很显要的职位。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就是不等发生政变您也可以弄到这个职位。如果在十年之内不发生任何变化，—一我不太相信会这样——而且您已经感到疲倦了，那我们就可以帮助您离开俄国……”

　　泰勒向着我这个方向晃了晃：“这样做您满意吗？”

　　“不。”我说，“我还是有良心的。”

　　我自然懂得在这里谈什么良心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觉得应当讲一讲价钱，装一装相——特别是谈一谈道德问题。这样做总会发生相当的影响。此外，还应当把时间拖长；这位将军来得太突然了，真是飞将军从天而除我觉得应当尽可能快些把他到里加来这件事告诉给普罗宁，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接受了您的建议，您就不会再尊敬我了。”我装模作样地说，“当然，我之所以扮演布莱克这个角色，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但是我对人的美丽、高尚、端正还没有失掉信心。要想收买我您是做不到的，我宁死也不做叛徒……”

　　突然，泰勒宽厚地尖声笑了起来，就象一般人嘲笑那种十分可笑的事情一样。

　　“您说的这一切我都清楚。”他说，“爱国，高尚，荣誉！知识分子都讲这一套，但是有一种东西，不论是荣誉，高尚，爱情以至于爱国，在这种东西面前就都显得暗淡无光了。有一种世界上无比的力量……”

　　我摇着头表示不同意。

　　“不要摇头，别把自己装成个小孩子。”泰勒用教训人的口吻说，“这不是我发现的真理，巴尔扎克对这一点早就作了很好的描写。金钱——这是唯一有力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抗拒它。”

　　“您以为巴尔扎克的时代还没有成为过去吗？”我有些讥讽地说。

　　“永远也不会成为过去的。”泰勒满有把握地说，并且再一次津津有味地重复说着，“金钱，金钱，还是金钱！任何东西也无法同黄金的威力相比。我是一个很稳重的人，我不喜欢难以证明的见解。我们要并且能够操纵全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最有钱。俄国人的弱点就在于他们以为仿佛是某种思想在推动世界前进。这是纯粹的胡说八道！推动世界前进的是钱，谁的钱最多，谁就是生活的主人……”

　　他把这番话说得那么自然，就如同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又无可怀疑，因而我就毫不怀疑泰勒说的乃是他自己真正的见解。

　　“您只要一发财，您也就会放弃原来的见解了。”泰勒深信不疑地说，“至于发财，那我可以帮助您，而且这并不是由于我喜欢您，而是因为这样做对我有利。您别以为我是个慷慨大方的人，只有傻瓜才胡乱花钱。一位苏联参谋本部的军官，又是共产党员，过去在党内又没有犯过错误……这样的货色很值钱，我们也不讲价钱。”我的对方宽厚地笑起来了，“少校，您很有前途！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上弄一所住宅，有一位漂亮的妻子，一片柑子林，欣赏海涛那终年不断的歌声……”

　　他往暗处移了移，我几乎就看不到他了。

　　“唔，马卡罗夫少校，怎么样？”他问道，“就算谈妥了吗？”

　　“如果我不同意呢？”我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把您干掉。”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您对我们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不能把您放走。一般说来，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他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不能把他放走。您会被打死，并且再一次被埋葬。当然，把您说成是失节者和叛徒，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样一来，您就会声誉扫地，而且您的亲人在俄国也会遭到排斥。但是，我们并不这样做。我做事不喜欢无谓地吵嚷。把您不声不响，人不知鬼不觉地收拾掉就完了。但是，如果您要和我们在一起干事，我就可以保证您光荣地回国。您将被关进德国一个死亡集中营，那里会给您提供一个机会，使您英勇地逃出去。您回到苏联，还可以保证您顺利地继续升迁。我们不急，等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我们再同您联系……”

　　大体说来，我未来的生活道路已经由泰勒先生或者是他的哪一个助手给安排好了。

　　“那么，对我有什么要求呢？”我问道。

　　“什么也没有。”泰勒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今天我们就给您一个可以到任何一个中立国银行取款的付款凭单，再就没有别的事情了。不过，我还是劝您选择瑞士，甚至最好是瑞典。哼，如果您想要欺骗我们，转眼之间您就会声名扫地。”

　　“我要考虑一下。”我说，“这件事非常重要。给我几天的时间……”

　　“我了解您的意思。”泰勒用同情的口吻说，倒使我感到很意外，“在重要的关头，一个很认真的人往往不容易在生死之间作出抉择。不过，我甚至连一整天的时间也不能给。今天四点以后我就飞离里加。空中将给我开辟一条特别的航路……所以……”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现在是七点。您中午回来，告诉我发什么样的命令……”

　　尽管他的语气显得十分坚决，但我觉得这个其坏透顶的无耻之徒对我将作出怎样的回答是很没有把握的。

　　“去吧。”他说。

　　还是那个穿军服式上衣的人把我从前厅送到了楼梯。

　　可以说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的……

　　但是，热列兹诺夫还没有回来！

　　我必须见到加什凯。

　　我费尽心思寻找借口……

　　事情往往是这样，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用什么借口可以去见加什凯呢？……唔，用什么作借口？”我反复地考虑。

　　德国人谁也不晓得我们认识……

　　这时我想起了我们在旧书店的那次会见。

　　普罗宁非常了解这些穿党卫军制服的“欧洲人”的性格……这可是一个很合适的借口！

　　果然，对一个侦察员来说，一些最奇特的东西都可能用得着。扬柯夫斯卡亚说的对。甚至连那些不堪入目的画片也能帮帮忙！

　　我急忙向保险柜跑去……装画片的那个封筒还在原地放着，那还是杨柯夫斯卡亚在我们相识后不久把它放在那里的。

　　这一次我又把这些照片仔细地瞧了一遍。行！喜欢这种画的人会看中它们的……

　　我把封筒塞到口袋里，下了楼，到了院子里，把汽车开到街上就向盖世太保疾驶而去……

　　“要见长官先生吗？”值日的军官很客气地问我。

　　“这一次不是。”我说，“我要找加什凯先生。”

　　“您找加什凯有什么事呢？”这位军官问，这时已经显得相当严厉了。

　　“我要同他交换一些东西。”我说，随即把我那些画片倒在了栏板上。

　　这些照片可使他们高兴极了！官腔也不打了。

　　“加什凯少尉喜欢这种东西！”那个军官喊道，“贝尔金先生，我们马上就叫他出来！”

　　他挂了个电话。

　　普罗宁很快就出来了。他摆出一副不满意的面孔走来，显得沉着、严肃。他好象没有看见我。

　　“什么事？”他问那个值日的军官。

　　“少尉，这位先生找您。”那个军官说，一面笑着指了指我，“他找您做一笔小交易。”

　　普罗宁不动声色地走到了我跟前：“什么事？”

　　“您看……”我含糊地说，“我听说您在此地旧书店弄到几本令人销魂的小册子。假如您能同我交换……”

　　于是，我就非常自然地把我那些画片摊在他的面前。

　　“啊！”普罗宁很兴奋地说，“您这是从哪儿弄到的？”

　　他摆出一副鉴赏家的面孔开始仔细瞧看这些画片。

　　“您拿这些收藏品要换些什么呢？”他很认真地问道。

　　“我听说您有几本法文书。”我说，“如果我们可以交换的话……”

　　“唔，我觉得还可以。”普罗宁沉思默想地说，“今天晚上，下班以后……”

　　“不，我现在就需要这些书。”我坚持说，“我已经答应要在十一点以前把书弄到。”

　　“贝尔金先生，您这是要给哪一位小组上课呢？”跟前有一个人问道，“我可真想瞧她一眼！”

　　“少尉，您就出去一趟吧。”那个值日的军官劝他说，“贝尔金先生是坐汽车来的，您同他跑出去有半个钟头就够了，错过这个机会真可惜……”

　　普罗宁在犹豫不决。

　　“如果您那些书我看着合适，”我补充说，引诱着加什凯，“除了画片以外我还可以再加上几瓶法国白兰地。”

　　“加什凯，干吧！”那个军官说，“晚上您要请我们客，我好久没有喝到法国白兰地了。”

　　这时，普罗宁好象才拿定了主意：“好吧。”他说，“我们走吧。我住在盖世太保的宿舍。”

　　我们两人在大家的赞同之下离开了管理处，到了街上。

　　但是，普罗宁一直等到我们坐到车里，并且等车开动以后才同我讲话。

　　“我要说，马卡罗夫少校，您干得可太大胆了。”他不大赞许地说道，“您那里出了什么事？”

　　“大洋彼岸一个情报局的将军在里加。”我解释说，以为一定会使普罗宁感到吃惊，“我刚刚从他那里来。”

　　但是，好象任何事情也不能使他吃惊。

　　“我猜到了。”他简短地回答说，“今天我们盖世太保是个倒霉的日子。里加人都说从南美来了一个著名的工业家。当然，爱丁格尔知道他是谁，所以他非常不高兴。因为首先，这桩事没有他的份儿；其次，大概是有人示意不叫他多管闲事。参与这次活动的都是比爱丁格尔有势力的头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对他的下属大放劂词了。我自己自然不十分清楚来者是谁，但可以推测……”

　　“不，他讲得很直率。”我解释说，“他是泰勒将军。”

　　我们不慌不忙地在城里兜着圈子。

　　“唔，那么他要您怎样呢。”普罗宁用讥笑的口吻问道：“是搜罗您加入美国情报机关吧？”

　　“那还用说。”我回答说，“他要把我派回俄罗斯，并且答应给我在那里弄到一个很高的职位。”

　　“不，不成！”普罗宁断然说道，“这里还需要您。什么您都可以同意，但是您要说，需要耽搁一个时期。您可以暗示一下，说您舍不得离开扬柯夫斯卡亚……”

　　我们到了盖世太保的宿舍，普罗宁进去了几分钟就拿着书出来了。他把书扔到座位上，我们两人甚至连一眼都没有瞧它，于是，我就把车开回原路去了。

　　“看来，一切都清楚了。”普罗宁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中，任何事情都不能忽视。这个机会应该尽可能地把它利用得好一些。您答应吧。但是目前您还不能离开里加。您就说您还要在这里搜集很重要的情报，写一份东西……”

　　我把普罗宁送到了盖世太保，就把画片交给了他。

　　“唔，到底选择哪一国的银行呢？”在临分手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是瑞典还是瑞士？”

　　普罗宁又微微地冷笑了笑。

　　“要是我，我就选择瑞典。”他模仿着我的胺调开玩笑般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泰勒先生的看法一样，据我看，还是瑞典可靠些。”

　　他走下汽车，向我挥手告别，就消失在门口里了，我就径直向克利什扬·巴隆大街急驰而去。

　　在我已经熟悉了的前厅里坐着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第一次放我进去的那个人走过来迎接我，象对一个老相识一样，对我笑了笑，就把我领进了一个房间。

　　“唔，您打定了什么主意？”他兴致勃勃地问道，“生，还是死？”

　　“假如我决定死，那我就不会回到这里来了。”我也用他那种兴致勃勃的口吻回答他说。

　　“您做的对。”我的向导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坐吧，您得等一等。”他说，“泰勒先生准得过四十分钟以后才能有工夫。”

　　但是，他很快就腾出工夫来了。

　　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请我进黑屋子。泰勒亲自出来见我了。

　　“由衷地对您表示欢迎，少校。”泰勒说，甚至竟向我伸出手来了，“现在我们简单地谈一谈工作。”

　　他象个小孩子似地骑在椅子上，面对着椅子靠背，把两只手搭到上面。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把您变成英国人这个主意，只是对德国人有用。”他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俄国比英国更扎手。因此，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我觉得，您能够成为一个很出色的间谍。目前先交给您一项具体任务。”

　　他用一种庇护的眼神瞧看我。

　　“您了解布莱克在此地做了些什么吗？”他问我，但并没有让我回答。“所有这些从事一些小规模间谍活动的人……问题不在她们身上！布莱克在这里建立了英国秘密组织的间谍网，人数不多，但异常隐蔽，不管怎样重要的任务他们都能够完成。这个间谍网是为一种具有长远打算的政策服务的。这个间谍网在战后格更加活跃。如果德国人战胜了，它的话动就会针对德国人，假如苏联胜利了，它的意义可就更重要了。我们应当把这个间谍网查清楚，并使它为我们服务。我们本打算收买这个倒霉的布莱克，但是他的脑子里灌满了英国贵族那种要不得的偏见。他拒绝把他那些间谍转让给我们，所以只得把他干掉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他送给伦敦的那份名单——顺便说一句，杨柯夫斯卡亚女士也把这份名单给我们弄到手了——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那上面只有几十个常见的姓，而姓那些姓的人成千上万，我们不能去究问那么多的人，以便弄清楚他们之中哪一个才是英国国家侦探局的间谍！要弄清这个名单一定有某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您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扬柯夫斯卡亚女士会帮助您，您要把这个间谍网给我们变成一个实际的……”

　　他突然站起身来，飞快地——那种快法既不适合于他的地位，也不适合于他的年龄——从房间里走了出去，过了几分钟又回来了。

　　“我也要帮助您。”他说，“我们知道布莱克手下一个间谍的姓。这个间谍从前曾同我们有过联系。他会得到来见英国侦探局间谍头子布莱克的命令。您设法在他的帮助之下找一找弄清那份名单的办法。我们并不催您。不过，我们非常需要这个间谍网，您应该把它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把您送到俄国去。到时候我们就会通知您的。”

　　突然，他竟转而讲起警察们讲的一种特别的行话来了。

　　“但是你要加小心，不要使诡计，否则我们就把你从二十层楼上抛到地下去。”他称我为“你”，意味深长地威胁我说，“没什么，不要紧，别骇怕，我已经看出来了，你是我们的人，在我们这里你会挣到很多钱的……”

　　我这时不知为什么想起了普罗宁在里加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镇静和果敢精神，因此我也很想学一学他的样子。

　　“借助大洋彼岸的这位将军，我应该在目前必须与之周旋的这么多充满敌意的人们中间，尽可能牢靠地巩固我的地位。”我暗自思索着，“不仅要表示同意，而且还应该提出要求……”

　　我带着挑战般的神情看着我的对方，但我尽量表现得不过火。

　　“嗯，可是实际上又怎样呢？”我问道，“怎样才能保障您手下的人，有朝一日不至于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并把我干掉呢？”

　　泰勒微微地笑了笑：“我看得出，您是一个很审慎的小伙子。”他甚至竟有些同情地说，“是呀，这很对……”

　　我觉得，他正在一个问题上犹豫不决。

　　然后，他伸手在他上衣的口袋里摸索了一阵，突然很果决地给了我一颗钮扣——是一颗相当大的圆形铜钮扣，上面压印着一个三叶草的图案。

　　“拿去吧。”他说，“您可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因此我同意给您一些保障。从前，科洛特矿山工人穿的上衣都用这种钮扣，现在已经不做这样的钮扣了。我们在货栈里把这种钮扣的存货全买了来，并把这种钮扣发给我们的某些间谍。您不知道吗？这就是所谓一种标志，是证明您不可侵犯的一种符号。如果我们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使您陷入窘境，您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给他们看。他们就会不再动您，甚至还可能帮您的忙。您要珍惜这个护符。它会给您带来幸福。目前我还不能给您其他的保障……”

　　他走到我跟前，并且拍了拍我的肩头。

　　“去吧。”他兴致勃勃地说．“也可能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是，我们的关照和上帝的祝福从此将会降临到您的身上。”

　　我们的谈话这样结束，当然是很不错的了。

　　“啊，还有，”他在最后一刻又问道，“我们给您哪一个银行的付款凭单呢？”

　　“我认为瑞典的好些。”我说。

　　“您真是一个聪明人。”泰勒夸奖我说，“我自己也把我的一部分钱款存在瑞典的一些银行里。”

　　他握了握我的手，于是他们很快就把我送出来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付款凭单。

　　我到了街上，把手伸到衣袋里，取出了那颗铜钮扣，瞧了瞧，这是很早以前铸的铜钮扣，如今哪一个国家也不再制造这种铜钮扣了。我把这颗铜钮扣托在掌上，想道：泰勒先生也太吝啬了，他对他自己和别人的财富是那样地大肆吹嘘，那他满应当用纯金来制作他的钮扣。

第十二章 明信画片册

　　我没有想到扬柯夫斯卡亚在泰勒先生飞离里加时会去送他。但是，她却在我同他会见之后见到过他。

　　在天色昏黑之后她出现了。她迈着轻快，起舞般的步子走进了客厅，在她那手提囊里搜寻了一阵，随即漫不经心地，用两个手指送给我一个封着的封筒。

　　“有人叫我把它转交给您。”

　　我扯开了封筒……

　　我原来不大相信泰勒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看来是错了。他做事很认真，并且履行了他所担负的义务：封筒里装着一家瑞典银行的付款凭单，使我成了五万美元的持有者。

　　“您满意吗？”杨柯夫斯卡亚挑衅地问道。

　　“您知道封筒里装的是什么吗？”我问道。

　　“您的未来有保障了。”她满有把握地说，“我猜到了。我没有打听数目，不过我知道，我那些大洋彼岸的朋友是会出钱的。”

　　我轻淡地耸了耸肩：“哼，我想他们知道出钱是为了什么的……”

　　“哎哊！”扬柯夫斯卡亚高声喊道，“不过，这也不坏呀——知道自己的价值……”她目不转睹地望着我的眼睛，“不过，阿弗古斯特，您要记住，泰勒手下的人都是很严格的，不管您在哪里……他们都会找到您……”

　　我不晓得应不应该把泰勒给我的那件奇怪的礼物告诉给她，但是我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件礼物的意义……这颗铜钮扣究竟会有什么意义呢？……不知为什么我总忘不掉它，并且有时到我的口袋里去摸……

　　大概，除去扬柯夫斯卡亚之外，任何人也不能解释这件礼物的意义。

　　“泰勒先生送给我一件奇怪的纪念品。”我说着就松开手掌，给她看了那个钮扣。

　　她锐敏地举目望着我：“他已经对您说了什么吧？”

　　“他对我讲，说这是证明我不可侵犯的标志。他的手下人都不敢动我，尽管我可能妨得他们……”

　　扬柯夫斯卡亚沉思默想地瞧了瞧我。

　　“他并没有对您撒谎。看来，您一定是在某一方面博得了他的好感。这东西确实类似一种护身符。甚至尽管您引起了某种怀疑，大洋彼岸谍报机关的间谍，一看到这个东西也不敢动您一下。如今要想把您收拾掉就需得到泰勒先生本人的批准。”

　　“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好感，”我反驳说，“而是因为对泰勒先生来说，收罗一个苏联军官要比收买某一国的国王还要困难呢？”

　　“您说得对。”扬柯夫斯卡亚马上表示同意说。“对他来说您就是一个宝贝。”他依旧现着沉思默想的神情用手晃动着那个铜钮扣，“毫无疑问，您一定是那种连大洋彼岸谍报机关都难于得到的有价值的间谍。他们在您身上寄托着相当大的希望，甚至连任何间谍头子都不能随便处置您。”

　　“可是，您也有这样的饲钮扣吗？”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她皱起了眉头。看久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不识分寸，就是使她感到不快了。

　　“没有。”她说，不知是带着挑战的意味，也不知还是有些难过，“我没有这样的护身符也对付得了。我工作的环境不象您所处的环境那样复杂……”

　　她好奇地仔细瞧我，就仿佛我们是初次见面一样。我觉得好象自从会见了求助先生以后，我在扬柯夫斯卡亚面前已经成了一个新人。

　　她好象飞上了沙发，并且向我致敬似地挥着手。总之，这一天晚上她的举止极尽其娇饰之能事，说话也装腔作势，做出很不自然的姿态，怎么也坐不住。我想，泰勒先生的到来，加之我也参加了他的这个机关，一定是这种甚至对她来说也是相当紧张的情势刺激了她。

　　“顺便提一下，我想对您提出一项善意的忠告。”杨柯夫斯卡亚友爱地说道，“我觉得您还是没有对这颗钮扣给以应有的估价。我再重复一遍，它确是一个很有威力的护身符。您要经常随身带着它。随时都可能出事，这颗钮扣就能使您在大灾大难中得救。”

　　“好吧。”我说，于是就把这颗铜钮扣塞进了上衣的口袋里。

　　她微微地笑了笑：“您还会想到我的！”

　　“是这样，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我转用非常认真的口吻说，并尽量装出那种样子，仿佛主动权依旧在她的手里，“这位泰勒亲口说您能帮助我把那么一个没有影儿的间谍网变成实际的东西。我们不要拖延了。您手里有一张名单，我们应当想想办法……”

　　她不无惊讶地看了看我：“大概您真要不辜负得到的那笔钱吧？”

　　她用一种跳芭蕾舞的姿态请我走进书房。她走到墙跟前，摘掉了布莱克镶在一个很窄的镜框里的一张水彩画，从头发上拿下了一根发夹，用它从框子里推出了一个小无头针，然后就把卷成细筒状的一张薄纸抖落到桌上了。

　　“可以看看吗？”我很客气地问道。

　　扬柯夫斯卡亚没有回答我。

　　我打开了这张纸。

　　这是用英文写的名单。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六个姓和简名。

　　“我真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复杂的问题呢？”我很奇怪，“据我看，一切都很清楚。”

　　扬柯夫斯卡亚宽厚地笑了笑。

　　“如果是那样可就好了。您就试试看，在拉脱维亚把名单里有的那个克里亚温沙找到吧。姓这个姓的人成千上万！而简名的意思又非常之广，但却不是名字和父名……”

　　我好奇地把这张小纸单拿在手里，又把那些姓读了一遍，突然，一个另外的念头钻进了我的脑海。

　　“请您告诉我，”我问道．“难道布莱克就是为了这张纸单送了命的吗？”

　　“不仅是布莱克，”她回答沈“虽然您同这张纸单只有间接关系，但也可能送命。”

　　“这张纸单是那样的贵重？”我瞧着纸单问道。

　　“相当贵重。”扬柯夫斯卡亚说。

　　“可是，布莱克为什么不愿意把这张名单卖掉呢？”

　　“高贵的出身约束着他。”她嘲笑地说。

　　“因此您就杀死了他，以便弄到这张名单。难道您以为钱比人还重吗？”

　　“啊哈，这和钱有什么相干！”扬柯夫斯卡亚气咻咻地回答说，“问题就是那些人有力量，谁要是不愿意同他们合作，他们就把谁干掉，他们也会把我干掉的。”

　　“难道您不怕？英国国家侦探局不会饶恕您这样做吧？”

　　“可是我并不打算撩惹英国国家侦探局，”扬柯夫斯卡亚回答说，“在我们两人初次相遇的那天晚上，布莱克本应当把这张名单转送给伦敦。当时，一个以旅行者身份携同自己妻子到过苏联的英国大商人要回英国去，那天夜里他乘飞机去斯德哥尔摩了。布莱克不让我接近这张名单。我知道他要到‘罗马’旅社的餐厅去，一天以后这张名单就要落到英国国家侦探局的秘室里去了。布莱克正准备去会见。我发现他这个名单一共有两份。一份他要交出去，另一份他大概是想自己保存。我建议他把那个抄件卖掉，他笑起来了，我威胁他说这是拿性命冒险。他就把我打了，我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就代替他去会见那个大商人去了。我说，有人企图打死他，看来，这是苏联的侦察机关干的，并且说，受了伤的布莱克委托我交出名单……”

　　“那么说，英国国家侦探局已经有了这份名单？”

　　“是的，这位旅行者还是及时飞走了，如果再过几小时，他就卡在这里了。否则，他们也不会让我安静。不过，解开这份名单的钥匙也许是在伦敦。”她指了指那份名单，“这个纸单很重要，不过目前还不能利用它。”

　　“我们可怎么办呢？”

　　“他们会把列在布莱克的名单里的一个人派到您这里来。这是大洋彼岸谍报机关唯一知道的一个人，也许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会找到钥匙的。”

　　“唔，请您告诉我，大洋彼岸的谍报机关要英国的间谍有什么用呢？”

　　“您怎么不明白呢？”扬柯夫斯卡亚惊诧地说，“泰勒和他手下的人总是借助他人之手来火中取栗的。布莱克为了挑选他的间谍耗费了好几年的工夫，而他们却要把这个间谍网攫为已有，并且要利用它。”

　　“难道那些人可以随便为任何人服务吗？”

　　“基本上是的。”扬柯夫斯卡亚说，“当然，布莱克的间谍也不是没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仇视苏维埃。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他们来说，为谁服务是无所谓的。谁付的钱多些，谁就是他们的主子。”

　　“那么说，您也和他们一样了？按您的理论来说……”

　　“当然喽。”扬柯夫斯卡亚打断了我的话，“至于谈到我，与其说我愿意为慷慨的人服务，倒不如说宁愿为更有力量的人服务。”

　　“唔，如果英国国家侦探局知道您叛变了呢？您不怕它对您加以报复吗？”

　　“第一，他们不能知道；”她冷冷地回答说，“第二，谁不愿意服从泰勒，那他就得被打发同布莱克一路去。”

　　“呶，那您为什么为德国人服务呢？难道这也是因为他们有力量吗？”

　　“德国人都是多情善感的傻瓜。”扬柯夫斯卡亚豪横地反驳说，“他们倒是有力量，不过只是不太聪明。目前德国人正在消耗俄国的力量，所以他们允许他们这样做，不过请您记住我的话：他们也是在为别人火中取栗。”她马上站了起来，“请您吩咐维克多尔把我送回家去。”

　　热列兹诺夫很快就回来了。

　　“谢天谢地，”我说，“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畅谈一番了。”

　　我把付款凭单递给了他。

　　“这是什么？”他问道。

　　“这是叛变的价钱。”我解释说，“泰勒先生认为我的祖国就值这个数目。”

　　我把我会见泰勒的情况详细地对他讲了一遍，把名单也给他看了，并且说明了杀害布莱克的秘密。

　　“不错，这是一次大可注意的谈话。”热列兹诺夫沉思默想地说，“如今很多东西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拖延不开辟第二战场以及德国人从哪里弄到的石油……”

　　他要我把钮扣给他看一下。他在手掌上放了一会儿，就小心地又把它还给我了。

　　“要好好保存，它也许会有用的。”他建议说，接着又好象是在问自己，“我很想知道我们国内是否还有这样的钮扣……”

　　然后他就俯身去看布莱克的那份名单。

　　“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离柏林还那样远，可是他们已经在考虑下一次战争了。”他继续自言自话地盘算道，“这是一种有着长远打算的阴谋，相当长远的……”

　　他小心地把这份珍贵的名单卷成了细筒，又把它藏到原来那个地方了。

　　“我想，”他说，“在秘密战争中这二十六个人实在是不小的力量。”

　　“目前这还只是一个名单。”我说，“现在还没有掌握解开它的钥匙。”

　　“可是他们不是要派一个人到你这儿来吗？”热列兹诺夫反驳说，“我们绝不会达不到目的！”

　　“也许这部是假名？也许写这份名单的目的是为了转移视线吧？”

　　“很对，都是可能的！”热列兹诺夫笑了，“但是，布莱克却为它付出了性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务须着手进行工作，如今已经有了可以考虑的问题了，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两天，马尔塔说有人找我。

　　我正急不可耐地等着有陌生人来找，于是就急忙出去迎他。

　　我们探询地互相瞧了瞧。

　　“是贝尔金先生吗？”这位来访者问我。

　　“正是。”我很客气地点了点头，“请问您是谁？”

　　这位来访者用他那两只发红而呆滞的眼睛看了看我：“阿尔诺里德·阿卓尔斯，愿为您效劳。”

　　“请把大衣脱掉吧。”我说，“请到书房去坐。”

　　我们走进了书房。

　　阿卓尔斯不慌不忙地坐到沙发椅上，停了一会儿，就伸手从上衣的里兜里取出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琉璃草。他瞧瞧那张画，瞧瞧我，然后又瞧了瞧花儿，就把它放到桌上，又用手掌把它盖了起来。

　　阿卓尔斯没有先开口讲话。

　　“有何见教？”我很客气地说。

　　“请您告诉我，您有马吗？”他突然问道，“有拉车的马吗？”

　　“没有。”我回答说。

　　“有骑的马吗？”

　　“没有。”我说，“我有汽车。”

　　“大概您有奶牛吧？”阿卓尔斯问道。

　　“也没有。”我说。

　　“这可不太好。”阿卓尔斯说，“喝自己的牛奶总是好些的。”

　　“我很同意您的说法。”我说，“不过，您可知道，眼下我还没有弄到。”

　　阿卓尔斯又瞧了瞧琉璃草，然后又把视线转向了我。

　　“可是，您不养猪吗？”

　　“不养。”我说。

　　“这也不太好。”他说，“谁家都常有残羹剩饭，家做的火腿香的多。”

　　“好的，如果您认为这必要的话，”我说，“我就设法养一个猪吧。”

　　“您没有狗吗？”阿卓尔斯问道，“您不打猎吗？”

　　“猎是打的，”我说，“但是我没有狗。”

　　“真可惜。”阿卓尔斯说，“猫也没有吗？”

　　“我真不太了解您。”当他问到猫的时候，我回答说，“实在是遗憾得很，我是任何一种也没有。”

　　“问题在于我是一个兽医。”阿卓尔斯持着自尊的态度说道，“有人说您的家畜有病了。”

　　他又把他那张明信片拿在手里了。他惋惜地瞧了瞧那上面的琉璃草，沉思默想地摇了摇头。

　　“实在遗憾，看来，这一定是误会了。我不敢再打扰您了……”

　　这时，我突然恍然大悟了！我想起仿佛在哪里看见过这种带琉璃草的明信片……啊，原来是在我这里看见过啊！布莱克的书房里扔着几个明信画片册……当时我还觉得很奇怪：这个唯美主义者保存这种庸俗的明信画片册干什么呢……我在一个明信画片册里就看见过这样的琉璃草！

　　当时，我又想起：很早以前有个劈材栈的老板找过我，他也是一直在我眼前转弄着一张朗信片。……

　　“阿卓尔斯先生，请等一下。”我喊了一声就到客厅去了……

　　我拿起明信画片册，翻了翻，一找到那张带琉璃草的明信片，就急忙回到了书房。

　　“阿卓尔斯先生，请您看。”我说，“这是多么奇怪的巧合啊：我这里也有一张和您那张一样的明信片！”

　　阿卓尔斯拿起了我这张明信片，和他自己那一张对照了一下，随即在沙发持里挺直了身子，毫无表情地望着我。

　　“贝尔金先生，我不明白，你于嘛要来这一套把戏呢？”他持着自尊的态度问道，“别人也会着急的啊。”

　　“阿卓尔斯，请原谅”我很随便地说道，“不过，一开头我有怀疑……”

　　“还会有什么怀疑呢？您自己看吧。”

　　他把两张明信片都递给了我。这两张一丝不差，毫无可疑之处。

　　“最近发生过好多意外的事……”我负疚地瞧着阿卓尔斯那两只发红的眼睛，“所以才会有一种成见……”

　　“我们彼此之间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呢！”一些冷笑掀动了一下这位来访者的嘴唇，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并有所期待地望了望我，“贝尔金先生，我听您吩咐。”

　　“是谁告诉您到这里来的？”我很认真地问道，好象是在检查我的这位来访者。

　　阿卓尔斯温和地笑了笑：“我大洋彼岸的一位老朋友。岂不知我……”

　　在这种谈话里，一切都得根据每一个字来猜想。

　　“岂不知您……”

　　“是的，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八年。”

　　“您在那里……”

　　“也是兽医……”阿卓尔斯洋洋自得地笑了笑，“不过，我却不得不屡次三番地去镇压农业工人的罢工……”

　　“您还照旧保持着联系吗？”

　　“遗憾，没有保持联系。”阿卓尔斯又笑了笑。自从我给他看了我的明信片以后，他变得极其客气，仿佛我成了他的首长一样，“回到拉脱维亚以后我把一切联系都失掉了。”

　　我也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不过我们把联系恢复起来了……”

　　阿卓尔斯肯定地点了点头。

　　“所以您才把我找到了。”

　　“可是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怎么还问我做什么？”阿卓尔斯惊诧地说，“我在给牛和狗看病。”

　　“不，我指的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现在我能做什么呢？”阿卓尔斯越发吃惊了，突然，他的脸上闪现了机智的光芒，“我们要等到和平的春天，到那时就又需要农学家和兽医了。”

　　“您要知道，我需要您……”我不晓得对他说什么好，“我们的组织正在进行所谓清查工作。有的人退出去了，我们可以说是正在改订计划，就是说，正在重新改做我们进行秘密战争的计划……”

　　阿卓尔斯仔细地听着我讲。

　　“所以我想再考虑一下，您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阿卓尔斯没有作声。

　　“我在问您，阿卓尔斯先生，”我重复了一遍：“请您考虑一下，您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吗？”

　　阿卓尔斯在沙发椅里起坐不安了。

　　“除了已经规划好的事情以外，我未必能在别的方面再做些什么。”他说，话声里显得有些不安。“我既不能打枪，也不能参加任何冒险事件……”他格了摇头，“不成，贝尔金先生，我没有什么别的专长，除了在我的专长这方面以外，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其他活动。”

　　我沉思默想地拖长声音说：“可是我们打算叫您……”

　　“去搞炭疽病，贝尔金先生，”他提醒我说，那语气显然说明我没有必要装作仿佛记不得这一点了，“接到相应的指示以后，我和我的另外两个同事——您对他们两个人比我还更了解——就可以在整个波岁的海沿岸引起家畜炭疽病，在必要的场合，还可以利用刮脸的小刷子把它转嫁到人身上……”

　　“是的，是的，阿卓尔斯，我记得这桩任务。”我说着兴趣盎然地打量着我这位长得很难看的对方，他在我面前突然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我以为在这之前您也能出些力的。”

　　“不成，贝尔金先生。”阿卓尔斯断然拒绝了，甚至都没有问一问我想要他做什么，“我既不会杀人，也不会偷盗，而且我也不愿意干这种事。”

　　“唔，好吧。”我对他说，“同您相识我感到非常高兴。”

　　“好极了。”他说罢就站起来了。

　　但是我还不想放走他。我需要弄清他的住址。还应当弄清一些别的东西，以使把锁链搭到别的间谍的身上。

　　“对不住，阿尔诺里德……阿尔诺里德……”

　　“雅诺维奇。”阿卓尔斯提醒了我。

　　“阿尔诺里德·雅诺维奇。”我重说了一遍，“您的住址没有变动吗？”

　　“医生和药商是不应当经常变动住址的。”他以训人的口吻回答说，“否则就很容易失去顾客。”

　　可是我需要弄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时候告诉您说我要见您的？”我问道。

　　“这是三天以前的事。”他说，“但是我不能马上就出来。”

　　就是说，他是在泰勒先生离开里加的那天见到他那位美国朋友的……

　　“您到这里来要走很长时间吗？”

　　“不，”他说，“和往常一样。”

　　“好极了。”我说，“我只是想再看一下您的那张明信片……”

　　不成，这张明信片上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只是一张普通的明信片，上面写着：“Ｃａｒｔｅ　ｐｏｓｔａｌｅ”，是贴邮票的地方，背面则是天蓝色的琉璃草。

　　我不晓得是否需要给他一些钱，但我决定不给。

　　‘好极了。”我又说了一次，并把明信片还给了他，“请回去吧。祝您一切顺利。如果需要您，我们就通知您。”

　　我们很客气地寒喧告别，我把他送到了前门。

　　我回到书房，拿起了从明信画片册上取出来的那张明信片，就走进了客厅……

　　原来这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明信画片册！

　　明信画片册里面是一些画着各种花的明信片。有翠菊、蔷薇、茉莉、铃兰，还有唐菖蒲……

　　我开始检查这些明信片。这里面有几张上面用铅笔写着数目字；在我拿给阿卓尔斯看过的那张画着琉璃草的明信片上写着3481……

　　这是索引？是阿卓尔斯在布莱克这里的代号吗？

　　于是我又检查其余的明信片画册。那里面有的由各种画上复制的画片，有许多各种的风景画，有一本明信画片册上竟是一些画着拉脱维亚风景的明信片，有大街，有广场，有各种的名胜古迹……

　　大概，要找到解开这个名单的钥匙，就该当弄清楚阿卓尔斯的地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很困难：拉脱维亚的兽医总是可以找得到的。

　　我又打开了贴着带花的明信画片的簿子，然后取出了布莱克的名单，把这张名单放到了画着琉璃草的那张明信片跟前。

　　阿卓尔斯在这张名单里按次序数是第八名，阿卓尔斯·恩·耶

　　但是不对，这不是那个阿卓尔斯。刚才到我这儿来过的那个阿卓尔斯，叫阿尔诺里德·雅诺维奇，而名单上的这个却是恩·耶。我转眼又去瞧带琉璃草的那张明信片。琉璃草……琉璃草……琉璃草……唔，我的脑袋里也有点儿门路了。

　　我把凡是写了数目宇的明信片都挑了出来。

　　数目字没有给我说明任何问题。这些花儿都是绰号，是布莱克那二十六个间谍作为标识的绰号，但是，我猜不到那些数目字是什么意思。

　　我又拿起了名单。

　　奇普斯齐内什·恩·阿；布留姆斯·弗·伊；克里亚维内什·罗·欧；米耶吉齐斯·勒·阿。

　　我又把明信片翻过来看了一遍。

　　恩·阿·纳斯图尔奇亚……奇普斯齐内什就是纳斯图尔奇亚……但是，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呢？

　　奇晋斯齐内什是金莲花，布留姆斯是紫罗兰，克里亚维内什是蔷薇，米耶吉齐斯是铃兰……

　　但是，他们真正的简名是什么呢？

　　需要进行极其复杂而细致的工作，但是，下一番功夫是值得的。现在我才明白，我在里加呆这些天并没有白搭。我必须了解阿卓尔斯先生。

　　这位其貌不扬的阿卓尔斯先生，很值得我们下功夫。他就是琉璃草，而且，假如他的主子需要，他也就会是炭疽病！

第十三章 杂技演员

　　我和热列兹诺夫是怎样设法解析布莱克那份名单的，就不必详细讲了。所有这些紫罗兰和铃兰只是逐步地才变成了有一定住址和职业的真人。

　　当我提出假论说布莱克的那些花儿和他手下的间谍是一回事的时候，热列兹诺夫同意了我的意见；不过这并不是假设，事情是非常明显的。如今需要弄清楚阿卓尔斯的住址，或者还需要收集一些补充材料，以便据此再找到名单里所有的其他人。

　　热列兹诺夫负责通过他所联系的一些同志来做好这件工作，不过，要做好这件工作当然是需要时间的。

　　扬柯夫斯卡亚出人意外地帮了我们的忙。

　　扬柯夫斯卡亚平常都是在临中午的时候或者是傍晚到我这里来，有时甚至一天竟来两次：她常常把我置于她的监视之下。

　　在阿卓尔斯访我去的那一天，她是傍晚时分到我这儿来的，不过，她虽然来的晚，但这并不说明她不晓得“琉璃草”的来访。她在一些细微小节、只言片语和一些不易察觉的问题上具有很好的观察力。

　　她进来就坐下了，点起烟，好奇地瞧了我一眼，等待着，看我对她说什么。但是我没有作声，于是她就首先打破了沉默。

　　“来过了？”

　　“谁？”

　　“应该到您这儿来的那个人。”

　　没有必要在她面前隐讳阿卓尔斯，恰恰相反，她还可能帮助我们把布莱克手下别的间谍也搞出来呢。

　　“来过了。”

　　“是谁？”

　　“他叫阿卓尔斯，是个兽医。”

　　她亲自把名单拿了出来，并在那上面找到了阿卓尔斯。

　　“关于他的某些详情细节您弄清楚了吗？”

　　“是的，他的绰号是‘琉璃草’。”

　　我把带琉璃草的那张明信片拿给她看了，并且把我的推测也告诉了她。

　　她很喜欢这种用花名来做的假名。她活跃起来，并且肯定地点了点头。

　　“您没有问他的地址吗？”

　　“问他地址可能引起他的怀疑。”

　　“对。看来，这是一个老手。他会立刻藏起来的。不过，他的住址却很容易查到。”

　　“通过居民住址查询处吗？”

　　“当然不是的。如今居民住址查询处虽然德国人把它弄得表面上还有条理，但实际上是一团糟。您应该利用爱丁格尔，求他查出这个地址……”

　　“求爱丁格尔？”

　　“自然。他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找到阿卓尔斯。”

　　扬柯英斯卡哑真可谓胆大心细。爱丁格尔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阿卓尔斯，而且也没有必要在爱丁格尔面前隐瞒阿卓尔斯。

　　我马上给爱丁格尔挂了电话。

　　“是长官先生吗？我很想见见您，您能接见我吗？”

　　“贝尔金，您明天来吧。”他回答说，“我也正需要您。”

　　“啊，长官先生，这一次我可要满足您的好奇心了……”

　　“好的，好的，”他很冷淡地回答说，“我等着您。”

　　他确实在等着我，我刚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就把他那双锐敏而又不以为然的视线射到我的身上。

　　“布莱克，请坐。”他说，“我听您将，虽然您大大辜负了我对待您的宽厚态度。”

　　“把我手下的间谍转让给另一个主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委屈地反驳说，“我正在恢复那些已经失掉了的联系，复查整个间谍网。您一定能弄到一些的确有价值的人……”

　　“可是，得等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爱丁格尔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我的话，“布莱克，我一直在忍耐，您辜负了我。”

　　“不会迟于两个星期了。”我确切地说，“不过我需要找到一个姓阿卓尔斯的兽医。”

　　“他在拉脱维亚吗？”爱丁格尔问道。

　　“一点也不错。”我肯定地说，“他叫阿尔诺里德·雅诺维奇·阿卓尔斯。”

　　“怎么，这个人是您手下的间谍吗？”爱丁格尔问道。

　　“不错。”我可以随便把阿卓尔斯送给爱丁格尔，“我失掉了同他的联系，问伦敦又不妥当。这样就会把事情拖延下去，我不敢再让您忍耐下去了。阿卓尔斯能帮助我恢复同某些人的联系。”

　　“我看得出来，您变得聪明起来了。”爱丁格尔夸奖我说，“我吩咐他们把这个阿卓尔斯找到。”

　　他挂电话喊了卫队长豪斯，过了一会儿工夫，就有一个官员走进了办公室。他穿着一身又肥又大的黑色党卫军制服，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文官。

　　“豪斯先生，”爱丁格尔说，“我需要找到一个阿卓尔斯……”

　　爱丁格尔转过身来用探询的目光瞧着我。

　　“阿尔诺里德·雅诺维奇。”我提醒了他。

　　“阿尔诺里德·雅诺维奇，”爱丁格尔又重复了一遍，“他是我们拉脱维亚的一个兽医。”

　　“要的急吗？”豪斯先生尖声而呆板地问道。

　　“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爱丁格尔说，“我本人需要这个材料。”

　　豪斯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行了一个礼就出去了。

　　“布莱克，现在该我说了。”爱丁格尔说，动弹了几下他的胡子，就象突然碰到了障碍的蟑螂一样。

　　他本想装腔作势，而且，平常也确实做到了，但这一次，看来他象个病人。我觉得，他的情绪却不太好。

　　“布莱克，我很器重您，”爱丁格尔气咻嗅地说道：“我们的谍报机关已经注意您六年了，而您却一直是只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因此，如果我说我到密察局工作是为了给德国服务，我想您是会了解这一点的……”

　　我已经看得出来，我又得听他高谈阔论，大谈德意志帝国的伟大了，但是这一次我觉得爱丁格尔说这番活并不是为了装模作样。他如今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儿了，因为他的立足点已经摇晃起来，泰勒将军的到来，使他对德国的法制丧失了信心。

　　可惜，他并不是那种肯听别人解释的人！所以我一直没有作声。

　　象往常一样，爱丁格尔又突然从不着边际的乱弹回转到溅满鲜血的土地上来了。

　　“布莱克先生，尽管这是一桩很伤脑筋的事，也只得对不起您了。”他突然说，“您的周围有些形迹可疑的人，您在掩蔽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

　　我浑身发冷了……天晓得他探听出什么风声来！

　　“您认为您的汽车司机可靠吗？”爱了格尔很严厉地问我，“我们手里掌握了一些对他很不利的情报。我现在对您讲这件事，就证明我对您还没有丧失信任……”

　　我有点儿放心了，虽然我还不晓得爱了格尔究竟打算要我怎样。

　　“布莱克上尉，我真不晓得他怎么能骗过象您这样有经验的间谍。”爱丁格尔责备我说，“不过，我们掌握了一份材料，说是有那么一个恰鲁申先生，或者说是冒着恰鲁申的名字隐藏着的那个人同在里加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

　　不过，这时我的心神已经镇定了。爱了格尔说的这番话里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东西。盖世太保会发现我们哪一个人的足迹，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弄清楚为什么他认为可以或者需要把热列兹诺夫的情况告诉我。我以为爱丁格尔又在跟我玩信任的把戏。因为他对布莱克上尉并无怀疑，所以他一定是打算弄清楚我这个英国人是不是在同英国在大战中的盟友——俄国的游击队和共产党员有着联系，而且，他向我揭发热列兹诺夫就可能斩断这种联系——如果我们确实有联系的话。对盖世太保来说，和一个汽车司机恰鲁申相比，布莱克上尉是一个远为空要的人物。盖世太保让我摈弃我的汽车司机，是打算保留我始他们做事。

　　因此，爱丁格尔又讲下去了。他的眼睛闪现着黄色的光……

　　“关于恰鲁申的材料就放在我的桌子里，我很信任您，所以我跟您讲，过一两天我就下令逮捕这个人。您自己不必慌，也只是否时惊搅您一下就是了……”

　　我可怎么办呢？说我不相信恰鲁申，加重爱丁格尔的怀疑，那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坚决地保护他？那也会引起怀疑的。我就只得一再地现出吃惊的神情了。

　　“真奇怪！”我喊道，“恰鲁申是一个很出色的汽车司机，我对他很满意。他在象扬柯夫斯卡亚那样多疑的女人面前，甚至都没有引起怀疑呢！”

　　其实热列兹诺夫正是引起了扬柯夫斯卡亚的怀疑。我之所以拉她，是因为她在纳粹人士当中很有些影响，但是，爱丁格尔的回答却使我大吃一惊。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他讥诮地说，“她虽然是您的同伙，但您也并不很了解她。谁跟您说过这不是她叫我们注意您的司机的？”

　　“请原谅。”我反驳说，“我很细心地注意着恰鲁申。他完成了一些极其重要的任务。当然，他不了解我同您之间的关系。他确信他是在为英国的利益服务……”

　　“您是一个很认真的间谍人员，布莱克，但是，恰鲁申在这个问题上却在利用你们英国人的感情。”爱丁格尔责难地说，“他是被暗地里派到您这里来的，如果说他还没有把您打死，那也只是因为他在您的背后藏起来方便罢了。我们早就了解他了。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也不必瞒着：我们也在监视着您。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什么值得责难的地方，您的汽车司机却已经被揭穿了……”

　　普罗宁一直不让我参与热列兹诺夫的任何活动，这时我才确信普罗宁的做法可太对了。他比我看得远，见得广。有些年轻的战士，如果留住他们，不让他们参加战斗，他们就埋怨，但是经验丰富的指挥员非常清楚应当叫谁在什么时候参加战斗。

　　“我不敢再同您争论了。”我冷冷地说。但是，我还是做出一副并没有完全被爱丁格尔说服的表情，“我只是请您缓一缓再进行逮捕：我很想亲自弄清楚情鲁申的这种不可饶恕的活动。”

　　“您若是袒护恰鲁申就会毁掉您自己！”爱丁格尔气咻咻地回答说，“你们英国人常为表面的现象所激动，而并不考虑事情的实质。我可以向您担保，我们对待您的汽车司机会按照法律行事的。请您相信我们，让恰鲁申听天由命好了，您要明白，对您来说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一般说来，爱丁格尔是很难被人说服的，在这个问题上那就更是不可能的了。看来，他是把热列兹诺夫看准了。

　　而且。也许还不只是热列兹诺夫吧？不过，这一切也可能是一种反间之计。他们手里并没有拿到我的确凿罪证。我在执行普罗宁命令的时候，行动非常慎重。但是，他们把即将逮捕热列兹诺夫这件事告诉我也许是别有用心的。很明显，热列兹诺夫一跑，那就说明是我警告了他……

　　这时，那个豪斯队长又进来了。

　　当爱丁格尔对豪斯说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的时候，他大概是打算叫我看看德国人办事有多么迅速和准确。

　　“可以报告吗，长官先生？”豪斯用一种很呆板的声音问道。

　　“可以，可以！”爱丁格尔说，“打听到什么线索了吗？”

　　豪斯一声不响地把一个窄窄的纸条递给爱丁格尔了。爱丁格尔瞧了一眼，便马上交给了我。

　　那个纸条上写着：“马顿那，斯特列尔尼耶卡，１４号”

　　“就是这些吗？”爱丁格尔问道。

　　“这是兽医阿卓尔斯的住址。”豪斯回答说。

　　我谢了谢爱丁格尔，就急忙同他告别了。我不愿意再同他谈恰鲁申的事了，这场谈话令人难以捉摸。

　　“您要记住，关于要逮捕恰鲁申这件事，别人谁也不知道。”爱丁格尔在我临走的时候警告我说，“您还应当感谢我呢。”

　　“长官先生，您可以相信我。”我担保说，就急急忙忙下楼上了汽车。

　　“走吧！”我说。

　　热列兹诺夫开动了引擎，吃惊地瞧了瞧我：“您的情绪怎么好象不正常呢？”

　　“老兄，我们的事情糟糕了。”我回答说，“盖世太保要逮捕您。”

　　不难看出，热列兹诺夫有些慌了，但他马上便控制住了自己。

　　“为什么呢？”他问道。

　　“这是爱丁格尔亲口对我讲的。”我解释说，“不晓得是有人告密，还是他们自己查出来的，但是他说，盖世太保掌握了您同里加地下工作有联系的材料……”

　　热列兹诺夫沉思默想地摇了摇头：“任务……”

　　“到这时候还谈什么任务呀？”我反驳说，“没有必要再拖了，只得躲起来。”

　　热列兹诺夫叹了—口气：“躲起来并不容易，何况问题也相当复杂，那样就会使您遭到嫌疑……”

　　“您对交给您的任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列兹诺夫责难地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甚至很可能牺牲很多人。”

　　“但是不能牺牲你呀！”我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跑开成不成呢？”

　　“您明白您说的是什么话吗？”热列兹诺夫猛然反驳说，“在我们没有查出这批特务之前，我们是没有权利离开的。您明白这些家伙在我们胜利后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吗？如果不查出来，那就等于把脏东西留在伤口里一样。这个伤口可能一个月治好，也可能要治上十年……”

　　“和普罗宁商量一下？”我提议说，“他会给我们出主意。”

　　“那是当然。”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了，“不过，普罗宁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言语了。看样子，他很难得出某种结论。“应该把时间拖一拖，以便来得及……”他的话没有说完，就又沉思起来，“如果能够暂时把爱丁格尔弄开……”

　　热列兹诺夫急剧地把汽车拐过了街角。

　　“唔，那个地址怎么样？”他问道，“爱丁格尔答应给查了吗？”

　　“地址在我的衣袋里。”我说，“可以着手去找了。”

　　“这可太妙了！”热列兹诺夫马上活跃起来了，“如果叫他们把我逮住，那可真冤……”

　　但是我很清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自然是要完成，但是要是牺牲热列兹诺夫也是不成的。我们还必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想出办法……

　　这时，我就想到了扬柯夫斯卡亚。干嘛不让这个女人给我们做点儿事呢？

　　我向热列兹诺夫转过身去。

　　“拐回来！”我说，“我们到旅馆去找扬柯夫斯卡亚。”

　　“找她干什么？”热列兹诺夫吃惊地说，“现在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说，“我们试着对付一下。”

　　“我不可以听听你这个主意吗？”热列兹诺夫问道，“常言说得好：人多主意多……”

　　但是我怕他不赞成，而且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能把这个主意说得清楚。

　　“走吧，走吧！”我接二连三地说，“鱼也许会上钩的……”

　　他听从了我的话，就把车开到旅馆去了。

　　我敲了门，但是扬柯夫斯卡亚并没应答，我以为她没在家。但是，门却没有锁，一推就开了。

　　杨柯夫斯卡亚正蜷缩着腿在沙发上睡觉，没有听到我的敲门声。但当我刚刚坐到她的身旁，还没有说一句话，她马上就睁开了眼睛。

　　“我很烦恼。”我马上说道，“我刚才到爱丁格尔那里去了。他说他们查出了我和游击队有联系……”

　　扬柯夫斯卡亚立刻坐起来，睡意全消了。

　　“真愚蠢！”她喊道，“他们什么也不懂！”

　　她这句话把她自己暴露了，不过我并没有表现出我对她有所怀疑。

　　“不懂什么？”我问道，“谁？”

　　“啊哈，他们什么也不懂！”她气势汹汹地说，“其实您的恰鲁申是很可疑的。但是，但是您，您和他有什么相干呢？最可怕的是如果这个疯子要纠缠你，那你就摆脱不开了。他什么也不承认……”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点着了一支烟。

　　“可是您急什么呢？”我问道，“唔，他们抓住我，把我打死，您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呢？”

　　“问题就在于不能让他们逮捕您！”她喊道，“泰勒是绝不会饶恕我的！”

　　当然，与其说她是为我担心，倒不如说她是担心她自己。

　　“好吧，我们到格列涅尔那里去一越。”她断然地说，“应当采取某种办法……”

　　她的精神又抖擞起来，要想拦住她是很困难的。

　　我们下了楼。

　　扬柯夫斯卡亚气咻咻地瞧了瞧热列兹诺夫，如今她已经不再掩饰她对他所抱的恶意了。

　　“啊哈，是您吗？”她敌视地说，并且甩头往旁边一指，“我们不需要您！”

　　热列兹诺夫用探询的眼神瞧了瞧我。

　　“我们不需要您！”她挑衅遍地又重复了一遍，“请您下车！”

　　“好吧，维克多尔。”我说，“不必和一个调皮的女人口角。”

　　热列兹诺夫下了车，站在人行道上。

　　“请坐吧！”扬柯夫斯卡亚差不多是怒冲冲地对我喊道，便操起了舵轮，把车开到了最大速度……

　　我们在哪里也没有找到格列涅尔：他既不在家，也不在医院里。

　　扬柯夫斯卡亚给凡是格列涅尔可能去的地方都挂了电话。

　　“请转告教授先生，让他快点回家来。”她对各处都这样说，“您就说是扬柯夫斯卡亚说的。”

　　但是，教授先生回来得却相当晚。

　　“我的亲爱的，出了什么事了？”格列涅尔走进客厅，一面吻着扬柯夫斯卡亚的手，一面不安地问道，“但愿您能原谅我，男爵留我，不放我回来。”

　　他同我也打了招呼，但不能说是很亲热的。

　　“我们找您已经找了四个多钟头了。”扬柯夫斯卡亚急不可耐地说，“应当火速整一整爱丁格尔！”

　　格列涅尔瞥了我一眼，便又转向扬柯夫斯卡亚：“您可否让我给您预备一杯咖啡呢？”

　　“啊哈，当我提起爱丁格尔来的时候，那还提什么咖啡呢？”扬柯夫斯卡亚急躁地喊道，“我们谈正经事吧，别谈什么咖啡了！”

　　格列涅尔又怀着恶意地瞧了瞧我，然后便向杨柯夫斯卡亚转过身去。

　　“不过，我不晓得……”他含混地说，“贝尔金先生……是否方便……”

　　“啊哈，其实您非常清楚，贝尔金他是自己人啊！”扬柯夫斯卡亚气咻嗅地说，“泰勒将军很重视他，恐怕并不次于您呢！”

　　我觉得她这种把我们两人等同看待的说法仿佛使格列涅尔感到不高兴了。

　　“那好，亲爱的！”他很顺从地说，“如果贝尔金先生了解您讲的这件事，那就让我们谈一谈吧。”

　　“爱丁格尔已经热心得有点太过分了。”扬柯夫斯卡亚冷冷地说，“您以前曾经说过，您愿意叫您的朋友波里曼担任里加盖世太保的长官，而且您可以办得到。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证明您说话算话的时候了。”

　　格列涅尔很亲热地笑了笑。

　　“我真想让我的朋友波里曼到里加来。”他表示同意说，“而且我的交际也很广，满可以让他在拍林得到这个任命。不过，他不能把爱丁格尔取而代之……”

　　他摇起了他那个小脑袋。

　　“只不过是不能取而代之。”他又坚持地重说了一遍，“希姆莱本人袒护着爱丁格尔，目前爱丁格尔还没有被提升，波里曼就无法到这里来。”

　　“唔，可是，如果爱丁格尔以后不在这里呢？”扬柯夫斯卡亚盯着他问道，“您确信可以任命波里曼来接替他的位置吗？”

　　“那是肯定没问题的。”格列涅尔满有把握地说，“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爱丁格尔离开这里。”

　　扬柯夫斯卡亚冷笑了一声。“噢，让他升迁的办法是找得到的……”

　　格列涅尔又摇起了他那颗小脑袋：“恐怕您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过高了，亲爱的……”

　　“可是您却把大洋彼岸间谍机关的能力估计得过低了，教授。”扬柯夫斯卡亚冷冷地反驳说，“只要命今一下，爱丁格尔长官就会飞得那么高……”

　　“可惜！”格列涅尔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无论对希姆莱，还是对希特勒，泰勒将军都无能为力！”

　　“但是，他却可以左右上帝。”扬柯夫斯卡亚讥嘲地说道，“无论是希姆莱，还是希特勒，却都无法防止把您的爱丁格尔送回老家去。”

　　“我可决不同意这样干！”格列涅尔喊道，“爱丁格尔是个诚实人，而且我不愿意用一条人命给波里曼弄个位置。”

　　“可是我并不是同您商量怎样对付爱丁格尔的！”扬柯夫斯卡亚也大声喊道，“我现在只是问您能否保证，如果爱丁格尔不在的话，就能任命波里曼接替他的位置？”

　　“至于波里曼，那我是有把握的，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我不同意把爱丁格尔搞掉……”格列涅尔在整个这场谈话期间第一次向我转过身来了，“贝尔金先生，唔，您也许还有别的名字！但愿您不干这种事……”

　　仿佛他以为扬柯夫斯卡亚正是让我去把爱丁格尔干掉。

　　可是，扬柯夫斯卡亚并没有容我回话。

　　“您听着。”她声音嘶哑、慢腾腾地说，“爱丁格尔不用您管。但是，如果您不马上采取措施，叫波里曼被任命到里加来，我就永远——您听到了吗？——我就永远不同您到大洋彼岸去。”

　　原来，格列涅尔就是不愿意这样！

　　看来，这头野兽已经被驯服了。

　　“您什么时候给波里曼挂电话？”她冷淡地问道。

　　“今天夜里。”格列涅尔嘟哝着说，然后便向我转过身来。“您是否要白兰地？”

　　“我们要走。”杨柯夫斯卡亚说，“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办呢。”

　　于是，她向门口走去，格列涅尔便很顺从地跟在后面送她。

　　“您可以暗示一下您的波里曼。”她走到前厅的时候才说，“就说爱丁格尔觉得不舒服，而作为一个医生，您为他的健康十分担心。”

　　我们又坐进了汽车。

　　“现往到哪儿去呢？”我问道。

　　“到马戏院去。”扬柯夫斯卡亚说，“我想稍稍消遣一下。”

　　我们并没有赶上开演，戏台上演的不是第三个节目就是第四个节目，但是我的女伴并没有感到懊悔。

　　我们在包厢里坐下了，她便宽厚地忽而瞧瞧那些丑角，忽而瞧瞧那些演员。

　　“瞧，这是我们的节目！”当台上宣布马上杂技演员拉孟．岗查列斯出场的时候扬柯夫斯卡亚低声说。

　　乐队奏起了雄壮的进行曲，岗查列斯骑着一匹铁青马，穿着一身光滑的白色骑士绸衣跑到了戏台上。

　　原来我认识这个人。

　　他就是那个有时在旅馆里杨柯夫斯卡亚的房间门口放哨的那个黝黑的家伙。

　　应当说句公道话，他演的确实相当好。他没有停下来喘过气。那匹马一圈接一圈地飞跑，这时他就跳下马来表演各种各样的跳跃、翻筋斗和刺剑的动作。有入把球儿、盘子和刺剑扔给他，他就跑着把它们接住，并且让它们旋转，飞向空中，同时还用口琴吹奏着墨西哥的小调。但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他那射击的本领，那可真是头等的本领，他可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神枪手！

　　岗查列斯从腰带里抽出了一支长筒手枪，这时，服务员就递给他一把圆环，上面蒙着一层五彩花纸。他把这些圆环拿在左手里，右手擎着那支手枪。戏院里的灯这时都灭了，带彩的探照灯光照到了戏台上，这个骑士就依次地忽而变成了天蓝色，忽而变成了粉红色，忽而又变成了绿色。乐队里敲起了爆豆般的鼓声。那匹马绕着圈疾驰起来。岗查列斯没有放下手枪，用右手拿起了圆环，扔到高空，当那五彩的园环飞向因屋顶的时候，他就向它们开了枪。被射穿的圆环便飞快而平稳地掉了下来，岗查列斯用头去接住它们，那些被打穿的圆环便套在他的脖子上了……

　　这个人有着惊人的眼力，动作也异常准确！

　　我饶有兴趣地欣赏着他那娴熟的技巧……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由得想起了在道加瓦河沿河街的那天晚上……

　　“诚然，这位岗查列斯的射击技术相当高明。”我说，“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领教过他的射击技艺了……”

　　“也可能。”扬柯夫斯卡亚表示同意地说，“不过他可并不是什么岗查列斯，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牧人，大家都管他叫克拉连斯·史密斯。”

　　他又把圆环向上抛了几次，开枪射击圆环，接住它们，便跳下马来了。戏院里的灯光一亮，探照灯的灯光便熄灭了。岗查列斯，或如扬柯夫斯卡亚所说，就是史密斯，便开始向观众施礼道谢。

　　他把目光停在扬柯夫斯卡亚的身上，她就把指尖贴到自己的嘴唇上，送给演员一个飞吻。

　　刚刚宣布下一个是丑角节目，扬柯夫斯卡亚就急忙向出口走去。

　　“您累了还是看腻了？”我问她说。

　　“既不是累了，也不是腻了。”她一面走着一面回答说，“不能让一个要执行重要任务的人等我。”

　　我们在门口等了约有五分钟，岗查列斯便飞快地来到扬柯夫斯卡亚的身旁，抓住了她的手。

　　“噢！”他说，同时很冷淡地瞧了我一眼。

　　“快，快！”她没有回答他，却向他喊道。

　　……过了一会儿，我们已经在那沉睡着的里加大街上飞驰起来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已经坐到扬柯夫斯卡亚的房间里了。

　　“克拉连斯，你们认识一下吧。”扬柯夫斯卡亚指着我说，“他是布莱克。”

　　“不！”他激烈地说，“不！”

　　“为什么不？”扬柯夫斯卡亚照例冷笑着问道。

　　“我不愿意握他的手。他是我的敌人！”

　　“您别胡闹了。”杨柯夫斯卡亚用排解的口吻说，“他根本不是您的敌人。”

　　“算了，那就各持己见好了。”史密斯抱怨地嘟哝着说，“您找我干什么？”

　　“要您抓住一匹烈马。”扬柯夫斯卡亚说。

　　“您这是要捉谁呢？”史密斯问道。

　　“盖世太保长官爱丁格尔。”扬柯夫斯卡亚说。

　　“唔，不成，我不打那个野兽。”史密斯拒绝了，“过后我就保不住脑袋了。”

　　“您是要保不住脑袋的，”杨柯夫斯卡亚说，“如果爱丁格尔还留在盖世太保的话。”

　　“他对我并没有什么威胁。”史密斯眯起眼睛，瞧了瞧我，便问：“他威胁您了吗？”

　　“可以说是的。”我说，“我请您帮帮忙。”

　　“您活该。”史密斯嘟哝着说，他往扬柯夫斯卡亚身旁凑了凑，说：“我真想把围着您裙子转的男人都枪毙。”

　　“您最好别吹胡子瞪眼。”扬柯夫斯卡亚说，“这是一位大人物要爱丁格尔死。”

　　我不晓得她说的那个人指的是谁，但很可能还是指的泰勒将军。

　　“我知道这个大人物是谁。”史密斯忧郁地说，又指了指我，“大概盖世太保要把这小子扔到窒死人的汽车里，你是想搭救他。”

　　“您要记住，克拉连斯……”扬柯夫斯卡亚握住了他的手，“如果你不干这件事，您就甭想在德克萨斯看到我。你既不会在畜牧农场上有所房子，也不会有冰箱和洗衣机。你另外去找个妻子吧！”

　　“您早晚会背弃我的！”史密斯嘟哝说，然后便大声喊道：“不成，不成，不成！让追求你的那些家伙都死淖吧，也许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够得到你，那时你已经没有再挑捡的余地了！”

　　“克拉连斯！”扬柯夫斯卡亚对他大喝了一声，“你住口不？”

　　“我不。”他对她喊道，“怎么，你把我当成个傻瓜吗？你以为我忘了你不叫我打死他的那个晚上？现在我都不需要玷污我的手，就到盖世太保去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布莱克或是贝尔金，他现在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名字，实际上是一个俄国军官……”

　　扬柯夫斯卡亚霍地跳了起来，两手叉腰，活象个泼妇。

　　“钮扣，布莱克，把钮扣拿出来！”她大声叫道，“没有必要同他客气！把钮扣拿给他看看！”

　　我顺从地取出了钮扣，把手掌伸到史密斯的鼻子跟前。

　　扬柯夫斯卡亚管这个钮扣叫护符，她这话是对的。这个执拗的，气得发疯的家伙盯住了钮扣，仿佛被咒符镇压住了一样……

　　他遗憾地瞧了瞧钮扣，然后又瞧了瞧我，仿佛象一头被驯服了的野兽，抑止住了就要脱口而出的吼声。

　　“你们胜了。”他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您说吧。”

　　“怎么，还要我再说上二十遍吗？”扬柯夫斯卡亚喝道，“已经对你说过了：把爱丁格尔弄死，否则……”

　　“算了，算了！”他用和解的口吻打断了她的话，“你说吧：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下手？”

第十四章 小夜曲

　　扬柯夫斯卡亚和史密斯冷静而细致地讨论了怎样弄死爱丁格尔。

　　要想钻到盖世太保里面去是不可能的，有一大群官员围护着他；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下手也是毫无希望的，他的官邸戒备森严，毫不亚于里加的监狱……

　　最便于下手的地方还是那个列宾女士的家里，爱丁格尔有时晚上在她那里过夜。

　　看来，爱丁格尔这个市侩，仿佛以为有那么一个情妇才够风度，他不仅不严守秘密，却反倒对此大肆宣扬。

　　列宾女士本是个很不足道的女人，好多人都说她是个演员，也可能她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象苍蝇闻到了蜂蜜味一样，她跑到了德寇占领区的里加，也打算从占领军掠夺的财富里发一笔小财。

　　她的寓所是在一座高大的楼房里。在一个使人见而生畏的德国长官的庇护下生活，她感到很惬意。当爱丁格尔出去寻欢取乐的时候，他的卫队就不跟着他们的长官惹麻烦，所以史密斯认为最好是在这个时候下手。

　　他们就决定这样做了。

　　第二天早上，我问扬柯夫斯卡亚说：“他是个干什么的？”

　　她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他在追逐我！”

　　“他有权支配您吗？”

　　“谁能有权支配我呢？除非是哪一个秘密组织……”

　　她冷笑了一下，但是她的心情并不愉快，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

　　“唔，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我坚持追问她说，“这个牧人是在为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服务吗？”

　　“他是个很普通的人。”她鄙弃地回答说，“他就是那么个家伙。他原来是德克萨斯的牧人，善骑善射，自以为是纯粹的美国人，其实他的血管里大概仍然流着墨西哥人的血液。他那善骑善射的本领引起了一个过路的马戏院经理的注意，于是他们就把他招到马戏院里去了。他的那种本领也引起了间谍机关对他的注意。他们交给他几项任务，他把这几项任务完成的很好。他干工作只是为了报酬，他在攒钱。交给他的任务都是最简单的，完成那种任务并不要求怎样动脑筋。只需抓人、抢东西、把人打死…”他是个暴徒：他勇敢，执行任务确切，沉默寡言。对他的要求也就是这些了。他有一个理想：攒够了钱，在德克萨斯买一座畜牧农场，盖一栋房子，有汽车库、冰箱、洗衣机，并把我带到那里去当女主人。”

　　我仔细地瞧了她一眼：“那么您自己怎样看待这种前途呢？”

　　“我现在不叫他失望。”她老实地说，“让他抱着希望，他就更能听话。”

　　“那么您在什么时候背弃他呢？”

　　“待他难以接近我的时候。”她果断地说，“那时候他就无法把我置于死地了。”

　　“唔，假如……”

　　“他看破了？”场柯夫斯卡亚笑了笑，“那时候就……”

　　她弹指作响，她那手势就明显地说明，如果他若是纠缠他那她就会毫不迟疑地把追求她的这个家伙干掉。

　　我们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您确信这一切都会顾利成功吗？”我问道。

　　“当然，”她毫不迟疑地说，“一切都预料到了。”

　　其实我好象不应该去看他们怎样惩治爱丁格尔，但是我很想亲自看到并且证实我和热列兹诺夫确实摆脱了威胁着我们的危险。

　　“我很想亲自看一看这件事。”我说道。

　　“您不害怕吗？”她有点儿嘲笑般地问。

　　“不。”我说，“我不是胆小鬼。”

　　“我正喜欢这一点。”她赞赏地说。

　　“可是，我怎么能看到我们的这件工作呢？”

　　“您可以坐在街角小公园里，从远处瞧，当出事以后，马上就要离开。谁也不晓得下一步会怎样。”

　　她的肩头抽动了一下：“给我一杯烧酒。”

　　她还是有些不安了。

　　“晚上见。”她临走的时候说，“晚上我陪您到现场去。”

　　她喝了那杯烧酒，就走了。

　　不错，实际上这些人干的都是一件事，都是为一个主子服务，可是他们互相之间却有多么深的仇恨啊！

　　我和扬柯夫斯卡亚这天早上谈话之前，差不多整夜都和热列兹诺夫在一起来着。

　　我把他们决定干掉爱丁格尔这件事对他讲了。

　　“那很不坏。”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但又迟疑地笑了笑，“不过这件事得向上级报告。不经同意甚至盖世太保的头头都不能换的。否则事情也可能弄糟的。”

　　我们很担心地互相问着：我们的上级能否同意干掉爱丁格尔呢？史密斯能否把他干掉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命运就要看这一招了。坐在海边等着风平浪静，这不是热列兹诺夫的性格。我们立即着手工作——应该抓紧，因为我们感到我们头上的乌云越来越浓了。

　　我们拿着阿卓尔斯的地址，一个一个地查看着明信片。

　　在那印花的明信片上都有数字，印着拉脱维亚风景画的明信片上也有数字，但总我们却无法把地址和数字结合起来。

　　我们用尽心机，花了好长时间来解释这些数字。可是，尽管我们费尽心机猜测，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当我们差不多已经完全绝望了的时候，热列兹诺夫却突然灵感迸发——他不从印着正文和数字的反面去察看，而是从正面，就是印着画儿的那一面去察看这些明信片了，他一会儿瞧一瞧地址，然后就去看一看画片上那些街道、广场和建筑物……

　　“等一等，”他突然大声喊道，“我可猜到啦！”

　　他抓起了地址，念道：“马顿那，斯特列尔尼耶卡，14号。”然后便把那张明传片送给了我。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他问道。

　　明信片上画的是一条普通的街道，我又瞧了瞧反面，便读了读那上面写的字：“马顿那，斯特列尔尼耶卡。”

　　只是没有指出阿卓尔斯住宅的号码……

　　他们没有写出阿卓尔斯的住址，却在明信片上撮下了他的住房……

　　琉璃草住在马顿那的斯特列尔克瓦亚街！

　　剩下来的只需猜透数字的秘密了，但是，到天亮以前我们没有猜出来。

　　“再有一两夜，一切就都会清楚了。”热列兹诺夫说：“如果爱丁格尔或是他的后继者不早些砍掉我们脑袋的话。”

　　扬柯夫斯卡亚很晚才来，时间已经入夜了。

　　“我们走着去吧。”她说，“汽车会碍事的。”

　　我们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列宾女士住的那栋楼房。四处一片漆黑，只有极少的过路行人匆匆忙忙地从我们的身旁走过。

　　斜对着使我们感兴趣的这栋楼房，离有二百步远，街角上有一个小小的公园。

　　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了，扬柯夫斯卡亚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头上。别人很可能把我们看成是一对情侣。

　　“这虽然不是池座里的软椅，”扬柯夫斯卡亚说，“但是从这里却一切都能看得见。您会亲眼证实爱丁格尔再也不会是个危险人物了。”

　　我们的头顶上闪烁着星光，树叶在籁籁作响，附近散发着烟草花的香气；这个环境很富有诗意。

　　“我走了。”扬柯夫斯卡亚说，“我不太喜欢这种把戏……”

　　她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我坐在那里瞧着那栋寂静的高楼。

　　半夜时分，受丁格尔来了。他坐着汽车，由几个党卫队队员护送着。他下车后，马上消失在门口里了。有一个党卫队队员藏在大门里，其余的人吵吵嚷嚷地商量了一阵，就都回去了。

　　夜里一点钟左右，从街角闪出来一个穿着黑斗篷的人——歌剧里面的杀人凶手就常常穿这种衣服出场。

　　这个人正是我等候已久的克拉连斯·史密斯，也就是拉孟·岗查列斯。

　　他在这栋楼前面踱来踱去，往上层的窗子瞧了瞧，就把一个黑色的东西拿到了嘴边，起初，我没看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就发出了一阵悠长而幽雅的声音……

　　原来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口琴。

　　史密斯只吹奏了一个乐节就停住了，又往上瞧了瞧，便躲到暗处了……

　　突然，从黑暗中又响起了一首激昂而忧郁的小曲。

　　这是一首很奇特的小曲，这大概是史密斯很早以前在那空旷而阴沉的大草原上听到的墨西哥或者是印第安人的小曲，他吹得相当好，说明他具有异乎寻常的天才。

　　这个幽雅凄惋的旋律，象一条银色的小溪，沿街流荡，飞向高空，消失在昏暗的天空里。这首小曲在呼唤，在迷惑，在请求……

　　耍蛇的人想必就是用小笛的笛声这样来迷惑蛇的。这种比拟是我后来想到的，因为在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耍蛇的人。那琴声把我也弄得心荡神迷了。

　　不过，这首小曲里也有某种刺激性的、使人预感到危险性的东西……

　　上面有开窗的轻微响动，五楼的两扇窗子打开了，有人往外瞧，爱丁格尔(我毫不怀疑，那一定是他)，大概是出于那种职业性的好奇心，由窗子探身出来了。……

　　小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蛇从笼子里探出了头！

　　克拉连斯·史密斯一定是比我更细心地注视着这一切了……

　　他蓦地从黑暗中出来；可以说是走上了戏台……

　　琴声传进了我的耳鼓，吹奏口琴的人差不多是故意地在那栋楼房跟前的马路上走过，越发引起了仅有的几个听众的好奇心。他好象还对爱丁格尔略施一礼，随即又把口琴拿到唇边，吹起了一支迅疾而欢快、并具有一种嘲笑意味的曲调，他走到了小公园的栅栏跟前，突然隐没在一棵枝时繁茂的榆树荫处了……

　　爱丁格尔大概是因为有人竟敢扰乱他的平静而生气了。他把身子探出窗台，望着暗处喊叫了一声……

　　这时，史密斯背靠着树干，举起了胳臂，于是我就听到了叽叽哽哽的一声叫喊……

　　但是，我并没有听到枪响……

　　岗查列斯先生用的是无声手枪！这时我才明白了我和扬柯夫斯卡亚女土在道加瓦河沿河街散步时的一些神秘场面……

　　随着爱丁格尔的喊声，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哭号声。

　　这位演员已经应该退场了。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我也急忙离开了小公园，躲到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了。

　　热列兹诺夫正在家等着我回去。

　　“唔，怎么样？”他间。

　　“妥了。”我说。

　　第二天早上，热列兹诺夫带回一张德寇出的报纸。

　　报纸上登载一条很短的消息：盖世大保长官爱丁格尔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英勇牺牲了……

　　到晚上，整个的里加都在谈论，说爱丁格尔亲自领导去攻取地下反法西斯中心，被一个叫丽丽·列宾的女人给打死了——原来她是德国的共产党员，被特别密派到里加来从事这项暗杀行为，她以杂技演员的名义博得了长官的信任……

　　两天以后举行了庄严的葬礼。

　　爱丁格尔太太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征得自己丈夫的同意哭起来了。希姆莱给她打来了一封深表同情的电报。军乐队在这位长官的墓前演奏了“守卫莱茵河”乐曲。

　　扬柯夫斯卡亚一见我就问：“您满意吗？”

　　“摆脱了危险，我自然是很高兴的。”我回答说，“但是我还不晓得以后会怎样。”

　　“一切都会很好的。”扬柯夫斯卡亚安慰我说，“波里曼很快就来了……”

　　“这个人怎么样呢？”我问道。

　　“这是我们的人。”扬柯夫斯卡亚说，“这个人头脑清醒，而最主要的是，他器重朋友，并且能够给予帮助。”

第十五章 在仙人掌的阴影里

　　威廉·波里曼先生马上就来接替空下来的这个位置了：如果说格列涅尔教授无法把爱丁格尔赶走，但是，他的影响却足以使他们任命波里曼接他的缺。

　　在盖世太保的这个新头子来到里加后的一两天以后，我就在格列涅尔的家里认识了他。

　　无论是在外表上还是内心里，他都不象他的前任。就外表看，他很象一个很有些成就的药剂师或是牙科医生。他的头发是黑的，剪得很短，稻微有些卷曲，两只眼睛又大又黑，有点儿凸出，鼻子挺大，肉很厚，嘴唇湿润、肥满……

　　他沉着、委婉、冷静，透过角质镜框的眼镜很客气地望着大伙，很有礼貌地听取大家的讲话。

　　但是，不到两个星期，波里曼在他的工作上可就表现得比那个精神失常的爱丁格尔胜强百倍了。

　　爱丁格尔的同事们部说爱丁格尔在审问一些特别倔强、不爱讲话的犯人的时候很容易暴躁，甚至亲自举起拳头向犯人猛扑过去，干脆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在脖子后头去了。波里曼恰恰相反，他从来也不发怒，而且他自己决不触动犯人。不过，他却把党卫队所采用的各种拷问形式分了类，并且用特别的训令确切地规定了动用的次序。波里曼不准许对哪一个末决囚犯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加以痛打，不过他却增加了专门的教练员的名额，并且采用了能挑动人说话的专门刑具……

　　在波里曼来到里加以后的第四天或者是第五天，马尔塔交给我一个普通的灰色信封，那里原来是一份普通的通知书，要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在一九四二年八日十五日午后一点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厅去一趟。

　　我在午后一点钟去了。管理处虽然明明知道我以前常来见爱丁格尔，但却还是跟我要身份证。波里曼先生也把盖世太保本身的秩序整顿好了。

　　他们要我到二楼，让我在那里等一等，然后，又把我送到四楼，到四楼又让我等，后来又把我送回三楼，到三楼把我带到了波里曼的办公室，还让我等着。

　　我不太喜欢他们的这种做法，但是反抗也毫无意义——这好象是一种精神准备：据说这样才能使人安分守己。

　　最后，波里曼终于把我请去见他了。

　　他还是象我在格列涅尔那里看到的那样：沉着、冷静。

　　他微笑了一下，便透过眼镜用锐敏的眼光望了望我。

　　“您可以坐。”波里曼用命令的口吻说。

　　我坐下了。

　　“我请您来是想对您说明我们对您不满意。”波里曼接下去说道，“我在柏林就看到了爱丁格尔长官所写的报告。您应当把您的间谍网转交纳我们的时间那还是……”他顺手拿起了一个小纸条。“那还是去年。后来给您缓了两次期。您把这件事施得太久了。布莱克上尉，我再给您一个月的期限。假如过一个月您还不把您的间谍网交给我们，我就把您作为一个英国的间谍送到集中营去，而且还要在您的身份证上注明：‘一去不返’。”他越发显得笑容可掬了，“我劝您不要辜负我们对您的信任，并且还想警告您，有我波里曼在，这里就绝不能象爱丁格尔长官在任时那样乱七八糟。”

　　看来，我在这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我的任务……

　　也许，正是因为波里曼来了，所以我才得到被邀请到格列涅尔教授别墅去的机会。

　　格列涅尔请到自己别墅去的，都是些亲近的朋友，而这次邀请我，我以为与其说是格列涅尔对我表示友好，还不如说是由于泰勒的关照。但是，我并没有料想到；他之所以邀请我，乃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一件他认为会叫我大吃一惊的消息……

　　扬柯夫斯卡亚负责把我带到格列涅尔的别墅去。

　　在这个星期天，她比往常来得早，她精神饱满，衣着华丽，穿着一身浅色的夏装，但又闪现着一种浊绿色，头上戴一顶大檐儿的草帽，上面还插着几朵紫罗兰……

　　她要我也穿一套浅色的衣服。

　　“我今天想让一切都很愉快。”她说，“也许这是我一生里最后一个快乐的日子呢。”

　　她的预感并没有骗她：她已经没有几天快乐的日子好过了。

　　我们的汽车开到了公路上。清爽的小风直吹着我们的面孔。市郊的小房隐约可见。

　　我们在又高又重的大铁门前停下了，大门的里面结结实实地镶着木板，木板仿照生铁的样子画成黑色。

　　扬柯夫斯卡亚让我按铃。

　　我按了一下电铃，有一个党卫队员马上便从小门里出来了。

　　看样子他本打算问问我，但是他一眼看见了扬柯夫斯卡亚，便向她点点头，就开大门去了。

　　当我们进了大门，已经到了别墅里面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望楼，从望楼上可以把那道围墙看得很清楚，望楼上站着一个党卫队员，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

　　通到大门这里有一条很长的林荫道，宽大整洁，直通到园林的深处。我们缓缓地驶过了这条林荫道。左面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样式是极其现代化的——是一个灰色的立体，有很多的玻璃窗子，上面还有两个玻璃露台，就象飞机的机翼一样，伸在下层窗子的上面；在离这栋楼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有两栋厢房，那想必是给仆人或者是给客人预备的；右面，在树木的那一边有一片空地，那里也有些房屋，房屋的后面就是广阔的草原……

　　那原来是一个飞机场！

　　我恍然大悟了。

　　“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请您告诉我，”我问道，“这就是我们的老板着陆的降落场吗？”

　　“您真机敏！”她说，照例讥诮地微笑着，“要知道，德国人是不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上接待他的呀！……”

　　“一般说来，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别墅。”我说，“有卫队，机场……”我又指着那栋楼房和厢房问道：“那里是什么秘密试验室吗？”

　　扬柯夫斯卡亚又冷笑了笑。

　　“不是，那所楼房是指定给格列涅尔用的，厢房里住的是他养育的孤儿。”

　　不错，我确实在一所厢房附近看到了一些孩子。有些孩子在扒砂土找东西，还有些孩子在奔跑。

　　原来，社会上的传闻倒是真的：格列涅尔确实是在自己的别墅里搞了那么一个“孤儿院”。

　　“他在这里工作。”扬柯夫斯卡亚说，显然指的是这所别墅的主人，“他是一个大学者，经常进行试验……”

　　她把汽车停在了这所楼房的前面，我们就下了车门；门口也有一个党卫队员，他行了一个军礼，就把汽车开到房后去了。

　　格列涅尔这时已经急急忙忙出来迎接扬柯夫斯卡亚了。

　　“我们都在等您，亲爱的……”

　　他吻了吻她的手，和我打过招呼，就把我们领到上面去了。客厅宽敞、明亮，摆着好多鲜花，波里曼和另外两位先生已经坐在那里了——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原来是罗森堡市长办公厅的高官显宦。

　　桌前的谈话很适合当时的形势。他们顺便谈起了德国统帅部某种新的战略计划，带着善意的嘲笑评论了赫白斯的最近一次演说，后来，又讨论起抽象的雕刻，德国的音乐高于意大利，也谈到了格列涅尔本人的一些新的发明……

　　不错，一切都显得很和谐，但是我却一直觉得，桌前坐定的这些人，他们不仅是被共同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也仿佛还有某种秘密的联系，就宛如这里所有的人都属于某种秘密团体……

　　当时我的脑袋里闪现了这样一个念头；这些人也许都在为泰勒将军服务吧？……

　　在饭后用点心糖果时候，拿上来了香槟酒，当大家都斟满了酒以后，格列涅尔站起来了。

　　他环视了这些朋友一眼，把目光停在了我的身上，当他讲了话以后我才明白，他正是想让他那个意外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的。

　　“亲爱的朋友们，”格列涅尔说，并且宛如有所感伤地转动着他那两只无神的眼睛，“在这里，在这万花丛中，我异常宽心地告诉你们一件意外的好消息……”

　　他把扬柯夫斯卡亚的手举到了他的嘴唇跟前，这时一下子全清楚了。

　　“我找到了终身的伴侣，”他宣布说：“蒙杨柯夫斯卡亚女士赏光，接受了我的求婚，不久很快我就可以称她为我的夫人了……”

　　这个老家伙由于幸福而感到心醉了。毫无疑问，格列涅尔是无法找到再好的妻子了。扬柯夫斯卡亚也无法再使自己的命运更幸运了：因为她和格列涅尔在一起才在社会上得到了地位，得到了物质上的享受……

　　扬柯夫斯卡亚本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莫名其妙地冷笑了笑，便让我们依次地亲吻她的手。

　　然后，格列涅尔想让我们看一看他所搜集的仙人掌。

　　大家都走到了那宽大的玻璃露台上。

　　在那特制的架板上楼满了粘土花盆，里面是各式各样的仙人掌。这里，有的花儿很象竖在那里的草绿色狼尾巴，还有的在花盆里看起来就象一堆带刺儿的银色小球。还有的象人伸开五指的灰色手掌，最后，还有些花儿根本毫无定形，干脆使人无法形容。

　　格列涅尔把我们从这里领到那里，并且津津有昧地跟我们讲，说这一种和另一种有什么不同，又说，把这些花培植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他用手指碰了碰一颗仙人掌，叹了一口气，便带着卖弄的神情指了指通往露台的第二个房门。

　　“当我的脑子需要到那里去休息的时候，我就到那里去……”

　　“那里是您的书房吗？”有一个客人问道。

　　“不，那是实验室。”格列涅尔解释说，“我不能不响应领袖要我帮助德国开发东部土地的号召，但是，尽管在这里我也还在继续为科学贡献力量。”

　　“教授，您现在研究什么呢？”一位客人问道，“您把注意力集中到什么上了？”

　　“我在研究小松鼠。”格列涅尔说，“我在研究怎样保存血浆的一些问题……”

　　波里曼指了指那扇关得紧紧的房门对主人说：“如果能看一看您给医术之神作献礼的祭坛，那可就太有意思了！”

　　格列涅尔宽厚地笑了笑。

　　“我的实验室不见得会使门外人感到兴趣。”他说，但他还是给我们打开了实验室的门。

　　房间很大，异常明净，白得耀眼，里面摆着好多玻璃器具……

　　在远处一张大桌子的跟前站着两个女人，穿着浆硬的白色工作服。一看见我们她们就凑到一起，象兵士那样挺直了身子，并且困惑地点了点头，其实格列涅尔本人几乎就没有理会她们两人。

　　“这是我的研究员。”他漫不经心地向她们点点头，说道。

　　突然，我发现这两个女人好象正打算把什么东西藏起来，用身子遮掩什么东西……

　　她们的身后，紧靠着那张摆满了烧瓶、试管和小药瓶的大桌子放着一张涂了珐琅的带轮的小白桌——这种小桌是在手术室里做手术的时候放器械用的，如果是动物学家，就常用这种小桌给一些小的动物做手术。

　　我很好奇，小桌上那张布单底下能藏着什么东西呢2

　　格列涅尔迈着鹤步从那两个研究员的身旁走过去，就从桌上拿起了一个台架，上面有一些装满了无色液体的试管。

　　“我们用这种血浆救活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神色激动地喊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人的生命更可宝贵的了！”

　　这时，那块布单被格列涅尔碰了一下，就从小桌上滑了下来，其中的一个女人马上把它接住，又盖好了。但是，只是这一刹那就足可以看清楚布单下面盖的是什么了……

　　桌上放着的是一个孩子……

　　格列涅尔发现了我的眼神，不满的怪相把他的脸都给扭歪了。

　　“对不起……”格列涅尔向我们这一边微微点了点头。“黛曼女士！”他叫其中的一个女人说，“过来有两句话说。”

　　那个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女人迟疑地走近了格列涅尔。

　　格列涅尔象往常紧张的时候一样，他低声吆喝，气势汹汹地嘟哝了几句什么，并且尖叫了几声。

　　黛曼女士的脸涨红了。

　　我的脑袋里闪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念头！

　　“对不起，教授先生，”我对格列涅尔说，“您的血浆是从……”

　　格列涅尔很客气地向我转过身来了。

　　“啊，是的，我们是用人血进行试验的。”他承认了，“正是人的血浆能给研究工作提供最丰富的材料……”

　　我没有听错：格列涅尔不动声色，并且很认真地承认说，正是牺牲这个孩子进行某种试验的……

　　不能，我永远也不能忘却这个孩子！

　　那张象用瓷器做的玩具般的小脸，面孔的线条十分端正，那象丝线一样波状的黑头发，两只小手天真的张着……

　　“可是，对不起……”我利用我这个爱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不能不出面反对，“英国的医生恐怕未必会赞成您的这种做法！牺牲孩子……”

　　格列涅尔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那位黛曼女士一眼。

　　“我最亲爱的贝尔金，您就象哈姆莱特那样多情善感。”他宽厚地说，“谁也没有打算牺牲这个孩子，我刚才已经警告过黛曼女士，这是她由于粗心犯了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只是从孩子的身上取一点点血，并没有打算把他们弄死。恰恰相反，我们把他们抚养得非常好，他们在我这里甚至比在他们家还更好呢！这些孩子部属于下等种族，要不然早晚也得被烧死，或者被活埋。起码可以说，我们把他们利用得更合理些……”

　　尽管他这样说，但他也还是被这件意外的风波弄得很懊丧，便马上把我们领出了实验室，企图让我们再把注意力集中到仙人掌新的变种上去。

　　大概，我有生以来心情还从没有那么坏过呢……

　　于是，我又想起了人们说的关于格列涅尔教授的人道主义，也想起了临死前还赞颂他挽救孩子的那些母亲们……

　　想必是我没能很好地掩饰住我那过分激动的心情。

　　波里曼宽厚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臂：“作为一个军官来说，您可太有点儿多情善感了。”他用教训人的口吻责备我说，“有些民族只适于作肥料。岂不知英国人对待印度人也不见得更好……”

　　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别的东西都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印象。

　　可是我觉得，仿佛露台上的这些仙人掌都有一层玫瑰色……

　　格列涅尔把我们从露台上领进了客厅，给我们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作品，然后，吃了午饭，饭后就到花园去了。但是，我却一直忘不掉那个孩子……

　　我们走过了那两座厢房，这两座厢房离格列涅尔那栋楼房不远。这两座厢房很干净，周围都种满了花草。孩子们正在房前玩耍，收拾得也都挺干净，玩得很高兴。一个穿着白长衫的女人在照看他们。

　　“你们看，他们有多么高兴啊。”格列涅尔向孩子那边点着头，说道。“我使他们得到了最理想的照料。”

　　不错，我已经亲眼看见了这种最理想的照料！

　　这些给别人鲜血的小孩子有的在玩耍，有的在散步，由于年龄小，他们对自己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还没有感到悲哀。

　　“您这个幼儿园里抚养的孩子很多吗？”我问道。

　　“大概有三十个左右。”格列涅尔回答说，“听到四处有小孩子叫嚷的声音，我就觉得很愉快。这些孩子是那么可爱……”他那两只晦暗的眼睛脉脉含情地瞧着扬柯夫斯卡亚说：“我们所以能欣赏到这些美妙的小人儿，那完全应该归功于扬柯夫斯卡亚女士，因为最好看的都是她弄来的……”

　　给扬柯夫斯卡亚的鉴定只缺这一点了！

　　我同扬柯夫斯卡亚回里加时就远不象早晨来时那样愉快了。我一声不吭，她也不愿意讲话。

　　只是快到家的时候，她才辩解似地问我：“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您没有生气吗？”过了几分钟以后她又补充说：“我毫无其他办法。”

　　在进城的时候我们两人换了位置，我把她送到了旅馆，就急忙回家了。

　　热列兹诺夫已经睡了，但我把他叫醒了。

　　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讲了这一次外出，这个奇怪的别墅，格列涅尔和波里曼，仙人掌和孩子……

　　热列兹诺夫握紧了拳头……

　　“你可知道，当斯大林说法西斯匪徒是吃人生番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他对我说，‘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事实就是如此……”

　　他经常总是十分安详、沉着，如今他却在房间里急躁地走来走去，后来，他站在我的面前，坚定地说：

　　“不，这件事既不能忘掉，也不能饶恕。”

第十六章 结婚旅行

　　热列兹诺夫在里加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我知道，只有到希特勒匪徒从拉脱维亚被赶走的时候，他所做的那项使里加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之间经常取得联系的工作才能够停止。不过，我所担负的任务都应该赶快完成。波里曼说他自己不信口开河，这不是吹嘘，全里加的人很快就相信这一点了：凡是爱丁格尔打算放钓竿的地方，波里曼都撒下了罗网。

　　热列兹诺夫慢慢地解开了那些神秘的数目字，这时才发现这些数字是那么简单，甚至竟使我们好长时间困惑莫解，我们为什么就猜不出呢？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就拿那个阿卓尔斯作个例子吧。在有琉璃草的那张画片上的数字是“348l”，带马顿那斯特列尔柯瓦亚街风景的那张画片的数字是“1843”。热列兹诺夫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组合这些数字，最后才从中取出了“14”这个数目——这就是阿卓尔斯住在斯特列尔柯瓦亚街的门牌号。这本是“348l”这个数字里面的第二个和第四个数，不过这个数却应从右往左念。这个数字在另一个画片上也有，但是，那是倒印的。我们一开始弄清楚所有“琉璃草”和“紫罗兰”的姓以后，随后也就查明这些“花儿”的住址了：他们是住在城市抑或是乡村，在大街还是广场，我们已经了如指掌了。如今我们只需证实是否真有这些人，就是说需要找出他们的实体，弄清楚他们的全名和他们正在做些什么。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和热列兹诺夫在拉脱维亚走了好多地方，到过许多小城镇、铁路车站、避暑区，见到了这些人，我们就越发了解破获的这个组织的价值了。

　　名单上只有三个人没有找到：在布莱克的卡片目录里所写的住处并没有这些人。他们从前在那里住过，但是后来走了。邻居们也不晓得他们到哪里去了。很可能是由于战争的发生才逃跑了；究竞是跑到西方还是东方，那就很难说了。

　　有四个地址我和热列兹诺夫始终没有来得及去：事情的突变使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战后，在这四个人里只找到了一朵“唐水仙”。

　　侥幸得很，无论是盖世太保也无论是扬柯夫斯卡亚，他们都没有干预我们这项活动。盖世太保对我们一直是很注意的。我毫不怀疑，自从波里曼来到里加以后，我一直是受着他们的监视，但是因为他们命令我把我的间谍网交给他们，所以我便在拉脱维亚的各个城镇奔跑，波里曼想必是以为我这是急于满足他的要求。至于扬柯夫斯卡亚，自从格列涅尔宣布他们订婚以后，她的私事也多起来了。在一切方面满足格列涅尔那贪而无厌的虚荣心，如今想必也成了她的分内工作了。我所担心的只是怕她因为多了我这个了解她的人，而突如其来地用某种极端的手段把我干掉。

　　所以，当她隔了几天又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对待她就有点担心：谁知道她会想出什么怪主意呢！

　　她进来就在椅子边儿上坐下了。

　　我仔细地打量着她。

　　她穿着一件把身子箍得很紧的绿呢连衣裙，她的帽子上插了一根鸡毛，她从手上慢慢地脱下了一双窄小的黄色羔皮手套，就把手伸给了我。

　　“永别了，阿弗古斯特。”

　　她喜欢把一切事情都弄得叫人摸不着头脑。

　　“这真是一种很奇特的问候方式。”我说，“我们三天……不，已经四天没见了。”

　　“您很快就会把我忘得一于二净的。”她有些扭扭怩怩地说，“我对您有什么用呢！”

　　“莫非说当了格列涅尔的夫人，您就不理我了吗？”我用一种嘲弄的口气问道，“我没想到您的丈夫能够完全占有您。”

　　“您不要笑，阿弗古斯特。”场柯夫斯卡亚很严肃地说，“我们很快就要被大洋隔开了。”

　　我当时认为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我和格列涅尔要到大洋彼岸去。”她推翻了我的看法，“离开您我觉得很遗憾，但是……”

　　她的情绪是忧郁而平静的。

　　“怎么会那样呢？”我真的感到吃惊了，“格列涅尔教授怎么能不随同大军向东推进呢？”

　　“您要知道……”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格列涅尔教授对德意志帝国的复兴事业已经做出了他的贡献。”她迟疑地说，“不过，每一个大学者都一样，他也应当考虑到他在世界上的地位……”

　　她的话叫人听起来有点儿含糊！

　　“不过，关于这件事您最好是自己去问他。”她说，“他就要到这里来接我，我只好伴着他……”

　　她又演起另外一个角色了。

　　不错，格列涅尔很快就来了。我以为，他实际是怕他的末婚妻单独地同布莱克在一起坐得太久，据他看，他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那里把她夺过去的。

　　这位博学多能的将军，这次给我的印象却很象滑稽歌剧里的一个丑角。他的面色红润，个子显得更长，动作也显得更不自然了，他总象张张罗罗、坐立不安似的，大概他很想装得年轻些，他自己也确实觉得年轻多了。

　　“亲爱的阿弗古斯特！”

　　他亲热地向我挥了挥手，走到了扬柯夫斯卡亚的面前，吻了吻她的手脖儿。

　　扬柯夫斯卡亚惊跳起来：“走吗？”

　　“亲爱的，随您的便。”格列涅尔献媚地说，“我听候您的吩咐。”

　　“我很想喝茶。”她很调皮地说，便转身问我：“您允许在您这里叨扰一番吗？”

　　我按了一下电铃。

　　马尔塔来了，显得很疏远，还仿佛含着敌意，没有讲话，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问候，就站在门口了。

　　“亲爱的马尔塔，”扬柯夫斯卡亚对她说，“您最后再给我们泡一次茶喝好吗？”

　　马尔塔吃惊地瞧了瞧她。

　　“我要走了。”杨柯夫斯卡亚说，“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看样子马尔塔好象并没有太相信她的话，但是，从她泡茶的迅速动作上看，我以为，她是很想快些摆脱掉扬柯夫斯卡亚的。

　　“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通知我，说您要走，教授先生，”我说，“不过我还不完全明白，现在由谁来保护他们急剧向东推进呢？”

　　“啊哈，亲爱的阿弗古斯特，”格列涅尔感伤地回答说，“历史的风不是把我们吹到愉快的地方，而是把我们吹到更有用的地方。”

　　“好吧，只得预祝你们幸福了。”我说，“他们怎么能放你们走呢？”

　　“唔，会放我们走的。”格列涅尔意味深长地说，“我先乘飞机到西班牙，然后再飞往葡萄牙，从那里再到大洋彼岸去。”

　　“我们到那里会得到一切。”扬柯夫斯卡亚肯定地说，“不能只留恋今天。把战争交给年轻人好了。格列涅尔教授的工作是不能冒险的。到了大洋彼岸之后，他会有实验室，医院，各种的动物……”

　　“可是，对不起，”我说，“大洋彼岸的那个大国同德国是处在战争状态的啊！”

　　“您别太天真了。”扬柯夫斯卡亚拦住了我的话，“士兵们是在作战，对学者来说，界线是不存在的。”

　　“他们那里会收容您吗？”我问道。

　　“他们那里正等着我去。”格列涅尔回答说。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呢？”我问道。

　　“两、三个星期以后。”扬柯夫斯卡亚说，“不会再晚了。”

　　“可是，搬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说，“这可不象随便放一个皮包，格列涅尔教授有好几个实验室，有工作人员，还有藏书……”

　　“这一切早就预料到了。”格列涅尔自鸣得意地说道，“到大洋彼岸我会接得一个学院。至于工作人员，那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很使我不放心——虽说这件事和我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那些……孩子可怎么办呢？”

　　最近这几天我一直惦记着格列涅尔教授别墅的那些孩子。

　　“什么孩子？”格列涅尔开头觉得很吃掠，但他马上就明白了。“啊哈，孩子们……我们的民政机关会照顾他们的。”他冷漠地回答此“她们是从哪里抱来的，就还送到哪里去。归根结底我对他们并不担负任何责任。”

　　我默不作声了。这些孩子的命运会怎样，那是非常清楚的。

　　他瞧了瞧表，就站起来了：“我亲爱的……”

　　扬柯夫斯卡亚也站起来了。

　　我送走他们俩还没有来得及回到餐厅，热列兹诺夫就走到了我跟前。

　　“怎么回事？”他急不可耐地问道，“马尔塔说他们要走，是吗？”

　　“完全对。”我证实说，“格列涅尔先生被香饵引诱到大洋彼岸去了！”

　　真的，我想过，格列涅尔一听到主子的呼唤，他那些爱国主义的演讲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热列兹诺夫却不喜欢抽象的推论。

　　“难道您不了解扬柯夫斯卡亚走后，您的处境变得多么复杂了吗？”他责难地说道，“她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才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你。你是一个幌子，她在后面躲起来方便。你一个人未必能对付得了波里曼，你会突然遭到毒手的……”

　　“我觉得你说得未免过甚其辞了。到头来我还可以冒险……”

　　“我们可以拿自己去冒险，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拿工作去冒险。”热列兹诺夫急剧地打断了我的话，“你自己的任务，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我们有责任救你出去，但是，老实说，那些孩子可真可怜。我也真想也把他们救出去。此外，似乎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它会促使你早日回家去。”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问道。

　　“应当同普罗宁谈一谈。”他回答说。

第十七章 “海湾旁有一棵绿色的橡树……”

　　“普罗宁今天要接见我们。”过了几天，热列兹诺夫对我说，“不要到别处去，我到一个地方去去就来……”

　　他走了，很快就回来了。

　　“您知道工业大街吗？”他问我，“拉脱维亚话叫做鲁普尼耶齐巴斯。请记住：鲁普尼耶齐巴斯大街七栋，十四号。”

　　“然后怎么办？”我问道。

　　“现在要记住，不过，明天就要把它忘掉。一个钟头以后您到这个地址去。您在学校里学过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吗？”

　　［普希金的童话诗。——译者。］

　　“当然学过……”

　　“记得开头吗？”热列兹诺夫问道。

　　“那首长诗的前面仿佛还有献词。”我迟疑地说，“那个献词可记不得了。”

　　“不，不”热列兹诺夫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我的话，“记得在学校里学的：‘在海湾旁有一棵绿色的橡树那一句吗？”

　　“接着是‘那棵橡树上有一条金链子’吗？”

　　“这就很好！”热列兹诺夫轻快地说，“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背诗了。我已经同他们约定了。你按完了铃，就先说第一行诗，他们用第二行回答你，然后你再说第三行，他们说第四行，你说第五行，他们就……懂了吗？”

　　“懂了。”我回答说。

　　“那好。”他说，要记住：正好是一个钟头以后去！我要先跑去……”

　　于是他就又走了。

　　正好在一个钟头以后，我走上了第七栋楼房那清净的楼梯，—分钟以后，我到了十四号的门前，便按了一下电铃。

　　一位上了年纪，穿着讲究，外貌很庄严的女人给我开了门。

　　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探询的目光瞧着我。

　　我犹疑地望了望她，显得有些傻里傻气的样子说：“海湾旁有一棵绿色的橡树……”

　　这个女人笑了笑，悄悄地回答说：“那棵橡树上有一条金链子……”

　　随后，她把门开大了些，对我说：“请进吧。”

　　我走进了一个宽大的前厅。那个女人马上关好房门，就顺着走廊把我领进了厨房。有一个女人在炊炉前忙活着，穿着比较朴素。

　　“爱利莎，”那个女人说，“领这位先生……”

　　爱利莎马上用围裙擦干了手，二话没说，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就打开了前门。我们走下一道黑洞洞的楼梯，到了大街上，走过了几栋房子，进了一扇大门，就向一角拐过去。我这位女向导在一个半地下室的宅门前站住了，她指了指房门，就走开了，甚至都没有瞧我一眼。

　　我在房门前站了一刹那，拉了一下铃把手，就听到哗啷哗啷的铃响声。

　　门马上就开了，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青年，甚至可以说是个少年，穿着一件灰色工作短衫。

　　“您找谁？”他相当冷淡地问我，仿佛要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无论白天黑夜，那个猫学者……”我果断地说。

　　这个少年仔细地瞧了瞧我，便急忙说：“老是围着金链子走。”

　　他跳到了院子里，稍稍向我转过身来，便很不客气地说：“走吧！”

　　我们顺着这栋楼房一道黑洞洞的楼梯到了二楼；这个小伙子既不瞧门也不按铃，一下子就拉开了一扇没有上锁的宅门，走过了厨房——在厨房的窗前有一个男人背对着我们站在那里，他并没有理会我们——就在一个关着的房门前站下了，他简短地说：“请敲门吧。”便立刻走开了。

　　门开了一道缝儿，有一个碧蓝色眼睛的姑娘从门里向外瞧了瞧。

　　“您找谁？”她问我。

　　“向有走—— 唱起歌来，”我说。

　　但她没有来得及回答我。

　　“向左去——讲起童话，”我听见门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

　　那个姑娘溜进了走廊，我走进了房间，就看见了普罗宁！

　　热列兹诺夫就站在他的身旁。

　　“您好。”普罗宁说，我们在里加见面的时候，他从来不叫我的名字。

　　“我来听您吩咐。”我说。

　　“唔，事情怎么样？”普罗宁问道，“讲一讲吧。”

　　“您大概已经听到热列兹诺夫的报告了。可以说很顺利。我们会见了十九个人，是亲自眼见的，三个人不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四个人还没有见着。”

　　“就是说，可以回家了吧？”普罗宁问道。

　　“少校同志，这完全看您的决定了。”我很沉着地说，实际上我高兴得连心都紧缩起来了。

　　“是的，回家去。”普罗宁又重复了一遍，“您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而且此外……”

　　“唔，如果没有热列兹角夫，那我自己会一事无成的。”我深信不疑地回答说，“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他有本事，是个专家。”普罗宁说完笑了笑，并且向热列兹诺夫点了点头，“您知道他提出的要求吗？”

　　“我猜得到。”

　　“您以为怎样呢？”

　　“我赞同热列兹诺夫上尉的请求。如果能够……”

　　普罗宁皱起了眉头：“不错……”他不很赞同地说，“你们两个人都是专家……”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

　　“坐到我跟前来吧。”普罗宁打破了沉默，“让我们来考虑考虑。”

　　大概这是我在里加期间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会议。

　　“拯救孩子……”普罗宁沉思默想地说，“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从一座堡垒的别墅里把他们弄出来……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差不多是要从希特勒匪徒统治下的一个城里把整个幼儿园弄出去……”

　　普罗宁急躁得用手指敲着桌子。热列兹诺夫和我都沉默不语。归根到底还是要由普罗宁来作决定。

　　“不过，您讲讲吧。”他对热列兹诺夫说，“您有什么好办法？”

　　“飞机。”热列兹诺夫回答说，“唤一架飞机来。计划是这样的：让飞机降落在格列涅尔的别墅里。岂不知那可是一个飞机场啊！那是一个有特殊用途的秘密机场。我们的飞行员里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普罗哈罗夫，斯特里亚尔楚克……马卡罗夫同志已经完成了任务，反正应当把他送回去。盖世太保眼看着就要抓他了。把孩子们同他一起带回去。而且，此外……您也知道要怎样……降陆要在夜间进行。半个钟头之内一切都会弄好……”

　　普罗宁聚精会神地瞧着桌面，就好象那上面有张地图或者是什么图表似的。

　　我们担心地望着普罗宁，他能不能同意呢？

　　“这是一桩冒险的事情。”他说，“那座飞机场或者说是别墅……他们有人保卫着，戒备森严。飞机降落一定会被发现。那些兀鹰转眼之间就会冲上去的……”他不吱声了，我们两人都屏住了气息，“不过，要冒冒险……”

　　我们两人轻快地透了一口气。

　　他飞快地看了我们一眼，他那两只眼睛里闪着光。

　　普罗宁用手势请我们再坐近一些。

　　“不过，要记住，同志们，把一切都要估计得十分准确。应该发挥极大的自制力和坚韧精神。马卡罗夫应当弄清楚别墅里的戒备情况。热列兹诺夫今天马上就用电台同统帅部联系。我个人建议这样做；当我们的轰炸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其中的一架在投弹之后，飞到别墅来一趟。那时，你们就应当早已到达那里。你们不要指望加什凯少尉会给你们什么帮助。安德烈·谢明诺维奇要作回去的准备。把卡片目录，明信片，名单都带回去。名单的副本交给我一份：因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由热列兹诺夫上尉指挥这次行动。”普罗宁严厉地看了看我，“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明白了吗？对您来说，热列兹诺夫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

　　他站起身来，握了握我们的手。

　　“您去吧，”他对我说，“维克多尔迟一会儿再走。”

　　到家以后，我挑出了那些有用的明信片，检查了名单，抄了一份就藏在保险柜里了。

　　傍晚热列兹诺夫来了。

　　“唔，怎么样？”我问道。

　　“一切都很顺利。”他若无其事地说，“我要同我带你去作过客的那些人联系一下。”

　　“明天早上回得来吗？”

　　“恐怕不能。汽车还得小心使用。”维克多尔说，“您先作准备吧。”

　　过一个钟头以后他走了。

　　我去找扬柯夫斯卡亚。

　　她不在旅馆，他们对我说，她差不多总不在家。

　　我挂电话在格列涅尔那里找到了她。

　　“我想见见您。”我说。

　　“您来吧。”她说。

　　“您的未婚夫不会生气吗？”

　　“他不会很快就回来。”她说。

　　她在格列涅尔的家里，就象一个十足的女主人。

　　“我准备交账了。”我说，“布莱克的间谍网现在已经了如指掌。”

　　“真的吗？”她高兴极了，“我还一直在担心，不知是否能弄到呢？”

　　“把名单到底交给谁呢？”我问道，“交给波里曼？”

　　“决不能交给他！”她喊道，“您应当把它交给格列涅尔，不过也可以交给我，由我亲自交给他。我们要把一份顶好的礼物带到大洋彼岸去。”

　　但是，她的脸上却突然掠过了悲愁的阴影。

　　“若不然再拖一拖？”她蓦地提议说，“我很可怜您。您一把名单交出来，他们就要命令您回俄国去。泰勒将军那里的一切都好得很。他会给您找到一个好位置的……”

　　“俗语说得好，在数难逃。”我冷静地回答说，“您到大洋彼岸之后，很快就会把一切都忘掉的。”

　　“噢，不会的！”她说，“我什么都不会忘掉的。”

　　“你们坐飞机走吗？”我问道。

　　“是的。我们先到西班牙。不过飞机是从大洋彼岸派来的。”

　　“你们从你们自己的那个机场起飞吗？”

　　“是的，格列涅尔一下子就可以把书和材料都带走了。”

　　“没有人会干涉您吗？”我很关切地问道。

　　“谁？”扬柯夫斯卡亚吃惊地说，“别墅有党卫队员保卫着，而他们是归波里曼指挥的。”

　　我冷笑了笑：“他们保卫的是别墅还是机场？”

　　“两者都保卫。”扬柯夫斯卡亚说，“那里有机场，几乎任何人都不知道。那里只有十个党卫队员，而且从来还没有调换过一次。所以他们无法对人讲这事。至于不使好奇心重的人钻到那里去，有这十个人也就足够了……”

　　我已经知道了我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其实，扬柯夫斯卡亚也没打算对我隐瞒什么，因为她一直认为我是自己人，而且，很快就要到大洋彼岸去这一点又使她越发自以为是了——她给她的将来拟定了好多宏伟的计划。

　　直到当我要走的时候她才有些改变了态度。

　　她坐在桌旁，两只手支撑着头，用心慈面软的眼神望了望我，说道：“噢，安德烈，如果您将来其能到大洋彼岸去，你一定要去找我，我只要能办到，一定尽力而为……”

　　我们两人很客气地分手告别。在前厅里，除了扬柯夫斯卡亚之外，送我的还有格列涅尔的一个勤务员……

　　夜里，盖世太保派来的人突然冲进了我的住宅。

　　波里曼和爱丁格尔不同，他并不强求同我作朋友，象对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也不相信我，并且认为无论对谁，无论什么事，事前都不给予警告。

　　盖世太保来的人是找热列兹诺夫。

　　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如果爱丁格尔对我讲，说盖世太保怀疑热列兹诺夫同苏联游击队有联系，那么，知道这件事的就不会是爱丁格尔一个人！他的被杀使对热列兹诺夫的迫害工作暂缓了一下，但是事情逐渐还会按部就班进行的。

　　盖世太保分子对待我的态度相当客气。他们从两个门闯进了我的住宅，但是竟装作好象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他们没有找到热列兹诺夫，也没有作搜查。

　　他们只是问了我一下：“您的汽车司机哪里去了？恰鲁申先生哪里去了？”

　　我装出一副很神秘的表情：“诸位，我觉得，”我说，“他大概是逃跑了。”

　　我想，盖世太保分子可能同意了我的看法。

　　热列兹诺夫不在，而我还在场，令人看起来就仿佛可以证明我和他的逃跑是无关的。

　　指挥闯入我的住宅的这帮匪徒的卫队长甚至临走时还同我告了别。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对于我，波里曼并没有作任何指示。

　　第二天早上，扬柯夫斯卡亚来了一会儿。

　　“您的维克多尔那里去了？”她直截了当地问道。

　　她当然是知道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了。

　　“他大概是逃跑了。”我自觉有罪地说道。

　　“您瞧，”她高兴了，“我早就警告过您的！”

　　热列兹诺夫大约需要过一昼夜回来。无论如何应当警告他不能回家来。

　　扬柯夫斯卡亚走后，我叫来了马尔塔。

　　“我有一件事求您。”我说，“恰鲁申先生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没有被捕。亲爱的马尔塔，如果您还有意关心我和他的话，我请您帮助我警告维克多尔有危险。院外很可能有人监视。您要是能出去接迎维克多尔一下可就好了！他回来要经过麦里尼奇那亚大街。请您对他讲，说他不能走进我们的宅院。您再让他指定一个同我会面的地点……”

　　马尔塔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就开始穿起衣服来。

　　“马尔塔，您不害怕吗？”我问道，“您不会引起盖世太保分子注意到维克多尔的踪迹吗？”

　　“贝尔金先生，请您放心好了。”马尔塔很细心地对我解释说，“警察局委托庭院看管人把发生的一切事都通知给他们。但是，这城里的庭院看管人都是拉脱维亚人啊！我认识一个庭院看管人，他会帮助我……”

　　我不知道马尔塔怎样碰到了热列兹诺夫，我已经没有时间问她这件事了，我只知道她在黄昏时分回到了家，并且很认真地说：“恰鲁申先生在街角第三栋房子的大门口等着您，他请您把一份什么名单带去。”

　　我走到外面，把汽车开到门口，仿佛是准备外出一样，我却上了楼，从后门下去，溜进了一个小胡同，绕过一所住宅，到了第三栋房子附近，在大门后面找到了热列兹诺夫。

　　“他们正在找你。”我说，“我们怎么办呢？”

　　“天已经黑了。”他回答说，“冒冒险，我们走一走。”

　　我们和人群混在一起，就不慌不忙地沿街走去。

　　“事情办得怎样？”我问道。

　　“好得很。”他回答说，“后天夜里飞机在格列涅尔的别墅里着陆。您在七点以前必需把一切都准备就绪。如果在七点以前您得不到我的或者是普罗宁的任何消息，您就可以在七点半钟出发，在街角‘道加瓦’旅馆停一下把我带去。请您不要发慌，大概我那时要穿党卫军的制服。我们从那里直奔利耶卢皮。如果有人找我们，那么，无论如低也不会到格列涅尔的别墅里去找。”

　　“普罗宁知道这件事了吗？”我问道。

　　“他知道。”热列兹诺夫简短地说，“他还很不满意，说我们忘掉了备换的马……”

　　我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什么马？”

　　“你读过《三剑客》这本书吗？”热列兹诺夫问我，“您记得达达尼昂带着钻石垂饰从白金汉公爵那里回家的那段故事吗？如果中途没有预备好备换的马匹，他就不会及时遇到巴黎了。普罗宁已经预示我们注意这个问题了。”

　　“汽车可不同马呀！”我反驳说，“而且我们的那辆汽车又非常好。我们两人只需二十分钟就可以跑到利耶卢皮！”

　　“我也不晓得普罗宁说备换的马指的是什么，”热列兹诺夫说，“但是，您可以相信，他不会说空话的。您还不太了解他这个人！”

　　我们走过了一座咖啡馆。门里传来了欢快的乐声。

　　“您把名单带来了吗？”热列兹诺夫问道，“给我吧，我要把抄本交上去。”

　　我悄悄地把那张纸塞进了他的衣袋。

　　“就是说，如果不出什么事，”热列兹诺夫又重复了一遍，“后天七点半稍过一点儿，在街角‘道加瓦’旅馆附近接我。

　　”

　　他离开了我，落后了几步，突然又赶上了我：“还有两句话，”他说，“您在临走以前把马尔塔放走，让她藏起来吧否则她是逃不脱盖世太保的。”

　　他始终是这样子：就是在这样惶惶不安的时刻他也没忘马尔塔。

第十八章 市长的侄女

　　在指定的那一天，我就开始准备走了。这天早晨我下楼到院子里，检查了汽车，并且加满了油，还把风挡玻璃擦得闪闪放光，好叫别人能更真切地看到贴在那上面的通行证。我也检查了手枪，并且装满了子弹。我刮了刮脸，把在里加弄到的一些文件缝到裤里子里。最后又在我住了一年多的宅院里绕了一圈。吃了马尔塔给我做的最后一次午饭……

　　三点钟左右，我到厨房找她去了。

　　“亲爱的马尔塔，今天我要离开里加。”我说，“他们会找我，而且先会问您，要您说我到那儿去了。您是知道盖世太保找人问话会怎样的。我觉得您应当走开，并且别被他们看见。我给您添了麻烦，请您别生我的气……”

　　“贝尔金先，您别道歉了。您做的事并不是为了您自己。”马尔塔照例很安静地说道，“这一切我都明白。”

　　“那您就走吧，马尔塔。”我又说了一遍。

　　“好的，贝尔金先生，”马尔塔很客气地表示同意了，“我这就淮备。”

　　过了半个钟头她来找我告别。

　　保险柜里还有几件金制的首饰：在最近这个时期布莱克先生的那些姑娘已经很少来找我。

　　我把这些东西递给马尔塔，说：“您拿去吧，也许对您会有用的。”

　　“贝尔金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她吃惊地说，“如果被扬柯夫斯卡亚女士知道，我就倒霉了。”

　　“她不会知道的。”我说，“拿着，拿着吧。反正我也没有用处。”

　　她把这些戒指和别针迟迟疑疑地接过去了。我们握了握手，我把她送到了门口。

　　“祝您一路乎安。”她到门口的时候说，“愿上帝保佑您！”

　　她走后我锁了门，就剩我一个人了。

　　四点多钟，我往格列涅尔家里挂电话找扬柯夫斯卡亚。

　　“晚上您不到别处去吗？”我问道。

　　“是的，我们呆在家里。有几个朋友要到这里来。”她说，“阿弗古斯特……如果您能到这里来，我们会感到很高兴的……”

　　“我九点钟左右去。”我说，“请代我向教授问候。”

　　我这样做是打算弄得安全些，免得扬柯夫斯卡亚闯进来。

　　马尔塔刚走不久铃就响了，我开了门，我看见在我面前的原来是……加什凯！

　　普罗宁马上进来，急忙把门关上了。

　　我们甚至都没有寒喧几句。

　　“有什么变化吗？”我问道。

　　他也没有脱外衣，就径直进了客厅。

　　“都准备好了吗2”他问道，“您打算怎么办？”

　　“热列兹诺夫说他已经向您作了报告。”我回答说，“七点半钟，我在‘道加瓦’旅馆门前把他带上，便一直奔利耶卢皮。”

　　“怎么去法？”普罗宁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我的话。

　　“坐我的汽车去。”我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汽车已经添了油……”

　　“问题是能走得远吗？”普罗宁讥诮地问。

　　普罗宁所预见的意外情况到底发生了！

　　“他们鉴于苏联空军的袭击日趋频繁，因此下令非经特殊检查的汽车一辆也不准开出城外。”普罗宁说，“对于您的汽车，还下了特别指令。检查岗已经加强，已经事先警告了警察。您要一到城郊，便马上将您扣留。”

　　“那可怎么办呢？”我喊道，“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普罗宁用责难的眼神瞧了瞧我。

　　“加什凯呆在盖世太保，您说是为了什么呢？命令昨天晚上就发下来了。波里曼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伙。他下令无论如何要找到恰鲁申，并且要监视您的汽车。”

　　“就是说，事情全垮了吗？”

　　“不，还不能那么说。”普罗宁说，“把您隐藏起来，这一点我们还是办得到的。但是飞机已经联系好，要准时降落。危险性增大了。叫人上当是不成的，应当力求成功……”

　　这时，普罗宁预示我们注意的“备换马匹”就用得着了。

　　“只有军用汽车和盖世太保的汽车才可以自由通行，特别是在夜里。”普罗宁说，“那种汽车我们一辆也没有。不过您可以得到一辆谁也不敢阻挡的汽车……”

　　普罗宁先停了一会儿，然后才说出了今我吃惊的一番话。

　　“您可以坐市长的汽车到利耶卢皮。”他说，“就是罗森堡本人的汽车。它将在七点半到您这里，也许稍微晚一些。您可以信赖那个司机。在‘道加瓦’门前带上热列兹诺夫，就到利耶卢皮去。最困难的任务是弄到汽车，不过，我想是可以成功的。汽车里会有一个女人，她将和你们一同去。在路上要根据她的指示让她下车。司机就跟你们一同去。有事可以指望他帮忙，就象自己人一样……”

　　突然，普罗宁不作声了。

　　他又把他采取的决定衡量了一下。

　　我还没见过普罗宁这样。一缕沉思默想的神情掠过了他的面孔，然后他便仔细地盯着我的眼睛，仿佛又斟酌了一下我究竟有什么价值。后来，他赶走了一切疑虑，把手伸给了我。

　　“是这样，马卡罗夫少校，请您注意听着，”他悄悄地说，“还有一件事，我不通过热列兹诺夫，想直接交给您一桩任务，托付给您的这桩任务是有关国家特别机密的……”

　　他从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包。

　　这个东西很象一个金属制的大香烟盒，这个东西上还用铁丝挂着一个很结实的灰色小包。

　　“这里面是一些特别重要的文件。”普罗宁解释说，“您不应该了解其中的内容，顺便说一句，我也是一样。我对包里的文件只是猜到了可能是什么。把它送到莫斯科去，越快越好。为了转送这批文件，可以不惜派出任何人。我选中了您。您可以把它交给军部，他们就会把它送走了。但是……”

　　斯塔姆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上来了。

　　“骗不了他。”他气咻咻地说，“波里曼说要您亲自下去。”

　　再让那个女人在下面等下去是很不体面的，于是我就下去了。斯塔姆拉开了车门。

　　那个女人向我伸出手来：“您是贝尔金先生吗？”

　　我吻了一下她的手，同波里曼和那个陌生军官打了个招呼。

　　“男爵夫人，我听您吩咐！”

　　我觉得我在哪里仿佛见过她……

　　男爵夫人拿出一副卖弄的神情瞧了瞧她的同伴。

　　“诸位，我需要同贝尔金先生单独地谈一谈。我的那位女朋友……”

　　波里曼无可奈何地下了车，那个军官也随着他下车了。他们两人站在不远的地方。

　　冲出去，打开油门！但是在波里曼眼前跑掉是办不到的，他马上就会派人追击，在大街上把他打死也不成。

　　“怎样把他摆脱掉呢？”那个自称是特列特诺夫男爵夫人的女人小声问我。

　　“谁知道这个家伙……”我低声说。

　　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真是落到进退维谷的地步了。这时我突然记起了扬柯夫斯卡亚讲波里曼的那许多话。格列涅尔和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有联系，岂不知，正是由于格列涅尔设法，才使波里曼被任命到里加来了。扬柯夫斯卡亚总说他是自已人。我也想起了泰勒跟我讲的那些话，我就拿定了主意，要试试我手里的护符。杨柯夫斯卡亚曾经预言过，说这个东西在危难关头可以使我脱险。

　　“我有一个办法。”我对那个陌生的女人说罢，就向波里曼走去。

　　“长官先生，请容我问您两句话。”

　　“您要怎样？”波里曼跟着我，怀疑地问道。

　　我们在一盏路灯下站住了。我在衣袋里摸了摸，就拿出我那个铜钮扣给他看了。

　　“您见过这种玩艺吗？”

　　波里曼毫无任何表情，但是我不以为这种钮扣会使他高兴。

　　“您从哪儿弄来了，这个钮扣？”他很不客气地问道。

　　“在一个卖破烂的手里买来的。”我不功声色地回答说，“最亲爱的波里曼先生，您要知道，我可是一个搜集钮扣的呀。”

　　“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我听说过这种三叶钮扣。这个钮扣您是从……”

　　但是他没敢讲出泰勒的名字。

　　‘不管是从哪里得到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三叶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幸福的象征。因此我决定在您身上试一试我这个护符！”

　　波里曼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苦笑了一下。

　　“布莱克上尉，我不太了解您的行径，但是，根据这个标记来看，保护您的是……”

　　他又没有讲出保护我的人是谁。

　　这时，我就开始进攻了。

　　“我们的保护者是一个人。”我粗声粗气地说：“泰勒将军！”

　　“咝！”波里曼向我低声喝道，“不要说出他的名字！”

　　“波里曼，您妨害了我，”我尽可能装作不经心地说，“我同男爵夫人有特别的工作要做。”

　　“请等一等，我们到里面去吧。”波里曼叫我停一停，并向他的那个同伴转过身去。

　　那个人正同男爵夫人站在汽车附近。

　　“昆采，我到上面去一会儿！”波里曼向他喊道，“您不要离开汽车……”

　　我明白了，直到这位女客被亲手交给她的婶娘之前，甚至连我也仿佛处在被扣押的状态中了。

　　我们上了楼梯，在我房门前的梯台上站下了。

　　“您讲吧！”波里曼气咻咻地对我说，“您要我怎样？”

　　不成，打死他是没有好处的……

　　尽管能够把波里曼和他的同伴打死，但是顶多也就是半个钟头之后就会乱作一团，而我们就未必能逃脱出去……

　　活的波里曼我还可以使他暂时不过问我的事，如果他若一死，便马上会追击我的。

　　“波里曼，请您注意听着，”我尽可能沉着而认真地说，“我正在执行一桩特别重要的任务而这是根据……好，我们就不讲这个人是谁了。您是知道他的名字的！您正在破坏这件事！同我们的上级开这种玩笑可是要不得的……”

　　尽管楼梯口灯光晦暗，但我已经看出波里曼激动得面色苍白了：“您是说，决定让您……”

　　“您不应当过问谁做了什么决定，假如认为您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的话。”我尽可能装出十分鄙视的神情说，“您应该忘记您是盖世太保的长官。现在我只把您看作是另一个机关的同事……”

　　“可是……名单呢？”波里曼迟疑地问道，“在我得到名单以前……”

　　“名单是谁的给谁，”我回答说“我已经接到了另一项任务！”

　　“给格列涅尔了吗？”波里曼很吃力地抑制着他那激动的心情，“他原来把我骗了！”

　　“唔，这事就与我无关了。”我和解地说，“现在我需要和男爵夫人单独地在一起，您要把您那位准尉也带走……”

　　波里曼忧郁地摇了摇头：“可是，如果我……”

　　我沉着地吓唬他说：“后悔的可不会是我！”

　　他把视线从我的身上移开了。

　　“好吧。”他勉强地表示同意了，“如果我们的领导已经赋予了您全权，那我就不过问了……”

　　我不晓得他说的领导指的是谁，不过，我以为他很可能指的是格列涅尔。

　　在这次简短的，但意味深长的谈话以后，我们就回到街上，走到了汽车跟前。

　　“亲爱的男爵夫人，长官先生向您以万分的歉意。”我装作献媚地说，“他现在必须火速回到他的办公厅去，但是他希望，假如他明天去向您表示敬意，无论是您，也无论是您的婶娘，可千万别谢绝。”

　　波里曼只是默默地鞠了一躬。

　　男爵夫人很体贴地握了握他的手。

　　“昆采，我们走吧。”波里曼对他的那个同伴说。

　　我上了汽车，斯塔姆握住舵轮，我们就出发了。我向司机点了点头：

　　“我还不知道您贵姓……”

　　“斯塔姆。”他说。

　　“斯塔姆同志。”我告诉他说，“请把车在‘道加瓦”门口停一下，然后便开足马力跑。”

　　“我知道。”他说。

　　那个自称是特列特诺夫男爵夫人的女人并没有过问我们两人的谈话，而且她再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过了五分钟左右，我们到了“道加瓦”。甚至可以说我们并没有停车。热列兹诺夫差不多就是在汽车一边走着一边坐到车里来的。他穿着一身卫队长的制服，如果事前他若不说化装，我恐怕就不能马上认出他来。

　　我清楚地了解：波里曼一定会马上到格列涅尔那里去，我们赢得的每一个钟头都是异常重要的……

　　我们的汽车沿着里加的大街飞驰，我紧张地考虑着：怎样才能给他们追击的路上扔下一块绊脚石。

　　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但是我以为，为了拖住敌人，尽管牺牲十分钟也是值得的！

　　“斯塔姆同志！请把车开到马戏院去一下。”我吩咐说，“您把车停在附近，等着我。我最多不超过一刻钟就回来。”

　　“您这是做什么？”热列兹诺夫问道。

　　“以后，以后再说，”我急忙对他说，“现在没有时间。”

　　斯塔姆把车停在马戏院门前了，我就飞快地向演员的入口处跑去。

　　“岗查列斯先生在那儿？”我一面跑一面对马戏院的一个服务员喊道，“请您领我去吧！”

　　自从那个值得记亿的夜晚——就是岗查列斯在列宾女士的窗下演奏他的小夜曲之后，我就没有看到过他……

　　他在走廊里接待了我。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大衣，里面穿着一件用金箔刺绣的背心。

　　岗查列斯几乎就没有变化，只是稍微显得虚胖些，并且变得更忧郁了。

　　“您好，岗查列斯先生。”我向他打了招呼，“您还没有被杨柯夫斯卡亚女士拒绝吗？”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有对我打招呼，便忧郁地问道。

　　“我没有时间，但是我愿意为您效点力。”我说，也没有理会他讲话的语气，“如果您还没有放弃把扬柯夫斯卡亚女士带到您的牧畜农场去的打算，您就应该采取某种措施。今天夜里扬柯夫斯卡亚和格列涅尔就准备离开拉脱维亚，波里曼先生为他们的这次出走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如果您能快一些，那还能把她留下来。最主要的是别让格列涅尔同波里曼互相串通！”

　　“我不晓得您为什么会把这种变节的事通知我。”他低声尖叫道，“可能是她也打算象骗我那样来骗您，但是您缺乏复仇的勇气……”他把手伸给了我，“您可以得到我的谢意！”

　　他赶过了我，径向门口跑去。

　　有人在他身后喊了一句：“拉孟，拉孟，到您出场怎办啊？”

　　但是，这时岗查列斯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确信他会马上到格列涅尔家去，并且会惹起一场乱子。岗查列斯一去，起码意味着要大闹一场。无论如何，不等事情闹清楚，他绝不会让波里曼接近格列涅尔。我相信，由于这个德克萨斯人的气质，我们在时间上就取得了有利的条件。

　　汽车还在马戏院的门口等着我。

　　斯塔姆简短地问道：“走吗？”

　　“越快越好！”我回答说，“再没有人会拖住我们了！”

　　斯塔姆加大了油门，我们便在城里飞驰而过。全里加的人都认得市长的汽车。我们这辆车开得非常快，警察连向我们举手敬礼都来不及了。

　　“您可叫我急坏了。”热列兹诺夫责难地说。

　　“您要了解情况就好了！”我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驰过了里加的郊区，便飞奔公路。

　　“但愿能绕过岗哨才好。”斯塔姆说，“如果没人看见我们的汽车往哪个方向开走可就更好了。”

　　“难道您不晓得哪里有岗哨吗？”热列兹诺夫惊诧地问道。

　　“问题就是因为知道。”斯塔姆说，“从前我总是从岗哨跟前走，所以不晓得怎样才能绕过它们。”

　　“您根据地图能认出方向来吗？”我问斯塔姆说。

　　我取出了一张里加附近一带的地图，这原来是布莱克的，我们停了一会儿，挑选了不太可能遇到什么人的一条路，便又飞驰起来。

　　“瞧一瞧座位底下吧！”斯塔姆喊道。

　　我们在座位底下拿到了自动手枪——这种武器可比我衣袋里的那种厉害多了——而且，除了几支自动手枪之外，还有一支信号枪和几颗手榴弹。

　　我们马上便把手枪和手榴弹分了，如今，我瞧着那漆黑的夜荣，也仿佛觉得更有把握了。

　　斯塔姆把汽车开到了最高的速度。

　　我瞧了瞧我们的那个女伴……

　　我终于把她认出来了！她正是陪着普罗宁到美沙公园去过的那个姑娘。自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一直没见过她，她在这个时期可瘦多了，而且那身漂亮的衣服也使她的外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想问问她是否还记得我，但是她那神情却显得相当疏远，所以我就什么也没问。

　　大约在到利耶卢皮的半路上，我们的这位“男爵夫人”向我转过身来，并且指了指车窗。

　　我想起了普罗宁的话。

　　“斯塔曼，”我喊道，“停一下吧！”

　　他立刻把车停下了。

　　这位陌生的女人打开了车门。

　　四外是一片漆黑，汽车也隐没在黑暗中，只是远处闪烁着微弱的灯光。

　　“再见吧，同志们。”我们的这位女伴说罢，便跳下了汽车。

　　“天这么黑您可怎样走回去呢？”热列兹诺夫深表同情地问道。

　　“没什么。”她回答说。

　　我们听到了她脚下的小石子沙沙作响，她的身形闪了一下，象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随后便消失了。

　　我们再也看不到她的影子了。

　　我担心地望着那漆黑的旷野。她住哪里去了？这暗中她会碰到什么呢？恐怕我们几个人都在为她提心吊胆……

　　“我们走吧，斯塔姆同志。”热列兹诺夫说。

　　我们继续向前驰去。

　　现在，剩了我们三个人以后，就分派了我们的角色，每个人都应当知道自己在某种情况下怎样办。

　　我们急剧地驰过了利耶卢皮，就驰上了一条我很熟悉的道路，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很高的石砌围墙的轮廓。

　　拱门上点着一盏电灯，大门是开着的。

　　“这是什么鬼把戏！”我喊道，“门为什么开着呢？”

　　“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是在等我们来。”热列兹诺夫解释说，“应当认为，普罗宁打来了电话，警告了卫队，说市长到格列涅尔的机场来了。”

　　斯培姆放曼了速度，我们便驰进了大门。卫队长——一个党卫军军官迎面跑了过来，举着手表示敬意。

第十九章 飞向月球

　　我之所以把这一章叫做飞向月球，是因为在这一章里所描写的飞行是异常困难的，真象飞向月球一样……

　　我们的汽车驰进了大门，大门随后便砰地一声关上了。斯塔姆煞住了车。卫队长跑到汽车跟前来了。汽车的窗帏是掩着的，所以外面看不见车里坐的是谁。热列兹诺夫跳出了汽车，便同卫队长互相问候了一番。

　　“中尉先生，男爵要您马上召集全队集合。”热列兹诺夫说，“他要亲自发布指示。”

　　“在哪儿集合？什么时候？”那个军官简短地问道。

　　“在这里，马上。”热列兹诺夫吩咐说，“市长先生很急！”

　　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形在这里并不是少见的。这个机场不止一次地接待过搭载进行秘密访问的客人的飞机。

　　两三分钟以后，汽车跟前就排了一队党卫队员，加上军官一共是十一个人。

　　“都来了吗？”热列兹诺夫问道。

　　“都来了。”那个军官证实说。

　　“可是，那个站在岗楼上的呢？”

　　“他在站岗呢。”那个军官解释说。

　　“站岗的就是一个人吗？”热列兹诺夫惊诧地问。

　　“是的。”那个军官解释说，“围墙上面有一道铁丝网，是通了电的。”

　　“把那个岗兵也叫来。”热列兹诺夫吩咐说，“市长先生要亲自对全体训话。”

　　那个军官派出一个党卫队员到岗楼上去了。

　　不久，这十二个人就在汽车跟前站成了一排。热列兹诺夫拉开了车门，我和斯塔姆使用冲锋枪的一排子弹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热列兹诺夫留在了大门口，我和期塔姆便向机场驶去。

　　根据我们的估计，飞机很快就该着陆了。

　　这里到处都显得空旷、死寂，看来，这天夜里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待谁。

　　在场地的边儿上有一座小房。

　　我们走进了那座小房，扭开了电门。在这个又窄又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墙上有一个刀形开关。我们冒冒失失地把它打开，随后又关上了：场地上有些信号灯闪现了一刹那。

　　“这可挺顺手。”斯塔姆说，“我原来想还得打信号弹。”我们从机场又到住着孩子们的小房去了。那里也静悄悄的。我们便走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有很多小床，孩子们都在上面睡着了。孩子的数目减少了一些：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藏起来了……

　　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三个女人，也不知道她们是一些什么人：不知是保姆，也不知是护士，还是看守。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女人醒了。她面红耳赤地把被子一直拉到了鼻子上。

　　“军官先生！”她大声喊道，其实我穿着一身便服，斯塔姆穿着一身兵土的服装：大概过去到这里来的大多数人，不管是穿便服还是穿军装，恐怕都是军官。

　　她这一喊把别人也惊醒了。这些女人不晓得我们干什么来了。

　　“斯塔姆，您去看一下，”我说，“看一看是否能给她们弄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斯塔姆很快就找到了一间贮藏室，这个贮藏室没有一扇窗子，但是外面却有一个又大又结实的门门。

　　“这个小黑屋子太好了。”他说，“正好是给她们这种人预备的。”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坐在那里，那就啥事没有。”斯塔姆厉声厉色地说，“如果你们若是打算喊叫，胡闹，我们就把你们都枪毙。”

　　有一个女人便哀求我们不要把她们关在那里，还起誓发愿地说她们什么也不敢干，但是我们信不着她们。

　　在隔壁那所房子里没有找见一个人——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大人。

　　在别墅那栋楼房里只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女厨师，还有一个勤务兵；我们把这两个人关在地下室里了。

　　我们回到孩子们那里，就让他们起床，把他们抱到汽车里去了。

　　把孩子们运完了以后，我们就乘车到热列兹诺夫那里去了。

　　他手里拿着冲锋枪站在岗楼旁边。

　　“飞机要迟到。”他气咻咻地说，“好象有点儿不安静……”

　　但这时，我们却听到了期待已久的轰隆声，于是我同斯塔姆便向机场驶去。

　　斯塔姆把车开到了那个小房，就跑进去了。

　　孩子们挤作一团，在黑暗中坐着，象小鸡雏似地互相紧靠着。有的孩子在晃，有的在睡觉，但是大多数只是哼哼哧哧地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

　　斯塔姆打开了那个刀形开关，机场上的灯光亮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一架又大又笨重的飞机就顺着跑道跑过来了。

　　我们乘车驰到了飞机跟前。

　　飞机颤动着：驾驶员并没有把发动机关上。

　　他跳出了舵舱，在暗中瞧着我：“可真没办法。”他说，“您是热列兹诺夫同志吗？”

　　“不，我是马卡罗夫。”我说，“热列兹诺夫守卫着门口。”

　　“您可知道，情况是这样的……”我开始说。

　　但是鲁尼亚金却大声喊道：“还谈什么情况啊！孩子们呢？孩子们在哪里？快点儿干吧，不然我们就都走不脱了！”

　　斯塔姆用德文对我说，他马上去取孩子。

　　鲁尼亚金怀疑地瞧了瞧我：“这个德国人是个干什么的？”他问道。

　　“这是一位同志。”我说，“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同志。他取孩子去了。”

　　“好了，既是经过考验的就好。”鲁尼亚金说，“我们都去，那会装得快些。”

　　这时，他的身旁又出现了他的两位助手——一位领航员和一位无线电员。

　　“孩子们在哪儿？”有一个人问道。看样子他们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都向那所小房跑去。

　　老实说，我们这一夜对待孩子的态度可不象平常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里那样了。既没有劝说的时间，也没有温存的工夫了，我们就把他们夹在腋下，一次夹两个，甚至是三个，连跑带拖地拉到飞机跟前，塞进机舱，便回去再取别的孩子。

　　这时，从大门口那个方向传来了枪声。

　　“这是怎么回事？”鲁尼亚金问道。

　　“不知道。”我说，“不过很明显，没有什么好事。”

　　“我们去瞧瞧。”鲁尼亚金说。

　　他把领航员留在飞机跟前，我们四个人——鲁尼亚金，那个无线电员，斯塔姆和我，使乘车向大门口飞驰而去。

　　热列兹诺夫在岗楼上站着。

　　我们跑到了他跟前。

　　“维克多尔，出了什么事？”

　　“他们来了。”他说，“是第一批客人！”

　　原来，大门外面开来了一辆小汽车，热列兹诺夫开枪把它赶开了。

　　现在那辆汽车停在远处的树荫下，来人在树阴下躲藏着。

　　我仔细瞧了瞧，但是很难看清楚。

　　我碰了一下热列兹诺夫的胳臂：“你看这可能是谁？”

　　他冷笑了笑。

　　“我已经说过：这是第一批客人，一会儿就要跟着上来了！”

　　有几个人站在汽车跟前等着。

　　突然，我们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叫声。

　　我马上听出来了：这是扬柯夫斯卡亚在喊。

　　“阿弗古斯特，阿弗古斯特！”她大声叫道，“贝尔金，请您答话！”

　　甚至在这里，在这黑夜之中她也信守着职业的习惯，遵从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规矩，不叫我任何别的哪一个名字。

　　我上了岗楼。

　　“您说吧！”我喊了一声，哈下了腰，怕她开枪打我。

　　“您别怕，我们绝不会开枪的！”扬柯夫斯卡亚喊道。

　　在黑暗中，有一件白色的东西在摆动……

　　她把一个手帕系在折下来的一根树枝上举起来当做白旗。

　　“请别开枪！”扬柯夫斯卡亚喊道，“我到门口去！”

　　她果断地沿着大路走来。

　　要想不叫她来是办不到的：她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女人。

　　“您要干什么？”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问道。

　　“难道同军使就这样讲话吗？”她讥诮地说，“请放我进去。”

　　“为什么？”我问道。

　　“难道您骇怕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吗？”她回答说，“我必须同您谈一谈！”

　　“我们放她进来。”热列兹诺夫决定说。

　　热列兹诺夫还站在岗楼上，我同斯塔姆就把杨柯夫斯卡亚放进来了。

　　“您说吧。”我说道，“您要干什么？”

　　“我要单独同您谈一谈。”她说，“我们到一边儿去吧。”

　　她从小道儿上走开了，我不由得也跟着她走去。

　　“您干什么来了？”我问道，“和您同来的还有谁？”

　　“谁也没有！”她大笑起来，“还能有谁同我来呢？您想象不到我那个保镊的搞了一通怎样的把戏。您可把他逗弄够呛。我很想早些来，但是，岗查列斯不让我们任何人讲话，所以我还不明白波里曼打算干什么……”

　　她拉起了我的胳臂。

　　“您打算干什么？”她接下去说，“波里曼的怀疑被证实了。格列涅尔什么也不知道。他既没有从您手里得到名单，也没有从上级那里得到指示。……”

　　“您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打断了她的话。

　　“为了您！”她喊道，“波里曼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查明您的汽车开到哪里去了。那时，一切就都会水落石出的。特遣部队马上就会开到这里。我打算拯救您这条命。反正您是通不过战线的。请帮助我把飞机上全体乘务员的武器缴下米，那么，您就会保证得到宽恕了。他们不会把您送回俄国。您会有钱，有地位，有自由……”

　　她急急忙忙地劝我，应许给我各种各样的好处，并且千方百计地吓唬我。

　　她在来的时候，也许以为能把我劝住，但是，她刚一说出来，我以为，她马上就会明白这种别有用心的谈话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她急急忙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那美妙的生活，个人的自由和有保证的地位，但是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那种结论的说服力了。她还继续往下说着，但是她的脑袋里已经有了另外一种打算，因为她突然从我身旁跳开，从衣袋里把手枪掏出来了。

　　我突然想到，这一次她是绝不会再宽恕马卡罗夫了，但是不对，她瞄准了鲁尼亚金！

　　我不晓得她是无意中选中他的，还是她看出他是驾驶员来了，但是，她这一枪就会把我们大伙都毁了。

　　她真是善于在转眼之间做出决定！

　　我猛地一跳就窜到了她的身旁，把她打倒了。

　　鲁尼亚金跑到了我跟前，我们便用从被击毙的一个党卫队员的身上弄下来的皮带捆起了她的手脚。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你们那里怎样？”热列兹诺夫喊道。

　　“扬柯夫斯卡亚想把他打死？”我指了指鲁尼亚金，大声解释说。

　　我走近岗楼，就把扬柯夫斯卡亚说马上就有特遣部队来这番话对热列兹诺夫讲了。

　　“您怎么还不着急呢？”他说，“不能让大家都遭殃……”

　　他用眼睛寻摸斯塔姆。

　　“斯塔姆同志，”他喊他过去，“有两句话说！”

　　他们两人简短地交换了几句意见。

　　“这样吧，同志们，”热列兹诺夫不慌不忙、清楚明确地说，“现在已经决定了。全体乘务员都回飞机，马卡罗夫同志也去，我和斯塔姆同志设法掩护你们。”

　　“你可以同我们一起飞走！”我喊道。

　　热列兹诺夫指着围墙说：“你以为这些家伙不打算进到这里来吗？可是，我们并不晓得这个机场的全部秘密！我们既不能拿飞机冒险，也不能拿人冒险，而且谁也没有准许我离开！现在我们要把门外的那些家伙拦住，不放他们进来，直到来了……”

　　“不成，”我说，“我不同意！你要同我们一起飞走！”

　　“马卡罗夫同志，您的纪律性有些不强。”热列兹诺夫说，“军部正在等着您。您懂吗？这是统帅部的命令！”

　　他马上转辽身去，便握了握鲁尼亚金的手。

　　“多谢您的帮助……”他的声音刹那间嘶哑了，但马上恢复了常态，“请代我转达……”

　　但是，他再就什么也没有说。

　　“马卡罗夫少校，您去开汽车。”热列兹诺夫吩咐说，“请坐进去吧。”

　　他用头指点了一下杨柯夫斯卡亚。

　　“请把这个女人也带走。”他说，“不必把她留在这里，把她交到特别处。”

　　他又转身对鲁尼亚金说：“鲁尼亚金同志，请您……”

　　驾驶员和领航员走到了扬柯夫斯卡亚身旁，象抬一个口袋似的把她拾了起来，很不客气地把她塞进汽车里了。

　　“斯塔姆同志，带上冲锋枪和手榴弹，爬到房顶上去。”热列兹诺夫说，“我还站在岗楼上。”

　　斯塔姆拿起了冲锋枪。

　　“握握他的手吧。”热列兹诺夫说。

　　我同斯塔姆告了别，他就向警卫小房走去。

　　“现在快些吧。”热列兹诺夫说，“让我们亲吻一下。”

　　我们亲吻了一下，我就转过身来，连头也没有回，就向汽车跑去。

　　几乎就在这同时，外面响起了枪声……

　　起初，枪声还很零散，然后就响起了稠密不断的枪声。枪声是在围墙外面远处响。这枪声是从野地那个方向传来的，但是，不久大路上也传来了枪声。

　　我听了听，就回到热列兹诺夫那里去了。

　　“你听到了吗？”我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人！”维克多尔喊道，“有一支游击部队在这附近活动。上级给他们下了命令，要他们前来保证这次行动。可见，他们是接到命令了！”

　　看来，在这次战斗里几乎就没有—刻感不到同志们的帮助！

　　“就是说，一切都好了！”我喊道，“现在你也可以同我们起……”

　　“不成，不成，谁也没有准许我离开里加。”维克多尔气咻咻地喊道，“少校同志，您为什么又违犯命令？上汽车，搭飞机，请你别再耽搁！”

　　我不能不服从，于是就跑回汽车跟前。不过，我的心里开始觉得平静些了。……

　　“快，快，少校同志，现在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鲁尼亚金说，“外面打枪是怎么回事！”

　　“是游击队！”我解释说，“是特别派来保证我们这次行动的。”

　　“好极了。”鲁尼亚金满意地说，“现在我们就冲出去！”

　　我们经过林荫路，驰过草地向飞机跑去。

　　射击声越来越厉害了，看来，战斗已经十分激烈了。……

　　特遣部队碰到了意外的狙击。

　　我把飞驰着的汽车急忙煞住了。

　　领航员跑到了汽车跟前：“时间太长了。”

　　“好了。”鲁尼亚金说，“警卫小房里的孩子们都抱来了吗？”

　　领航员点了点头。

　　“那就各就各位吧……”

　　飞行员忙了起来。他们把杨克夫斯卡亚扔进了机舱，也让我坐了进去。

　　几分钟以后，我们就起飞了。

　　当我们的飞机升高了以后，下面传来了轰险险的爆炸声。

　　不久，我们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在离开里加的时候我才瞧了瞧表。我觉得仿佛过了好长时间，但实际上这么多的事都是在一个钟头之内发生的。飞机发动机的响声越来越凶；鲁尼亚金还在让飞机往上爬。我摸了摸衣袋里的那个小包，感到快些把它交出去才好……

　　我们下面的大地全消失了，我们飞向了那高不可测的夜空……

第二十章 坦率的谈话

　　我们走后，里加所发生的一切，我只是听普罗宁讲了才知道，而且是经过了好长时间以后。

　　波里曼同我告别以后，马上就去找格列涅尔去了，但是，正象我估计的那样，岗查列斯却比他先到了。

　　岗查列斯出了马戏院，就直奔格列涅尔家去，到那里一打听，便知道格列涅尔确实是要同杨柯夫斯卡亚结婚，而且正准备同她一起离开。关于这件事，格列涅尔直截了当地就同他讲了，并立即吩咐勤务兵把这个捣乱的演员撵出去。

　　岗查列斯气坏了。

　　这时，波里曼刚好赶到，并且要求岗查列斯放他进去，这正如火上浇油一般。

　　格列涅尔和扬柯夫斯卡亚听到吵嚷声就出来了，下面的卫兵也跑了上来。宅门口就打起群架来了。醋火如焚的岗查列斯拿着刀子向格列涅尔扑去，波里曼打算阻拦。于是，岗查列斯便对着波里曼挥起了刀子，这时，有一个党卫队员，为了搭救长官，就把这个例霉的牧人一枪打死了。

　　至少，普罗宁第二天是听到这样讲的，不过，普罗宁认为，扬柯夫斯卡亚本人也可能利用这个混乱的机会，亲自动手打死了岗查列斯，或者是唆使一个党卫队员干的。他这一死对她是有好处的：因为她一下子就摆脱了一个讨厌的追求者，而且也消灭了她那许多黑暗勾当的见证人。

　　但是，岗查列斯到底还是把波里曼刺伤了。在缠绷带的时候发现，伤势并不很重，但是一开头，连同波里曼在内，大家都吓得束手无策了。

　　格列涅尔马上奔过去救护波里曼。波里曼在格列涅尔给他缠绷带的时候就想打听清楚，关于布莱克交名单和新从泰勒将军那里接得一项新任务的事究竟有几分属实。但是格列涅尔光顾缠绷带，开头儿并没有想到波里曼问这个是什么怠思，所以，等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以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不过，扬柯夫斯卡亚却立刻就全明白了。她想起了我曾打听过机场的情况，便跑出了房间，到下面坐进了波里曼的汽车，就以他的名义，吩咐司机把她送到利耶卢皮。

　　无论如何必须拦住我，不让我走脱，甚至也许要把我干掉；因为我一摆脱她的监护，我也就会变成她那黑暗勾当的一个很危险的见证人了……

　　这时，波里曼已经从格列涅尔那里把要了解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要想查清楚里加市长的汽车开到哪里去了，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他便立即下电派特遣部队赶到别墅，他自己也马上出发了……

　　但是，岗查列斯惹的麻烦占去了相当多的时间，当波里曼赶往利耶卢皮的时候我们已经难备起飞了。

　　波里曼到了现场才知道有一架飞机曾经着陆了。在我们的飞机飞向高空的时候，他才赶到利耶卢皮。他马上命令防空部队狙击，并吩咐和他同时一起赶到的士兵向别墅冲锋，把起飞的飞机打落……

　　但是，鲁尼亚金不仅躲开了高射炮的炮火，也避开了被派出追逐的歼击机！

　　党卫队在冲锋以前，就遭到了公路上游击队的狙击，而且，热列兹诺夫和斯塔姆，一个从岗楼上，另一个人从卫兵小房的房顶上，用交叉的火力，就把那些企图钻进围墙的家伙打死了。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提斯塔姆。

　　在战后我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他是一个机器制造厂的机师，是个曾经同情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他尽可能不过问政治。纳粹分子掌权并没有使他怎样特别高兴，但也没有引起他的特别反对。他想瞧一瞧他们掌权以后会怎样。当他看清楚以后，他就离政治更远了：因为对一个诚实人来说，支持纳粹分子的政策是可耻的，而如果同他们进行斗争，那又非常危险。战争开始以后，斯塔姆就被征入伍了。军方得知，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就派他做了汽车司机，起先是派在一支党卫队里，后来又被派到警卫队司令部，最后到了里加市长的手下。

　　但是，在战争期间依旧保持中立是不成的，不去亲自参加屠杀、行凶，就得设法不让他们干这种事……

　　如果说普罗宁和斯塔姆是偶然相识的，那么，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加什凯在德寇后方注意了他所遇到的一切人。

　　“一个诚实的人处在我这种情况下，该当怎样办呢？”有一次斯塔姆问加什凯说。

　　“唔，您可知道，一个诚实的人，他自己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加什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

　　他们两人逐渐就好起来了。于是斯塔姆就开始协助普罗宁进行工作，起初是做一些小事，后来就做了一些大事。

　　所以，遇到困难关头，普罗宁就找他去了。

　　普罗宁讲，说当他去找斯塔姆，并把实际情况对他讲了以后，他只是说了这么几句话：“加什凯同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每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我可以把同志们送到利耶卢皮。让我们考虑一下具体做法吧。”

　　但是，他不仅把我们送去了，还拿起了武器掩护我们动身……

　　当然，热列兹诺夫和斯塔姆是不可能支持很长时间的，但是，他们还是把党卫队员阻挡了一个时候……最后，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们，他们带着重伤，就开始往园林深处撤退了……如果光是他们自己，他们是无法从那里逃出来的，但是，我们的游击队找到了他们，撤退的时候就把他们两人带走了。

　　这时，由鲁尼亚金驾驶的飞机避开了高射炮的炮火．躲开了敌人的歼击机，就在我军的驻地着陆了。

　　鲁尼亚金把飞机降陆以后，就向指挥员报告去了。我和领航员就把那些又饿又怕的孩子们抱了出来，并且喊来了卫生车。

　　医务人员比特别处的人先赶到了：他们把孩子们抱上了汽车，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

　　然后，从军部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同那位领航员就把扬柯夫斯卡亚送到了特别处。我交出了那个小包，报了到，就请假睡觉去了。当时我只想睡，别的什么也不想。

　　第二天，特别处把我叫了去，把我作为扬柯夫斯卡亚案件的证人，一连访问了三天。又过了一天，我就被唤到军事法庭去了。

　　我不准备详细描写这个法庭了，这里并不是写新闻报道的地方。我只说，法庭是按照一切常规审理的，甚至并没有象军事法庭在战时所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匆忙。

　　扬柯夫斯卡亚承认自己从事间谍活动有罪。

　　“是这是我的职业。”她说。“是的，我的活动是反对苏联的。”

　　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的有鲁尼亚金和我。

　　法庭主席让我尽我所知地讲了关于扬柯夫斯卡亚的一切情况。

　　我的证词却使扬柯夫斯卡亚大吃一惊。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不顾及我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把—切真实情况全盘托出。

　　“或者，您还是把结识马卡罗人的情况对我们讲一讲？”主席对她说，“这样做对审理这个案件有好处，甚至对您也有好处。”

　　扬柯夫斯卡亚低下了头：“好吧。”她说，“其实这样做未必能对我有什么好处。”

　　于是她就讲了……

　　扬柯夫斯卡亚的供述没有必要全部写下来，可是，为使好多情况能够让大家清楚起见，还得简略地谈一谈我同她结识的那个值得记忆的晚上的一些情况。

　　诚然，其实她也正是从这儿开始讲的。

　　她简短地，但一般说来还是比较正确地讲了里加当时的情况，并且简单地解释了在我和她初次相逢时使我感到吃惊的一些神秘现象。

　　资产阶级当政时的里加一直是特务活动的中心；根据里加的地理条件和政治情况，它在西方也是处在象东方从前的上海或是哈尔滨那样的地位。

　　扬柯夫斯卡亚同三个间谍机关有联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间谍常常是同时为两个或者为三个间谍机关服务。这样的间谍被称为“双股线”或“三股线”。扬柯夫斯卡亚就是“三股线”，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一个聪明的巴里斯会偏爱哪一个女神的。

　　布莱克自然是不了解她的女助手的这些情况的。作为英国间谍机关的一个军官．他一贯死心塌地地为他自己的政府服务。他之所以能够丧命也是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不愿为大洋彼岸的生意人奔走的英国人。

　　布菜克在搜集军事情报和执行着那些和准备战争有关的一些任务的同时，他不仅想到了当前的战争．而且还想到了战后的问题；他已经准备从事在战后也能使资本家得到利润，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冷战”的某些活动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小特务，在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中从事间谍活动，由于有那么一个汉斯先生到了里加，就使这种气氛更趋白热化了。这位汉斯先生是英国侦探机关的一位代表，他打着一个大商人的幌子来到了里加，在这之前他曾同他的妻子在苏联游历过。

　　汉斯必须同布莱克会面，但是要做得不致使布莱克遇到怀疑。布莱克通过扬柯夫斯卡亚接得了晚上同汉斯在餐厅里会面的指示：因为会面以后，汉斯马上要乘夜航机飞往斯德哥尔摩。

　　杨柯夫斯卡亚便有了劫夺有关布莱克所准备好的间谍网情报的一线希望，这个情报是大洋彼岸间谍机关一直坚持要拿到的。当时，扬柯夫斯卡亚早已经同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接好线了。

　　扬柯夫斯卡亚十分清楚，命令弄到这份名单就等于命令打死布莱克。一般说来，她当时的处境是很为难的：不执行命令，就要被处分，那就意味着被打死，如果打死布莱克，也就会受到英国国家侦探局的追究。最后，扬柯夫斯卡亚认为还是服从她那大洋彼岸的主子为妙。

　　她找史密斯给她帮了忙，他是被指定为她执行某些个别任务的。她便公开地对他说必须打死布莱克。——这种事情根本不必瞒着史密斯。史密斯是容易同意这样干的，因为他嫉妒扬柯夫斯卡亚同布莱克好。顺便提一句，她同谁交往他都吃醋。

　　但是，德国人也是很注意布莱克的活动的。自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以后，住在各该国的德国人可以自由地回国。因此，从德国就来了很多遣侨回国的各种代表，其中就有很多特务。德国的间谍机关甚至还保护了布莱克，当然，他们对他是有着他们自己的打算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护布莱克不让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暗算他。

　　整个事件的发展经过是这样的：扬柯夫斯卡亚先转告布莱克说，晚上要在“罗马”旅社的餐厅里等着他，过后她便警告史密斯，说她已受命将布莱克打死。晚上，扬柯夫斯卡亚就到布莱克那里去了。他们两人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谈话，后来，她就把他打死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扬柯夫斯卡亚就说，贝尔金先生不能来接电话，并且请问找他干什么。打来电话的那个人也没有讲自己的名字，就说会面的地点变了，同贝尔金先生会面仍按原定时间改在‘道加瓦’沿河街上。扬柯夫斯卡亚不熟悉汉斯的语声，她也可能听错了。如果挂电话的不是汉斯，那只能是德国人。

　　扬柯夫斯卡亚走出了布莱克的住宅，到了我们军区司令部占用的那座大楼附近，就等着我。

　　那还是在很早以前，她一瞧见我就注意到我和布莱克长的很相象了，那天晚上她就决定要利用这一点达到她自己的目的。

　　她在我到里加不久就了解了我的情况。我们军区机关有一个电工，把所有到军区司令部去的军官都对她讲了。

　　为了从我身上刺探某些军事秘密，她是不反对同我结识的，若是可能，还要使我爱上她。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同我结识的机会。

　　但是，由于她闹的这个把戏使她受连累的这种境遇迫使她找到了我的头上，她只得求我陪她在沿河街走一程。

　　如果我们遇到汉斯，她就可以走过去，跟他说有人跟踪我。汉斯只能瞧我一眼，就从扬柯夫斯卡亚的手里接过名单，他是不会怀疑我不是布莱克的。

　　但是，汽车刚一出现，杨柯夫斯卡亚就断定，在沿河街的这次会面是查出了底细的德国人安排的，这辆汽车是一位德国遣侨特派代表的。德国人不能不想到布莱克会交给汉斯某些文件。如果他们把我当成布莱克，就可能把我绑架，也可能把我打死。

　　因此，扬柯夫斯卡亚使我们两人装成了一对情侣。德国人就跑过去了，扬柯夫斯卡亚便忙着去会见汉斯。

　　史密斯把我当成了布莱克，他以为扬柯夫斯卡亚行凶末成。他们原来已经约定，如果布莱克到街上来，就由史密斯射杀布莱克。史密斯曾经用哨声给扬柯夫斯卡亚打个警号，但是扬柯夫斯卡亚防止了这种不必要的行凶。

　　史密斯一直在我们身后尾随着，当我们走到街角的时候，这时他发现看错了，但是他看我仿佛是要夺取扬柯夫斯卡亚的手提包，就开了一枪……

　　如果这一枪能打中，我就甭打算再到餐厅里去找那个神秘的陌生女人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一张餐桌旁找到了汉斯，便说布莱克遭到了袭击，受了重伤。汉斯慌了，但是她说凶手并没有抢到名单，汉斯便放心了。于是，她便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他，自然是没有提另外那一份了。她估计说，这次袭击可能是苏联侦察机关干的。这时，我进去了，可惜，当时我暴露了我对扬柯夫斯卡亚的注意。汉斯注意到了我。扬柯夫斯卡亚就说，我是苏联侦察机关的一位军官，并且说我早就就注意了布莱克和扬柯夫斯卡亚，她刚才在沿河街还碰见过我，说这很可能是我要打死布莱克。

　　汉斯命令把我干掉，并且警告杨柯夫斯卡亚说他在临行前还要检查，看这个任务是否已经完成了。扬柯夫斯卡亚没有办法，只得赶在我的前面，到我的住所去。

　　她是带着史密斯同去的。他们两个人藏在楼梯上了。当我—上楼的时候，史密斯就用电筒从上面照了我一下……

　　在对我进行谋害的时候，正赶上德寇第一次轰炸里加，杨柯夫斯卡亚立刻猜到了爆炸声的来由，她做事向来果断，于是便马上决定留下我这条命。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这个又顺从又不了解她情况的新的布莱克，对她会非常有用的……

　　让我冒充布莱克的主意，是她在沉着地执行汉斯命令的那一刹那间想到的。可以说是这个想法使她的手枪没有对准我的心窝，但是却对淮了我的胸部；如果说扬柯夫斯卡亚在这种新的局势下需要我，那也需要使我处在束手无策的状态下，她才便于行事。

　　她没有把我打死，却使我受了重伤。我当时已经不省人事，由史密斯帮助她把我拖出去并不是很困难的。他们把事情搞得挺复杂：在布莱克的住宅里把我包扎好，便由史密斯把布莱克的尸体弄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尸体在一个胡同里被德军炸毁的一栋房子的瓦砾下被发现了，但是这个尸体已经残伤得很历害，竟至使人无法看出是布莱克还是马卡罗夫了。不过穿的衣服和衣袋里的身分证，证明了这是马卡罗夫。同志们便把马卡罗夫埋葬起来，受了重伤的贝尔金就被扬柯夫斯卡亚送到医院里去了。

　　当贝尔金的性命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里加被德军占领了。德国人也知道贝尔金冒名顶替的是谁，所以扬柯夫斯卡亚便告诉给德国人了，何况根据大洋彼岸间谍机关的指示，格列涅尔已经成了她的顶头上司，而他是早就和这个间谍机关发生了关系的。

　　一般说来，她讲的这一切差不多都是已经被掌握了的情况，她也并没有讲多少假话。

　　审理工作已经接近结束了。

　　法庭主席是一个戴着眼镜，上了年纪的上校，他用探询的眼神瞧了我一眼，多半是为了走走形式，便问我：“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摆了摇头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对……”

　　是的，扬柯夫斯卡亚所讲的一切都是事实，不过，她却摆脱了她应负的责任。诚然，她是给这些人和那些人搜集过情报的；但她却救了我这条命——起码在她讲完之后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且，如果不是想杀害鲁尼亚金——她把这个原因解释为由于一时激动——她甚至竟可以指望宽大处理呢……

　　但是，象扬柯夫斯卡亚这种自私自利和恬不知耻的罪人，她为了个人的利益竟玩弄甚至杀害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如果得到宽大处理，那可大不公正了。

　　“讲的都对。”我又说，“但是……”

　　主席又瞧我一眼。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还应当讲一讲同格列涅尔教授合作的情况。”我说，“这件事是值得法庭注意的！”

　　“法庭不应当过问我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扬柯夫斯卡亚暴躁地打断了我的话，“谁也没有权利过问我的私生活！”

　　她非常希望避开这种生活的某些方面。

　　“那么，孩子们呢？”我给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一孩子？”她反问道。

　　“是的，就是您给格列涅尔教授弄去作试验的那些孩子呀！”

　　“什么，什么？”法庭主席连忙问道。

　　于是，我就把我在敌占区里加所看到的一切都对法庭讲了。

　　我讲了吊在街心林荫路上的尸体，被赶到德国去的少年男女和格列涅尔教授别墅里的孩子，并且说明是杨柯夫斯卡亚亲自给她所尊崇的那位学者挑选作试验的……

　　法庭主席伏在桌上，就重新翻阅审讯记录。

　　“这是一种违反人道的罪行。”他冷冷地说，并向杨柯夫斯卡姬转过身去，“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扬柯夫斯卡亚却敢于冷笑了。

　　“马卡罗夫说这些话都是出于嫉妒。”她眯着她那两只傲慢的眼睛说，“他和格列涅尔两人经常为了我互相争风吃醋……”

　　这时，杨柯夫斯卡亚突然站了起来，并且用万分恳求的眼神瞧了瞧法官，就向我伸出手来。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要知道，我以后永远也见不到您了。请您不要见怪。难道您能够忘掉我们两人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吗？……”

　　说老实话，我可真难住了……

　　法庭主席耸了耸肩，用手掌摸了摸他那拔了顶的头皮，正了正眼镜。

　　我没有明白她说的意思，但杨柯夫斯卡亚马上就解释了。

　　“您看，马卡罗夫少校是无法反驳我们两人之间的亲近关系的。”她对法庭主席说，两只狡猾的眼睛一会儿望望他，一会儿又望望我，“只是他急于摆脱责任！”

　　主席严厉地望了望扬柯夫斯卡亚，又正了正眼镜：“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是说明，马卡罗夫是和我一样的间谍。”她用响亮而有些发颤的声音清楚地说：“甚至比我还要大呢！”

　　扬柯夫斯卡亚默不作声了。

　　“我们听您讲。”主席催她说，“讲下去，讲下去吧。”

　　“他是被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派到这里来的。”杨柯夫斯卡亚带着绝望的神情说……

　　于是，她就讲起我同泰勒先生的会见，并且说我已经被他们收买，又说我供给他们重要情报，并且说是我把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冒名恰鲁申的游击队的共产党员出卖给盖世太保了……不错，她说了这一切，目的是要把我也拖下水去。

　　“您怎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呢？”主席冷冷地问道。

　　“您问他好了！”她仿佛要给我当头一击，大声刺耳地喊道，“他为什么不讲他在斯德哥尔摩的活期存款有五万美元呢？”

　　她仍旧以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还是金钱！

　　她举出了例证，就以为我算逃不脱了，但是，法庭甚至并没有容我讲话。

　　“马卡罗夫同志，您可以退席了。”主席照旧冷冷地说，但他那一双眼睛里却闪现着爱抚的神情，“法庭知道是由谁批准您同泰勒将军进行谈判的，至于转给您名下的那笔钱，……”主席甚至说出了存钱的那家银行，便向扬柯夫斯卡亚俯过身去，仿佛以下的话是特地对她说的：“至于那笔钱，已经由马卡罗夫同志托人领了出来，甚至已经用光了，不过不是他自己用的……”

　　我瞧了瞧法庭主席，他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走了。于是，我就向门口走去。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扬柯夫斯卡亚突然在我背后颤抖地大声喊道，“这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这样说是为了使您能同我共命运……因为……喂，您回来呀！因为我爱您……”

　　但是，我并没有回去。

　　我明白，她是想改变由于说谎所给人造成的印象，但是我十分清楚，她最后讲的这几句话也象她的整个生活一样，是一个弥天的大谎。

尾声

　　大概就是这些了。

　　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好多时间，但是我在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些事件却在记忆中无法磨灭。

　　战争结束了，我同我心爱的那个姑娘见了面。她听说我牺牲的消息以后，并没有相信，如果说也相信了一点儿，但是她却一直无法爱上别人。她耐心地等着我。我的妻子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听我讲里加的故事，只是每当我提到扬柯夫斯卡亚的名字的时候，她便皱起眉头……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普罗宁在战后也找过我，我在我的家里同他见面了。

　　我自然开头就问到了热列兹诺夫：“他在哪里？他怎么样？他遇到了什么事？”

　　但是普罗宁并没有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后再讲吧。”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

　　他再也没有对我说别的，我明白了：热列兹诺夫后来的遭遇，显然还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不过现在还不到发表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谈到了我们在里加的那一段生活，我们怎样互相寻找，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唔，您可知道您破获的那个间谍网怎样了吗？”普罗宁问道，“那些‘唐水仙’和‘郁金香’都怎样了？”

　　“留下来的那些大概都被捕了吧？”我猜道。

　　“不错，大多数都被捕了。”普罗宁证实说，并且笑了笑，“不过有三个或者四个，甚至却没有动，为防止万一起见，虽然没有逮捕他们，却有人在监视着他们。”

　　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情……

　　我对普罗宁能那样快那样周密地把布莱克上尉的电台装好，表示十分惊奇和敬佩。

　　普罗宁宽厚地笑了笑：“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在那种情况下，不仅是英国的收发报机，就是要魔鬼我们也能从地下给他们弄出来……”

　　从这次会面以后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顺路到里加去了一趟，但我只能在那里停留一天。

　　我在城里走了走：它还象从前那样漂亮、豪华，被战争破坏了的建筑物我已经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的建筑。我也到过我在柴普利斯家住过的住宅，房子还在，但是住户却换了。

　　给我开门的那个年轻人说柴普利斯在一个乡下区里担任党委书记。

　　我很想见一见他，但是我没有时问去。回到莫斯科以后我给马尔丁·卡尔洛维奇写了一封信，现在我们还常通信。

　　我也想找到马尔塔，但是我不晓得在哪里能找到她，居民住址查询股里并没有找到马尔塔·雅诺美娜·克鲁米内什的名字。

　　后采我便想到墓地去一趟。我顺着林荫路往前走，在纪念碑和十字架之间徘徊，真是奇怪，我又找到了我的墓地，给马卡罗夫立的纪念碑还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

　　还有什么应该讲的呢？……

　　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我常注意外国的报刊。诚然，我感兴趣的是多半是一些专门问题，但是顺便也看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格列涅尔教授到底到了大洋彼岸，他在那里自己有了一所学院，正在飞黄腾达。

　　我谈到过发表在大洋彼岸一家大报上的一封信，是由几名学者写的，他们在信中表示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怀着恶意反对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并且要求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在这封信下面签名的就有格列涅尔教授。

　　唔，最后再谈谈和普罗宁的一次会见吧，因为它和所写的这件事有些关系。

　　我在里加住过那个时期以后，我和拉脱维亚人就结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拉脱维亚爱国者的英雄形象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了，如今，凡是同拉脱维亚有些关系的事我都很注意。

　　一九五五年冬季，在莫斯科举行了拉脱维亚文艺周。普罗宁就请我去看《莱尼斯》那出戏。在上演的时候，普罗宁一直注意着一个女演员，讲她的名字，夸奖她，特别地为她鼓掌——就象我们习惯上对自己的熟人常做的那样。

　　后来，他轻轻地推了我一下，就问：“难道您不认得她吗？”

　　一种模糊的记忆闪动了一下，然后便消失了。

　　“不认得。”我说。

　　“难道记不起来了？”普罗宁吃惊地问，“男爵夫人特列特诺芙！”

　　啊，是美沙公园的那个漂亮的姑娘！

　　“原来是个演员！”我喊道。

　　“她是里加的一个女工。”普罗宁见我说错了，就说，“她根本没有打算进剧院。这是同志们在她演了男爵夫人特列特诺芜以后，才怂原她在戏剧方面发展一下……”

　　普罗宁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让我瞧政府人员坐的包厢。他指了指一位正同我们党的一位领导人谈话的老年人。

　　“您也认不出他了吗？”普罗宁问道，“多姆广场旧书店的那位卖书的！”

　　但是，直到普罗宁对我说了以后我也没认出他来。

　　我就这样又了解了这部所谓惊险小说里两个人物的命运……

　　看来，到这里可以结束了。

　　有的人读过这本小说之后，搜寻一下自己本身生活的记忆，就会相信我，不过也许不会相信，过后就会忘个一干二净……

　　不过我自己是什么也不会忘记的！

　　秋天，一到秋天，每当我那个被射穿过的肺叶使我感到难受的时候，我有时就走到写字台前，拉出抽屉，把上一个世纪科洛拉特矿工服的那个压着三叶草的大铜钮扣拿出来，好久好久地望着这个遗物，于是，我所描写的这些人和事就会在我的记忆中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来。